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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语文教材高一必修上册第八单元“词语积累与词语解释”是一个学习活动单元，对应的是“语言的积累、梳理与探究”任务群。该单元从词语的积累、词义的理解入手，最后归结于词语的选择、锤炼与运用。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是语言运用的典范，所以教材建议师生选择经典作家的作品片段，体会作家是如何选择“最恰当、最合适的语言”，是怎样运用不同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的词语进行精准表达的。
本文以两位经典作家为例，结合课内外文本，探究语言选择和运用的基本规律。
一、何谓“最恰当、最合适”？——以汪曾祺小说语言为例
教材指出，辨析词义是为了语言运用“最恰当、最合适”。最恰当要求准确，最合适要求最有表现力。笔者以汪曾祺的小说名篇为例，试作阐释。
1.所谓“最恰当”，其实基于词语选用的准确
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的准确性。他的小说中，准确性往往体现在写景状物时，能够惟妙惟肖、神态毕现。
【示例1】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受戒》）
外貌描写我们太熟悉了，但我们不得不佩服汪曾祺描写时词语的选择。“鸭蛋青”“棋子黑”，澄澈，醒目。“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看起来像是废话，实际是写两位姑娘利索、干净。这是方言土语的奇妙功效。“滑滴滴”“格挣挣”，ABB式对称的叠音词，也收到了整齐、爽利的表达功效。姑娘美丽、干净、利索、可爱，形象呼之欲出。后面的衬托描写就显得不在话下了。
【示例2】这些鱼鹰歇在木架上，一个一个都好像很兴奋，不停地鼓嗉子，扇翅膀，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管鹰的把篱子一摆，二十只鱼鹰扑通一齐钻进水里，不大一会接二连三的上来了。嘴里都叼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鱼，鱼不停地搏动。没有一只落空。有时两只鱼鹰合抬着一条大鱼。喝！这条大鳜鱼！烧出以后，哪里去找这样大的鱼盘来盛它呢？（《故乡人》）
这里的文字几乎都是照实写去，却那么生气勃勃，情趣盎然。“搏动”“合抬着”等词十分传神。更有“喝！这条大鳜鱼！”仿佛不经意的一声赞叹，却极具感人之力。——其实这段文字最好的是最后一句。而最后一句的“这样大的鱼盘”本是一个毫无特色的词语，却有着逼人的活力和趣味，为什么？非关形象生动、逼真传神，而是暴露了作者的童心童趣。作者已经想到了怎么烹调它，甚至想到了烹调好了用什么来盛它，这些孩子气的想法，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一定会拨动聪明的、有趣味的读者的心弦。
2.所谓“最合适”，其实基于词语的表现力
文学语言应是一种半透明的符号，其深层的意味往往就在不确定的含蓄与朦胧之中。
【示例3】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穗。紫红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
讀这种文字，让人觉得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们来看看汪曾祺的用词：“紫红色”“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通红的”，这些都是充满活力的鲜润的颜色，都是饱满的生命状态。最有意思的是“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这是典型的名词叠加式意象描绘法，在他笔下，连蚊子、蜘蛛都是可爱的。
最后一句“扑鲁鲁鲁”也值得玩味，一般来说，“扑鲁鲁”就够了（柳永用过这种技法“念去去，千里烟波……”），汪曾祺多用了一个“鲁”字，说明这只鸟动静特别大，特别有活力，翅膀扑腾的时间足够长。猜想作家在写这一段文字时，精力弥漫，面带调皮的微笑。
【教学提示】“准确”是词语选择的第一要求。“最恰当、最合适”则是“准确”基础上的更高要求。富有表现力的词语，不一定是运用了某种修辞手法或表现手法，可能是词类的活用，或者是特殊的语法结构，还有可能与音节的选择有关、与方言土语的选用有关，甚至与作家的情感、心理有关。因此，教师应指导学生真正进入文本，浸淫体会，多角度思考如何选择“最恰当、最合适”的词语。
二、怎样“利用词语的褒贬色彩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以鲁迅杂文语言为例
教材上说，在特定的语境下，词语的感情色彩会发生转化，表达出更为复杂的情感。更进一步说，用感情色彩明显的词语表达爱憎，是普通作者的做法;高明的作家，常常是以自己的情感态度驾驭词语，赋予词语以情感色彩。笔者以鲁迅杂文为例进行探讨。
【示例4】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战士和苍蝇》）
这里的战士，据鲁迅自己解释，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这里的“苍蝇”概括了社会上“奴才”的类型形象。鲁迅提取苍蝇的性能：逐臭的嗅觉特别灵敏，善于吸嘬秽物。苍蝇的可恶和卑劣之处，在于敏锐地发现死了的战士的“伤痕”而去嘬着污血，又自鸣得意。——奴才们污蔑战士，并自以为得意的形态，与苍蝇如出一辙。这样辛辣的笔触，这样敏锐的发现，这样犀利的讽刺，只有鲁迅能做到。
“苍蝇”在实际生活中，是肮脏、令人讨厌的，但也仅此而已。在鲁迅笔下，“苍蝇”则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因此，选择什么词，远不只是理解词义的问题，而是作家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起作用，是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在起作用。
【示例5】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某些文人，忠于豢养他的主子，为主子奔走，替主子张目;而又装着公允、不偏不倚的嘴脸，他们是知识界里善于伪装，带有相当欺骗性的下流走狗。——从他们身上，一般人都会想到“狗”。用“狗”来形容他们，很正常。但是目光锐利的鲁迅，不满足于一般“狗”的特征，而准确、生动地抓住了“叭儿狗”的形象，赋予了中性词“叭儿狗”强烈的厌憎情感，揭示了这些无耻文人虚伪的嘴脸。
说一条“狗”“折中，公允，调和”，“悠悠然摆出”架势，得了“中庸之道”，这显然是作家主观感情的渲染。“叭儿狗”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但在鲁迅笔下，“叭儿狗”和社会上冒充公允的“走狗”变得“神似”起来，脱离了动物的特征，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感情，被塑造成个性化的具有社会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了。
【示例6】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记念刘和珍君》）
“并非人间”是极端否定式的评价，是对迫害学生的当局的最大讽刺。“所谓学者文人”是直接的贬抑，“阴险的论调”“出离愤怒”“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都是直接的呼之欲出的情感表达，不如此，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无限悲愤。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将一对情感色彩相反的词矛盾地呈现，揭示了作者与无耻文人的云泥之别。
【教学提示】词语的感情色彩反映的是人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评价和态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它是社会主客观因素作用于人的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又作用于语义的结果。客观世界发生变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导致许多词语的感情色彩相应地发生变化。学生对词语静态的感情色彩容易掌握，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或作者主观情感的变化，词语的感情色彩在临时语境中发生变化最需要关注。如褒义变成贬义（鲁迅《藤野先生》：“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贬义变成褒义（“强人”过去指“强盗”，现在指“强者、能干的人”），褒义或贬义变成中性（“小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前是个贬义词，现在压缩为“小资”，是个中性词），等等。这些变化里隐藏着作者的情感态度，也暗含了时代变迁在词语上留下的印记。对于词语感情色彩的这类变化，教学中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三、怎样“运用词语的语体色彩以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以鲁迅小说和散文语言为例
汉语词汇的口语和书面语差异很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汉字本身的特点、书面用语的简省和南北方言的分歧等。两类语体的区别，主要是词汇不同。口语中的一些词，用在比较严肃的文章里就不大合适，而比较严肃的文章里常用的一些词，用到口语中也有些不自然。特别是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如果用书面语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就会显得很不协调。
【示例7】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记念刘和珍君》）
“舊观”“虑及”“黯然”等书面词语，渲染出一种凝重、肃穆的气氛，表明了作者的严正立场，抒发了对北洋军阀政府无比憎恨，对死难烈士无限敬重的深沉情感。如果用口语则很难表达这份沉重庄严的情感。
【示例8】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药》）
短短几十个字，用了抢、扯、裹、塞、抓、捏六个动词，六个动作的发出者都是康大叔，受事对象分别是：灯笼、纸罩、馒头、馒头、洋钱、洋钱。我们从语体色彩的角度探讨一下如何选择更有表现力的词语。
“裹”倾向于口语，动作急速，表现出人物有点不耐烦、急躁。如果换成倾向于书面语的“包”，动作不紧不慢，人物心情就变得平和了。
“塞”倾向于口语，突出了动作的蛮横，表现了康大叔的粗鲁和对华老栓的轻蔑。如果换成倾向于书面语的“交”，动作就十分平缓，也没有明显的情感表现。
“抓”倾向于口语，突出了动作的凶悍，表现了康大叔的贪婪和凶狠。如果换成倾向于书面语的“拿”，整个描写就非常暗淡了。
“抢”“扯”“捏”突出了动作的迅速，表现了康大叔交易的熟练和粗暴。如果换成“拿”“摘”“数”，则不能显示康大叔的野蛮粗俗和对出售人血馒头这一行径的熟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动词都有可以替换的近义词，但作家精挑细选，找到了最能刻画当时情境、最能显示人物性格的“这一个”词。
【教学提示】“炼字”是通过对词性、词义、词的形象性、词的音韵、词的色彩等进行比较，找出一个最恰当的词用在句子里合适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对词的语体色彩的选择，即遣词用语和语体环境相协调，做到用词“得体”。中国古代文人有“炼字”的传统，许多作家对语言文字的推敲到了痴迷的程度。语文学习就是要借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让学生体会如何锤炼词语才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在设计这部分教学内容时，教师可以从教材中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教材要求，自己选择案例，小组讨论分析鉴赏，然后在班级内交流分享，教师再适时予以点拨和点评。
词语的选择，首先基于对词义的准确理解，对词语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的准确把握。从这个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词语，是词汇学的内容。但是，词语承载的内涵必定有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如果是文学作品，还有作家的审美趣味起着内在驱动的作用，所以词语的选择又是审美和文学批评的问题。本单元立足于“语言的积累、梳理与探究”任务群，这个任务群还包括选择性必修上册“逻辑的力量”单元。这两个单元都强调在语言运用中把握相关知识，形成关键能力，而非静态的语汇学与逻辑学知识介绍，这是我们开展活动单元教学要特别注意的。
本文以两位经典作家为例，结合课内外文本，探究语言选择和运用的基本规律。
一、何谓“最恰当、最合适”？——以汪曾祺小说语言为例
教材指出，辨析词义是为了语言运用“最恰当、最合适”。最恰当要求准确，最合适要求最有表现力。笔者以汪曾祺的小说名篇为例，试作阐释。
1.所谓“最恰当”，其实基于词语选用的准确
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的准确性。他的小说中，准确性往往体现在写景状物时，能够惟妙惟肖、神态毕现。
【示例1】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受戒》）
外貌描写我们太熟悉了，但我们不得不佩服汪曾祺描写时词语的选择。“鸭蛋青”“棋子黑”，澄澈，醒目。“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看起来像是废话，实际是写两位姑娘利索、干净。这是方言土语的奇妙功效。“滑滴滴”“格挣挣”，ABB式对称的叠音词，也收到了整齐、爽利的表达功效。姑娘美丽、干净、利索、可爱，形象呼之欲出。后面的衬托描写就显得不在话下了。
【示例2】这些鱼鹰歇在木架上，一个一个都好像很兴奋，不停地鼓嗉子，扇翅膀，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管鹰的把篱子一摆，二十只鱼鹰扑通一齐钻进水里，不大一会接二连三的上来了。嘴里都叼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鱼，鱼不停地搏动。没有一只落空。有时两只鱼鹰合抬着一条大鱼。喝！这条大鳜鱼！烧出以后，哪里去找这样大的鱼盘来盛它呢？（《故乡人》）
这里的文字几乎都是照实写去，却那么生气勃勃，情趣盎然。“搏动”“合抬着”等词十分传神。更有“喝！这条大鳜鱼！”仿佛不经意的一声赞叹，却极具感人之力。——其实这段文字最好的是最后一句。而最后一句的“这样大的鱼盘”本是一个毫无特色的词语，却有着逼人的活力和趣味，为什么？非关形象生动、逼真传神，而是暴露了作者的童心童趣。作者已经想到了怎么烹调它，甚至想到了烹调好了用什么来盛它，这些孩子气的想法，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一定会拨动聪明的、有趣味的读者的心弦。
2.所谓“最合适”，其实基于词语的表现力
文学语言应是一种半透明的符号，其深层的意味往往就在不确定的含蓄与朦胧之中。
【示例3】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穗。紫红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
讀这种文字，让人觉得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们来看看汪曾祺的用词：“紫红色”“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通红的”，这些都是充满活力的鲜润的颜色，都是饱满的生命状态。最有意思的是“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这是典型的名词叠加式意象描绘法，在他笔下，连蚊子、蜘蛛都是可爱的。
最后一句“扑鲁鲁鲁”也值得玩味，一般来说，“扑鲁鲁”就够了（柳永用过这种技法“念去去，千里烟波……”），汪曾祺多用了一个“鲁”字，说明这只鸟动静特别大，特别有活力，翅膀扑腾的时间足够长。猜想作家在写这一段文字时，精力弥漫，面带调皮的微笑。
【教学提示】“准确”是词语选择的第一要求。“最恰当、最合适”则是“准确”基础上的更高要求。富有表现力的词语，不一定是运用了某种修辞手法或表现手法，可能是词类的活用，或者是特殊的语法结构，还有可能与音节的选择有关、与方言土语的选用有关，甚至与作家的情感、心理有关。因此，教师应指导学生真正进入文本，浸淫体会，多角度思考如何选择“最恰当、最合适”的词语。
二、怎样“利用词语的褒贬色彩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以鲁迅杂文语言为例
教材上说，在特定的语境下，词语的感情色彩会发生转化，表达出更为复杂的情感。更进一步说，用感情色彩明显的词语表达爱憎，是普通作者的做法;高明的作家，常常是以自己的情感态度驾驭词语，赋予词语以情感色彩。笔者以鲁迅杂文为例进行探讨。
【示例4】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战士和苍蝇》）
这里的战士，据鲁迅自己解释，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这里的“苍蝇”概括了社会上“奴才”的类型形象。鲁迅提取苍蝇的性能：逐臭的嗅觉特别灵敏，善于吸嘬秽物。苍蝇的可恶和卑劣之处，在于敏锐地发现死了的战士的“伤痕”而去嘬着污血，又自鸣得意。——奴才们污蔑战士，并自以为得意的形态，与苍蝇如出一辙。这样辛辣的笔触，这样敏锐的发现，这样犀利的讽刺，只有鲁迅能做到。
“苍蝇”在实际生活中，是肮脏、令人讨厌的，但也仅此而已。在鲁迅笔下，“苍蝇”则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因此，选择什么词，远不只是理解词义的问题，而是作家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起作用，是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在起作用。
【示例5】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某些文人，忠于豢养他的主子，为主子奔走，替主子张目;而又装着公允、不偏不倚的嘴脸，他们是知识界里善于伪装，带有相当欺骗性的下流走狗。——从他们身上，一般人都会想到“狗”。用“狗”来形容他们，很正常。但是目光锐利的鲁迅，不满足于一般“狗”的特征，而准确、生动地抓住了“叭儿狗”的形象，赋予了中性词“叭儿狗”强烈的厌憎情感，揭示了这些无耻文人虚伪的嘴脸。
说一条“狗”“折中，公允，调和”，“悠悠然摆出”架势，得了“中庸之道”，这显然是作家主观感情的渲染。“叭儿狗”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但在鲁迅笔下，“叭儿狗”和社会上冒充公允的“走狗”变得“神似”起来，脱离了动物的特征，渗透了作家的主观感情，被塑造成个性化的具有社会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了。
【示例6】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记念刘和珍君》）
“并非人间”是极端否定式的评价，是对迫害学生的当局的最大讽刺。“所谓学者文人”是直接的贬抑，“阴险的论调”“出离愤怒”“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都是直接的呼之欲出的情感表达，不如此，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无限悲愤。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将一对情感色彩相反的词矛盾地呈现，揭示了作者与无耻文人的云泥之别。
【教学提示】词语的感情色彩反映的是人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评价和态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它是社会主客观因素作用于人的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又作用于语义的结果。客观世界发生变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也会发生变化，因而导致许多词语的感情色彩相应地发生变化。学生对词语静态的感情色彩容易掌握，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或作者主观情感的变化，词语的感情色彩在临时语境中发生变化最需要关注。如褒义变成贬义（鲁迅《藤野先生》：“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贬义变成褒义（“强人”过去指“强盗”，现在指“强者、能干的人”），褒义或贬义变成中性（“小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前是个贬义词，现在压缩为“小资”，是个中性词），等等。这些变化里隐藏着作者的情感态度，也暗含了时代变迁在词语上留下的印记。对于词语感情色彩的这类变化，教学中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三、怎样“运用词语的语体色彩以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以鲁迅小说和散文语言为例
汉语词汇的口语和书面语差异很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汉字本身的特点、书面用语的简省和南北方言的分歧等。两类语体的区别，主要是词汇不同。口语中的一些词，用在比较严肃的文章里就不大合适，而比较严肃的文章里常用的一些词，用到口语中也有些不自然。特别是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如果用书面语色彩比较浓厚的词语，就会显得很不协调。
【示例7】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记念刘和珍君》）
“舊观”“虑及”“黯然”等书面词语，渲染出一种凝重、肃穆的气氛，表明了作者的严正立场，抒发了对北洋军阀政府无比憎恨，对死难烈士无限敬重的深沉情感。如果用口语则很难表达这份沉重庄严的情感。
【示例8】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药》）
短短几十个字，用了抢、扯、裹、塞、抓、捏六个动词，六个动作的发出者都是康大叔，受事对象分别是：灯笼、纸罩、馒头、馒头、洋钱、洋钱。我们从语体色彩的角度探讨一下如何选择更有表现力的词语。
“裹”倾向于口语，动作急速，表现出人物有点不耐烦、急躁。如果换成倾向于书面语的“包”，动作不紧不慢，人物心情就变得平和了。
“塞”倾向于口语，突出了动作的蛮横，表现了康大叔的粗鲁和对华老栓的轻蔑。如果换成倾向于书面语的“交”，动作就十分平缓，也没有明显的情感表现。
“抓”倾向于口语，突出了动作的凶悍，表现了康大叔的贪婪和凶狠。如果换成倾向于书面语的“拿”，整个描写就非常暗淡了。
“抢”“扯”“捏”突出了动作的迅速，表现了康大叔交易的熟练和粗暴。如果换成“拿”“摘”“数”，则不能显示康大叔的野蛮粗俗和对出售人血馒头这一行径的熟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动词都有可以替换的近义词，但作家精挑细选，找到了最能刻画当时情境、最能显示人物性格的“这一个”词。
【教学提示】“炼字”是通过对词性、词义、词的形象性、词的音韵、词的色彩等进行比较，找出一个最恰当的词用在句子里合适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对词的语体色彩的选择，即遣词用语和语体环境相协调，做到用词“得体”。中国古代文人有“炼字”的传统，许多作家对语言文字的推敲到了痴迷的程度。语文学习就是要借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让学生体会如何锤炼词语才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在设计这部分教学内容时，教师可以从教材中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教材要求，自己选择案例，小组讨论分析鉴赏，然后在班级内交流分享，教师再适时予以点拨和点评。
词语的选择，首先基于对词义的准确理解，对词语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的准确把握。从这个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词语，是词汇学的内容。但是，词语承载的内涵必定有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如果是文学作品，还有作家的审美趣味起着内在驱动的作用，所以词语的选择又是审美和文学批评的问题。本单元立足于“语言的积累、梳理与探究”任务群，这个任务群还包括选择性必修上册“逻辑的力量”单元。这两个单元都强调在语言运用中把握相关知识，形成关键能力，而非静态的语汇学与逻辑学知识介绍，这是我们开展活动单元教学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