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张兴世，战功卓著，封征虏将军，官当得很大。朝廷因为他有功劳，也照顾他父亲，他父亲是个农民，朝廷给了这个农民一个待遇：给事中，即每月领一份“给事中”这样官职的薪水——过去朝廷封赏官员的家属亲戚，是明赏，这样高调赏赐一个有功之臣的家人，就为的是给天下人做榜样：你们也要这样好好做事，为朝廷立功，将来自己当大官不说，家人也能沾光。这样赏赐有个好处，即朝廷的负担在明处，这个账能算清。这样设计制度，最大的优点，在于近人情。后来北宋真宗所做的劝人读书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说的都是很近人情的话，没有大忽悠、没有装。朝廷这样明赏，比起那个天天叫嚷官员子弟不得经商牟利要有效，那种自己当裸官，天天公开说大话，不怕风大煽了舌头，其实子女亲戚在背后发财发得不清不楚，才是朝廷最大的危害。
　　当然，赏赐有一套规矩，不是滥赏，赏赐其实是一种管理，不能让你们自己利用职权去开发利益。同时相应的，也有惩罚规矩，如犯错，也同样被株连。
　　张兴世几次要把他的父亲接到大城市襄阳去住，他父亲不愿意离开老家，说：我就是个农民，我喜欢这儿的生活，你不要难为我了。你要是有孝心的话，给我弄一只鼓角，我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坐在田埂上没事儿吹着玩儿。张兴世为难了，说：这鼓角是皇帝家行军时用的，不是您这样的农村老汉玩儿的。他父亲说：那就算了。张兴世有一次回老家给先人扫墓，他的级别高，随从很多，衣着灿然，声势很大。他的父亲见状，大惊失色：儿子，你的声势太大了，太高调了，咱家先人哪儿见过这阵势啊？会把他们吓着的。张兴世听父亲这样说，赶紧将随从队伍减少到剩下几个人，衣服简素。他父亲才安心。
　　一个农民竟有这样的见识！父子各守法宪，相互警戒，他拿那份“给事中”的钱，朝廷一点也不冤枉。
　　同样是南朝宋，何尚之这个人很有本事，也有胆魄，那年宋文帝在建康即今南京用民工挖了玄武湖，何尚之没有阻拦、劝谏。文帝又想在玄武湖中修建传说中的蓬莱、方文、瀛洲三座仙山，以彰显朝廷“俺们有钱咧”、“天天都是好日子”等国家强盛形象。何尚之急了，力谏阻挡，认为朝廷扩挖玄武湖已经太让百姓受累了，现在又搞这个形象工程，非常不好。在他的劝谏下，宋文帝只好停了这个工程。当时也有不少官员是极力支持以讨好皇帝的，说是建成以后可保建康城和刘宋王朝抵御万年不遇的洪水;过了一段时间，又说抵御千年不遇的洪水;再过了一段时间又说能抵御百年不遇的洪水。何尚之发火了：你们说话到底有谱没谱啊？谁也回答不了这个质问，群议遂寝。何尚之不惜得罪人，以警戒皇帝和百官。
　　何尚之这样做事，是有家教的——他当了吏部侍郎，官级虽不太大，但是那是管官的官，一下子门庭若市，非常热闹。有一年夏天他休假，前来送他上船的官员非常多，多得他都认识不全，个个都跟他在江边合影留念。到了老家，他的父亲何叔度问他：听说你这次回来，官员们倾朝相送，把码头都堵了。是吗？
　　何尚之说：是的，没办法，都是同事，来了大概有几百人吧！
　　何叔度微微一笑，说：从前殷浩做豫章定省，送他赴任的亲戚朋友非常多，多得也是把码头都堵了;后来殷浩给罢官流放到东阳去，他的船停靠在征虏亭码头好多天，连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来看他。你这次回老家休假，那么多人送你，其实那不是送你，那是送吏部郎官，跟你本人没有关系！知道吗？
　　何尚之被父亲这样一说，立即警醒了。回来路上那种衣锦还乡、不免洋洋得意的心情一下子清静下来。
　　父亲在家教子，以人物事理警戒之，在古代是很普遍的。
　　朋友之间也这样相互警戒，推心置腹——
　　北魏外戚冯聿，他的爸爸叫冯熙，他的姑姑就是北魏的冯太后。冯太后和弟弟冯熙年轻的时候经历战乱失散多年，后来寻找到了，所以情感特别好，对娘家的照顾也特别细致。可能是因为弟弟流落在他乡，挨过饿，荣华富贵，明明吃饱了睡觉的，可是做梦却常常给饿醒，所以给冯熙封“肥如侯”，又封昌黎王。冯熙享受荣华富贵，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北魏孝文帝，一个当了皇后，后被废，又将他的第二个女儿立为皇后，三女儿被封左昭仪。冯熙的大孙子也就是冯聿的侄子还娶了长乐公主为妻，拜将军、封南平王。冯家当官的特别多，冯聿不算官最大的，但也有这些头衔：“给事黄门侍郎太中大夫征虏将军兖州刺史信都伯”。冯熙死后，孝文帝一再为他追加荣誉，还亲自给他写了墓志，这荣耀谁比得了？——总之冯家从“屌丝”很快就成为“高富帅”了，极其显赫荣耀。
　　人在得意的时候，一般不会有危机意识，一般人也不给人家提醒有潜在的危机，说人家不爱听的话，人家还以为你羡慕忌妒恨、扫人家的兴呢。所以，一般人都是顺情说好话，让得意的人更得意、更高兴，让得意的人一见到你就能兑现他的成功、得意。
　　但是，冯聿和另外一个官员崔光同一个部门上班，崔光经常对冯聿说：老冯啊！你们家现在富贵太盛了，一定会衰落的！
　　冯聿听了果然不高兴，说：老崔，你怎么回事儿？我们冯家跟你关系不错，你怎么老是咒我们家呢？
　　崔光说：这不是咒，我是以自古以来的事理推论，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宿命。提醒一下你老哥嘛！
　　也有的上司警戒下属的——
　　北周长孙俭当荆州都督，刚一到任，老百姓就上访告状，告郑县县长泉璨。长孙俭召开荆州干部大会，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之后，他将调查泉璨的事儿公布于众，之后自己脱去上衣，跪在主席台上，让人用荆条抽打自己。抽打完了，他说：做一州行政长官，有教育各级干部的职责。现在泉璨同志犯了错误，责任首先要由州委一把手我来承担，是我没有教育好泉璨同志。
　　有人插话说：泉璨又不是您提拔的，您是刚刚到任，怎么能负这个责任？要负，也是您的前任负责嘛。您怎么一上任就给自己头上引爆一个地雷？
　　长孙俭说：我是荆州刺史，我就该负这个责任！这不是我长孙俭负责任，这是荆州刺史在负责任。这就是官场游戏规则！不能到了该由你这个职位负责任的时候，你就说当时我还没有来，我不了解情况。不能这么说！人跟职位不能分开来说，除非你不当这个官。否则，咱们解决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永远找不到问题的源头和依据。咱们有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当官，做了很多错事、坏事，但是他的错误在他离任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全面地充分地显现出来，他一拍屁股走了、升职了或退休了，他犯下的错误和政策失误就永远没有人追究了，后来继任者也不承担，这叫什么规矩？难道没人承担这事儿就完了？难道当官就永远正确，倒霉的只有国家和老百姓吗？这就是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长孙俭自严如此，“阖城无不肃励”。
　　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警戒，皇帝有没有人给他警戒？皇帝有没有内心所忌惮的？有。拿最著名的荒淫无道昏君隋炀帝说事儿——
　　隋炀帝住在显仁宫，他命令所有的侍卫没有他的旨意不得离开岗位，不值班的时候就在营房呆着。可是，有一次卫士长让一个没上班的侍卫外出办了点事儿。隋炀帝知道了，大怒，命人将卫士长押送到大理寺，并指示：杀头。大理寺少卿源师对隋炀帝从容奏道：“陛下您指示杀了卫士长，臣奉命执行就是。这也不用多讨论，谁爱说啥说啥。可是，这个案子既然交给我们大理寺审讯，我们就应该按照朝廷的法律来审问定罪。您现在给大理寺指示杀了卫士长，臣等遵旨。臣斗胆问一句：今后如果还有卫士犯了同样的错误，您是亲自下指示呢？还是让我们大理寺审讯定刑？您亲自下指示那还用我们审讯干什么？交给我们审讯，可是按照法律衡量，不一定是杀头，今天咱们要不要把法律改了？如果让大理寺今后审问定刑，可是您今天的旨意又成为一个典型先例，怎么办？请皇上明察。”隋炀帝被这样一问，警醒了，挥挥手，放了那个卫士长。
　　从前皇帝临朝，有左右史官，记录其言行。每当臣下奏事，与皇帝对答，每一句话都有记录，这也是皇帝非常忌惮的制度。皇帝也是很害怕自己的错误被史官记录在案的。皇权独断，独断就只能由一人负责。所谓集体负责，到了时过境迁，同样一个事件，没有权威的第一档案，各人都拿自己的日记说事儿，真伪难辨，一句集体负责，最后必然是谁也不负责。所以，大理寺少卿源师这样奏事廷对，自然是借助了皇帝负责这一制度，让隋炀帝有所警醒和忌惮，不能因气使权，乱了规矩法度。
　　（选自《桃花扇底看前朝》/许石林 著/鹭江出版社/ 201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