《祝福》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它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祝福》写于1924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残酷的现实不久就让他失望了。他看到帝制虽被推翻，但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因此他在作品《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科学”，而阻止中国进入民主、科学时代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腐朽愚昧的封建思想。妇女则是封建思想的最大受害者。鲁迅选择妇女题材，写作了《祝福》这篇小说，目的是为了深刻揭露封建思想文化的流弊和余毒。
　　为了揭露封建社会的弊端，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反讽”这种艺术手法。鲁讯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仅是一种美学和文学技巧，更是一种哲学世界观，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反思。那么，什么是“反讽”呢？所谓“反讽”，指的是作品的字面意义与作者的真实意图相悖，使人在作品的表面意义上寻找作者的真实意图。这种哲学世界观在鲁迅小说中极具典型性，下面就以《祝福》为例试论一二。
　　一、描述性反讽
　　即以客观叙述语调构成反讽。这种反讽体现在两个方面：
　　1.祥林嫂自身的表现
　　她本身是个善良本分、勤劳俭朴的农村妇女，可是生活极其不幸。丈夫死后再嫁，可时隔不久再次丧夫，唯一的儿子阿毛也被狼吃掉了，她真正成了“赤条条无牵挂”。一连串的打击让她难以抬起头来。然而，面对噩运，周遭的人不但不为她掬一把同情之泪，反而越发瞧不起她。因为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接连两个丈夫都离世，这个妇女命硬，肯定剋夫、剋子，对这样的“不祥之人”，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在这种困境之下，祥林嫂只得重与生活搏抖，自然而然听信柳妈的鬼话，跑到鲁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她不惜血本，花尽了历年积存的工钱。但她完全没有心痛之感，“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她自认为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在祥林嫂喜悦的神情里，我们能感受得到真正的喜气吗？说到这里，就不能不分析一下她捐门槛的原因。祥林嫂一生中嫁了两个男人，死了两个男人，她的“命”确实不够好。可这是她个人的错吗？不是。因为两个死去的男人，都不是因她加害而死的。然而，在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里，祥林嫂个人没错却有罪，有罪就因为她“克夫”。于是，这个无形的“克夫”罪名，就把祥林嫂完全逼进了一个几乎挣扎的生存状态中。更为可悲的是，久而久之，在这种莫须有的社会谴责中，连祥林嫂自己也茫然地产生了负罪感。为了企望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也为了维持住自己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祥林嫂便倾自己一生的积蓄，兑现了自己最为庄重的承诺——“捐门槛”。因此，在作者客观的叙述中，祥林嫂“舒畅”、“高兴”的表情里隐含一种深深的“悲”的意味：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牢牢束缚了她，使她无法逃离。她的捐门槛是出自封建夫权下的精神恐怖。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①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不仅鲁四老爷，便是和祥林嫂处在同样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
　　2.旁人对祥林嫂不幸的态度
　　按常理说，人们对祥林嫂多舛的命途，给予的应是同情。单不说与她对立的婆婆、鲁四老爷，就说和她处于同等地位的柳妈、鲁镇上的其他人，都表现出一种令人心寒的态度。
　　祥林嫂的不幸之一是再嫁。当丈夫不幸离世后，婆婆为了小儿子的婚事，心安理得地把她卖掉；小叔子为了自己的婚事，居然和别的男人一起强按着她的头与贺老六拜堂。
　　祥林嫂的不幸之二是儿子被狼吃了。当唯一的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了，男人只是“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她们虽然有一些同情心，但是分明是拿她的伤心事当作生活的调味品而已。而当听惯了阿毛的故事时，她们就“烦厌得头痛”了。再后来柳镇人“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一个“似笑非笑”包含了多少让人难以接受的凄苦：她的失夫丧子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悲可叹啊！
　　祥林嫂的不幸之三是头上的疤。柳妈不仅拿她撞坏的伤疤逗她，而且还笑起来。柳妈的一“逗”一“笑”将她对祥林嫂仅有的一丝同情拋之殆尽。
　　祥林嫂的不幸之四是她的死。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面对生命的逝去时，我们应给予深深的同情。然而，鲁镇的人得知她“老了”，不仅连确切时间都不知晓，而且漠然处之。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讶异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他们欢欢喜喜地过新年。
　　可以说，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绳索就如一张网，将祥林嫂束缚其中，直到她悲惨地离开人世。
　　作者如此写来，让我们感到的只有沉痛。鲁迅先生为什么写得这样深刻呢？究其原因，他认为中国的改革首先在精神上，主张“立人”。他曾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封建思想的桎梏牢牢套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近乎麻木，别人的不幸与己无关，聊当笑料又何妨？作者力透纸背，反映的是一种与之相悖的意味：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可以看出，旧的道德观念成了祥林嫂悲惨结局的帮凶。
　　二、情景反讽
　　也称为无意识反讽，或非故意反讽，它存在于叙述事件或事态本身呈观出的反讽性，不是作者故意而为之。
　　譬如说，祥林嫂在遇见”我”时，“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后又追问“也就有地狱了？”之类的问题。“我”想，她肯定是受柳妈的影响，担心“两个男人”在阴府里还要争抢，同时又寄希望于来世，与她的阿毛见一面。在她的眼中，“我”是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从“我”口里应该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结果呢？“我”用一个“也许有吧”、一个“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一个“说不清”便打发了她。“我”的回答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更多的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她问“我”答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在于祥林嫂问话本身的荒谬。毋庸置疑，什么灵魂、地狱都是不存在的，她头脑中的这些概念将自己放置到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境地。可以想见，封建迷信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还有，她捐门槛的本来意图是别人把她当“人”看，视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已。可是，事与愿违。到了冬至的祭祖时节，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一个是如释重负的“坦然”，一个是如避瘟疫般的“慌忙”。祥林嫂辛辛苦苦构建的梦想大厦如此不堪一击，顷刻间土崩瓦解。日日夜夜企盼“做人”的愿望就这样一瞬间化为乌有。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整天就像失魂落魄似的，见了人就害怕，“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不然就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最后被一步一步逼成乞丐，最终在鲁四老爷家“祝福"的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中寂寞地死去了。这个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祥林嫂自身行为的可笑，因为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一一她剋死了两任丈夫、儿子阿毛，人家绝对不会因为捐了门槛而对她有所原谅。再说，捐门槛仅仅是一种迷信活动，能起什么作用呢？她的种种行为将自己置身于可笑至极又令人心酸不已的尴尬境地。
　　另外，小说的结尾描写祝福景象“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祝福。”这段景物描写渲染了热烈的祝福气氛，天地圣众“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气氛。可是，就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祥林嫂却寂然地死去了。她惨死的悲凉，与这热闹的气氛是多么地不协调啊！二者形成的鲜明对照，深化了对封建礼教杀人本质的揭露。这个主题的深化就在客观的叙述中得以完成。
　　以上种种，作者并没有刻意而为之，而事件本身就呈现出了极强的反讽性，将封建礼教杀人的罪恶批判得体无完肤。
　　作者单位：湖北英山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