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先生是我父母、岳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我和妻子私下里一直叫他余叔叔。家母程静宇在写《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一书时，余敦康先生就十分关心，不时向我问及。2011年3月9日，我打电话给先生，他主动提起自己去书店买了一本家母出版的新书《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读后认为此书写得非常好，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即中和而不是西方的斗争。他又主动提出要为家母新书写书评，加以表彰，并说老同学应该写。先生多次跟我说起为什么给母亲写书评，在我们围绕着书评的聊天中，他道出了自己的思考，而我拜读书评又何曾不引发出一些思考呢？
　　家母有关中和思想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成书也是她一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结。先生说家母这本书写得好。书评高度评价《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肯定中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道统的价值及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和，家母这本书抓住了实质。其实先生早就关心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的问题。他在2010年曾写过一篇《国学热感言》，大意是说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观历史背景密切联结的。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并没有出现国学热，兴起的是以电视剧“河殇”为代表的站在西化的立场批判国学的思朝。进入90年代，这股西化思潮受到抑制，国学在学院派的范围内似乎显露出一点热的迹象，但是很快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国学封建复古，不应该提倡。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04年，官方正式提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一些文化精英也在这一年发了“甲申文化宣言”，把开展国学研究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这才澄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国学热的兴起揭开了序幕。
　　这些年，国学确实是热了起来，成绩不小，但是也有显著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研究，为当代中国构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先生认为如果国学热在世界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流文化的认同，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的层次，既不关注现实，也不着眼于未来，这就失去了根本，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衰歇的。先生借家母的书评，强调中和思想回答了“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把国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与作为中华文化价值核心的中和思想联系在一起，也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民族精神的凝聚结合在一起，从而突出彰显了国学研究的价值认同、价值关怀。这种对国学热的反思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2011年10月27日，我和妻子去看先生，谈及当前文化建设问题。他再次表达十分推崇家母的中和观点即和谐，认为这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所在，他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本质的不同，在于中国和谐而西方斗争。我告诉先生说这几年准备研究王阳明乃至于朱熹，因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是中国古代思想走向世界的最主要品牌，他不表示反对，但认为我的易学研究不能丢，要构建新易学，主要挖掘其中的和谐思想以为当代所用。他的这一想法与家母“中和”思想的研究不谋而和，均在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核心。
　　先生说令慈治学功底好，但又十分低调，从来不表现、张扬自己，这一点不像有些人喜欢张扬，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刷存在感。他还强调：书评题目加上令慈的名字就是要大加表彰，她一辈子研究学术，默默耕耘，不求名利，更应加以表彰。这里指的是民国时期家母在上新式小学，受新式教育之前，曾经在外公开办的私塾里读过4年书，这4年的私塾教育主要是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宋词，许多名篇都能背诵，为她以后在传统学术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最后一年选专业，她选择中国哲学史专业，师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等先生。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中关村成立，由潘梓年先生任所长，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也同时成立，家母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当时的中科院本来想调冯友兰先生主持中国哲学史研究组工作，因北大不放，只能请他兼任组长。冯先生对母亲讲：你刚来先给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先生当助手吧，跟他学古文字学，家母协助梁先生出版了《荀子简释》《韩非子浅解》。不久家母就参加了冯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编辑工作，此书聘请了哲学史、思想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所内有容肇祖、梁启雄、刘及辰、王明、吴则虞、王维庭、王维诚、王范之先生，以及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陈克明、程静宇、钟肇鹏、乌恩溥等。所外有谭戒甫、顾颉刚、瞿蜕园、孙人和、冯友兰、王献唐、马宗霍、高亨、侯外庐、张恒寿、张岱年、郭化若、任继愈等先生。家母时任研究组学术秘书，负责各种联络，包括打电话、写信、会议记录等，起上下联通的作用。根据《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原则，除了选择中哲史上有代表性的原文之外，还要把它们翻译成白话文，因家母早年读过私塾，受过很好的古文字训练，后来又受新式教，在沟通文言文与白话文上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梁启雄、容肇祖、王维城、王维庭等先生说古代翻译的标准以程静宇为准，他们希望通过家母的通读，然后使原文通俗化。家母对北大及哲学所这段经历很少提及，觉得耽误这么多年，在专业上没有取得什么成績，愧对老师们的希望与培养，她曾和先生提及此事。另外，家母退休后深居简出，跟学术界没有什么来往，除了见老师、与老同学聚会之外，大都在家随性写些诗文，弄些花草，修身养性而已。先生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与家母一样也选择了中哲史专业，并于1956年考上北大哲学系中哲史专业的研究生，他与家母有共同的老师，几乎在共同的学术前辈指导下学习与研究。因此先生既知晓又理解家母的这段经历，所以才说出上述的话，借写书评似乎是在学术上替老同学“出头”。 先生还建议我多买些书、载有书评的报纸，分送给曾经担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的郭齐勇及武汉大学哲学系同仁，让他们知道程静宇退休这么多年依然在从事学术研究。他还笑着说，我是主动买你母亲的书，又主动给她写书评，这就是老同学！我说家母自觉水平不够，书写的不好，您已成大家，不好意思找您写，所以您写了之后，她感到意外，也很感激，他说这是老同学的友情。
　　纵观先生的书评，不仅是对家母小书的肯定，同时也借此谈及自己对中和等问题的看法，其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看法与家母是一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年代。另外，先生也受亨廷顿等人文明冲突论的刺激，多次跟我说起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书以冷战为界认为，之前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是意识形态，之后的世界冲突则源自文化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思想价值等，主宰世界的将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显然既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中和思想背道而驰。
　　先生晚年致力于《周易》研究，常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在和谐，这显然抓住了《周易》思想。他以《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为例，指出其中的太和即最高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价值理想而言，《周易》的核心思想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其思维模式是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世界观，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共同特征。和谐也可用中和来表示，心性修养上的中和，礼乐尚中和，建国尚中和，治国之道尚中和等，中和思想涉及自然、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诸方面。《周易》与和谐、中和相关的还有时中。中和、时中作为《周易》的智慧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中正和谐，而且因时而变，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可以变通，与时偕行即与时俱进。这一大智慧对化解当今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积极作用。
　　先生讲的和谐即中和，他借诠释《周易》把中和思想提到战略、决策层面，并看成是中国人的智慧，可谓高屋建瓴。总之，中和或和谐是他们一代人的共同期盼与追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