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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以前，日本在军事上占先、国民政府失利的情势下以战逼和，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层层加码，提出种种极为苛刻的条件。时过境迁，形势大变。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战争机器崩溃的征兆已日益明显，无奈之下只得主动开始向中国乞和。
战争形势江河日下，日本人打起了乞和的算盘
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战争机器崩溃的征兆已日益明显。它虽然在中国、在南太平洋各地还占领着大批土地，但美军的猛烈反击正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中美英也联合起来向在中缅印地区的日军发起反攻，日本的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在日本国内，国力枯竭，民生困苦，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四处蔓延，战争已失去必要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实际上已无法再打下去了。
此时，日本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淖不能自拔，对其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因此在中国实现停战，缩短其军事战线已成为日本越来越迫切的需要。1944年秋，日本在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进行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的同时，把向中国乞和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1944年7月，小矶国昭内阁上台后，为摆脱军事上的困局，于 9月5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讨论了向重庆国民政府乞和的问题，具体条件如下：
一、实现全面和平后中国与美英的关系：以中国之善意的中立为满足；由中国方面促使在华英美军队自动撤退。
二、蒋汪关系：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但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国内的问题，由双方间直接谈判。
三、日华条约的处理：废除日华同盟条约，全面和平后另行缔结以日华永久和平为准则的友好条约。此时，对中国内政问题一切不予干涉。对延安政权及共产党军队的处理亦以上述准则处理之。
四、撤兵问题：如在华英美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关于其实行方法，应根据停战协定。
五、满洲国问题：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
六、蒙疆问题：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处理。
七、香港及其他南方地区的处理：香港让交中国。关于南方权益另行考虑。
八、将来的保障：中国方面关于对帝国的保障要求尽可能满足之。帝国对中国的保障要求，为了对付再次侵入中国的英美军队，允许派必要的兵力。
日本提出以上条件，其目的甚为明确：维持七七事变前在中国已得的权益，挑拨中国同英美国家间的同盟关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幌子，加速国共、蒋汪间的矛盾，在中国制造混乱。
为了保密，小矶内阁下令乞和联系这件事只在总理和外务大臣直接掌握下进行，其他形式一律禁止。为了尽快同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小矶在组阁时曾一度邀请宇垣一成大将入阁。宇垣曾任外务大臣，对外交特别是在对国民党方面的联络上有一定经验。1938年，他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时，曾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秘密接触和谈。由于宇垣拒绝入阁，小矶只得让宇垣以个人名义到中国试探同重庆方面联系。于是，宇垣假借视察为名，邀他陆军大学第十四期的同学、“中国通”坂西利八郎一同前往中国。
坂西利八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与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因善于钻研中国问题而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又被派往北京，以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身份刺探中国。在人称日本军中“第一代中国通”的大间谍青木宣纯的引荐下，他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并被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宣纯被调往中国东北，在北京的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坂西与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建立联系，由段将每天收到的各地情报送交坂西，然后择要译成日文送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再转报东京参谋本部。日俄战争结束后，坂西奉调回国，出任野战炮兵第九联队联队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参谋本部立即再度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控北京政府的十多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如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控制段政权而签订的“西原借款”，就是坂西牵线促成的。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到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和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他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1944年9月中旬，宇垣和坂西同行，从东北开始，先后到华北、华中活动，寻找乞和契机。当时因豫湘桂作战正在进行，重庆方面受到的军事压力甚大，无心和谈，宇垣、坂西二人无功而返。
“缪斌工作”难产，小矶国昭下台
小矶不甘心就此作罢，打算直接出马。1944年11月，汪精卫在风声鹤唳中死去，汪伪政权中的大小头目如丧家之犬，纷纷另寻门径，其中尤以缪斌最为迫切。而这时日本因急于乞和，就想到委托汪伪政府的人利用“老关系”去制造直接会谈的机会。于是，缪斌的活动和日本的需求一拍即合。
缪斌，字弼丞，江苏无锡人。抗战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是当时国民党内的大红人。1932年，缪在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的任上因贪污去职，旋去日本。他对日本的武士道推崇至极，撰写了《武德论》 宣扬武力就是道德，公然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张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缪即降日，任华北伪政府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1939年南下投效汪精卫，任汪伪政权立法院副院长。对于缪朝三暮四的面目，日本人知根知底，因此向来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缪斌眼见日本的侵略战争摇摇欲坠，汪伪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便由南京窜至上海。他一面翻脸对南京伪政府进行痛斥，一面派其儿子赴重庆同蒋介石方面联络。
1944年10月初，缪斌找到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向其表示：“我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因此请从中斡旋，允许再度使用被日本宪兵队封闭的无线电台。” 今井武夫参与侵略中国的战争多年，多次参加、筹划了对汪伪的收买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等行动，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对缪斌的身份十分清楚，认为缪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谋略机关的喽啰而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对华乞和是被日本认为非实现不可的最高政策，因此他允诺了缪的要求，并同宪兵队斡旋同意缪使用无线电台。不过，由于今井对缪一直抱不信任的态度，所以暗中密令电波探测机对缪的活动进行监视。
果然，缪斌使用无线电台后并没有同重庆方面联系日本乞和的事，只是同战线附近的电讯所交换了几次物资买卖的情报而已。但缪趁此机会在南京放出空气，说：“日本政府在小矶总理大臣和绪方竹虎情报局总裁主持下，以缪斌为居间人，有自行推进日华和平谈判的意向。”一时间，此消息在南京炒得沸沸扬扬。缪斌此举无疑就是利用日本急于乞和的心理，以从中充任掮客，将来也可向重庆方面邀功。
重庆方面对日方的乞和要求是了解的。不过，由于当时日本方面军事压力太大，况且自抗战开始后，日本方面向来都是把和谈作为军事打击的辅助手段，加之其内部意见不统一，因而对日方的要求基本上不予理睬。但从日本方面来看，由于此时战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乞和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缪斌似乎还真找不到合适的联络人了。
由于“缪斌工作”光打雷不下雨，日方有关人员对他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怀疑。1944年12月10日，今井武夫和日本驻汪伪大使谷正之回东京拜访小矶国昭，谈了对缪的看法。小矶表示“这次的和平工作，恐怕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万一失败，将会造成第二次机会不可再得的局面”，表现出“对缪斌的留恋意外地坚决”。小矶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日蹙，急于在同重庆乞和中寻找出路的心态。
1945年1月，小矶派其士官学校的同学山县初男来华，继续进行乞和活动。山县到南京后拜访了今井武夫。今井非常直率地谈了他对缪斌的看法。此后，今井又通过出差来南京的 《朝日新闻》 记者池田源治向国务大臣绪方竹虎转告其对缪斌的观点。不过，由于此时日本再没有其他的乞和途径，所以还是认为“缪斌工作”不能停止。
1944年，在欧洲与太平洋对德日法西斯反攻作战一片凯歌声中，国民党在豫湘桂会战中反而遭到惨败，日本借此机会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的糟糕表现成为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盟友批评的对象。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最后对日作战的方针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会上，罗斯福为拉苏联对日作战而牺牲中国的权益，损伤中国主权与尊严，蒋介石闻后十分震惊、痛愤，失望之下不得已使出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撒手锏。
此时，华中、华北敌后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作战成效卓著，影响很大，日本投降后，谁先控制日占领区，谁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中国。蒋介石担心日本崩溃后共产党的势力将难以控制，所以想让日本在保留一定实力的情况下投降。因此，蒋介石也需要缪斌做他的一个棋子，以解决在国际、国内的窘迫处境。因此可以说，“缪斌工作”是日本与重庆的蒋介石双方共同需要的结果。蒋让心腹戴笠与缪斌联系，让缪放手去干。
蒋介石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伪南京政府、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缪斌深知此事绝非儿戏，因此要求戴笠提供保证。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后，蒋介石下了一个手令，“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
日本小矶国昭内阁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接受蒋介石所提条件之意。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
1945年3月初，小矶国昭让缪斌飞往东京。缪斌一到东京，便住进了日本的迎宾馆，一些要人陪同其观赏樱花，并与之合影留念等，总之，一切都是破格的。
3月16日晚，缪斌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缪立即向日方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提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伪南京政府并建立留守政府；留守政府成立后，首先请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和撤兵；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留守政府，开始对停战及撤兵问题进行谈判，待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发表之。
缪斌以中间人的身份向日本提出了以上条件，但日本人也不傻。内阁一些人提出，如果按照这些条件去做，一旦南京汪伪政府取消改为留守政府，而与重庆方面的谈判又不成，犹如泼出去的水，局面将不可收拾，而改编成立的留守政府又将由缪斌一伙人所控制，局面更坏。还有人提出，既然小矶内阁与重庆方面乞和的决心这样大，不如甩开缪斌居间人，直接与重庆方面接触，从正面进行谈判。
3月31日，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会人员提出了对缪斌的不信任和日本不能单方面撤军的理由。有的人甚至对缪的身份及和重庆的关系提出质疑。一时间，小矶内阁骑虎难下，进退两难。4月3日，日本天皇就缪斌工作向小矶国昭进行询问时，对小矶进行了责难。5日，小矶内阁辞职。
随着小矶内阁的垮台，缪斌也被赶出了日本。缪回到上海后，到处吹嘘自己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招待，拿着与皇族东久迩宫及其他日本高级官员并肩合影的放大照片到处招摇。未几，日本战败投降。缪又立马变了一副嘴脸，大讲自己怎样到日本促其投降，为国民党政府不惜奔走，是有功之臣。不仅如此，他还到处大讲和蒋介石的关系如何如何，蒋封了他什么职务、交给了他什么任务，等等。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之下，缪斌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缪斌不识时务反而大讲特讲，无疑等于让蒋下不来台。尤其是蒋背着盟国单独派人与日本媾和这件事如被抖搂出来，蒋将无法解释，颜面尽失。因此，抗战一胜利，缪作为汉奸首先被捕，并于1946年5月21日作为一号汉奸被处死。
战争形势江河日下，日本人打起了乞和的算盘
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战争机器崩溃的征兆已日益明显。它虽然在中国、在南太平洋各地还占领着大批土地，但美军的猛烈反击正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中美英也联合起来向在中缅印地区的日军发起反攻，日本的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在日本国内，国力枯竭，民生困苦，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四处蔓延，战争已失去必要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实际上已无法再打下去了。
此时，日本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淖不能自拔，对其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因此在中国实现停战，缩短其军事战线已成为日本越来越迫切的需要。1944年秋，日本在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进行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的同时，把向中国乞和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1944年7月，小矶国昭内阁上台后，为摆脱军事上的困局，于 9月5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讨论了向重庆国民政府乞和的问题，具体条件如下：
一、实现全面和平后中国与美英的关系：以中国之善意的中立为满足；由中国方面促使在华英美军队自动撤退。
二、蒋汪关系：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但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国内的问题，由双方间直接谈判。
三、日华条约的处理：废除日华同盟条约，全面和平后另行缔结以日华永久和平为准则的友好条约。此时，对中国内政问题一切不予干涉。对延安政权及共产党军队的处理亦以上述准则处理之。
四、撤兵问题：如在华英美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关于其实行方法，应根据停战协定。
五、满洲国问题：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
六、蒙疆问题：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处理。
七、香港及其他南方地区的处理：香港让交中国。关于南方权益另行考虑。
八、将来的保障：中国方面关于对帝国的保障要求尽可能满足之。帝国对中国的保障要求，为了对付再次侵入中国的英美军队，允许派必要的兵力。
日本提出以上条件，其目的甚为明确：维持七七事变前在中国已得的权益，挑拨中国同英美国家间的同盟关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幌子，加速国共、蒋汪间的矛盾，在中国制造混乱。
为了保密，小矶内阁下令乞和联系这件事只在总理和外务大臣直接掌握下进行，其他形式一律禁止。为了尽快同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小矶在组阁时曾一度邀请宇垣一成大将入阁。宇垣曾任外务大臣，对外交特别是在对国民党方面的联络上有一定经验。1938年，他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时，曾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秘密接触和谈。由于宇垣拒绝入阁，小矶只得让宇垣以个人名义到中国试探同重庆方面联系。于是，宇垣假借视察为名，邀他陆军大学第十四期的同学、“中国通”坂西利八郎一同前往中国。
坂西利八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与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因善于钻研中国问题而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又被派往北京，以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身份刺探中国。在人称日本军中“第一代中国通”的大间谍青木宣纯的引荐下，他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并被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宣纯被调往中国东北，在北京的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坂西与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建立联系，由段将每天收到的各地情报送交坂西，然后择要译成日文送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再转报东京参谋本部。日俄战争结束后，坂西奉调回国，出任野战炮兵第九联队联队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参谋本部立即再度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控北京政府的十多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如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控制段政权而签订的“西原借款”，就是坂西牵线促成的。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到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和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他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1944年9月中旬，宇垣和坂西同行，从东北开始，先后到华北、华中活动，寻找乞和契机。当时因豫湘桂作战正在进行，重庆方面受到的军事压力甚大，无心和谈，宇垣、坂西二人无功而返。
“缪斌工作”难产，小矶国昭下台
小矶不甘心就此作罢，打算直接出马。1944年11月，汪精卫在风声鹤唳中死去，汪伪政权中的大小头目如丧家之犬，纷纷另寻门径，其中尤以缪斌最为迫切。而这时日本因急于乞和，就想到委托汪伪政府的人利用“老关系”去制造直接会谈的机会。于是，缪斌的活动和日本的需求一拍即合。
缪斌，字弼丞，江苏无锡人。抗战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是当时国民党内的大红人。1932年，缪在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的任上因贪污去职，旋去日本。他对日本的武士道推崇至极，撰写了《武德论》 宣扬武力就是道德，公然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张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缪即降日，任华北伪政府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1939年南下投效汪精卫，任汪伪政权立法院副院长。对于缪朝三暮四的面目，日本人知根知底，因此向来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缪斌眼见日本的侵略战争摇摇欲坠，汪伪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便由南京窜至上海。他一面翻脸对南京伪政府进行痛斥，一面派其儿子赴重庆同蒋介石方面联络。
1944年10月初，缪斌找到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向其表示：“我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因此请从中斡旋，允许再度使用被日本宪兵队封闭的无线电台。” 今井武夫参与侵略中国的战争多年，多次参加、筹划了对汪伪的收买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等行动，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对缪斌的身份十分清楚，认为缪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谋略机关的喽啰而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对华乞和是被日本认为非实现不可的最高政策，因此他允诺了缪的要求，并同宪兵队斡旋同意缪使用无线电台。不过，由于今井对缪一直抱不信任的态度，所以暗中密令电波探测机对缪的活动进行监视。
果然，缪斌使用无线电台后并没有同重庆方面联系日本乞和的事，只是同战线附近的电讯所交换了几次物资买卖的情报而已。但缪趁此机会在南京放出空气，说：“日本政府在小矶总理大臣和绪方竹虎情报局总裁主持下，以缪斌为居间人，有自行推进日华和平谈判的意向。”一时间，此消息在南京炒得沸沸扬扬。缪斌此举无疑就是利用日本急于乞和的心理，以从中充任掮客，将来也可向重庆方面邀功。
重庆方面对日方的乞和要求是了解的。不过，由于当时日本方面军事压力太大，况且自抗战开始后，日本方面向来都是把和谈作为军事打击的辅助手段，加之其内部意见不统一，因而对日方的要求基本上不予理睬。但从日本方面来看，由于此时战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乞和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缪斌似乎还真找不到合适的联络人了。
由于“缪斌工作”光打雷不下雨，日方有关人员对他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怀疑。1944年12月10日，今井武夫和日本驻汪伪大使谷正之回东京拜访小矶国昭，谈了对缪的看法。小矶表示“这次的和平工作，恐怕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万一失败，将会造成第二次机会不可再得的局面”，表现出“对缪斌的留恋意外地坚决”。小矶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日蹙，急于在同重庆乞和中寻找出路的心态。
1945年1月，小矶派其士官学校的同学山县初男来华，继续进行乞和活动。山县到南京后拜访了今井武夫。今井非常直率地谈了他对缪斌的看法。此后，今井又通过出差来南京的 《朝日新闻》 记者池田源治向国务大臣绪方竹虎转告其对缪斌的观点。不过，由于此时日本再没有其他的乞和途径，所以还是认为“缪斌工作”不能停止。
1944年，在欧洲与太平洋对德日法西斯反攻作战一片凯歌声中，国民党在豫湘桂会战中反而遭到惨败，日本借此机会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的糟糕表现成为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盟友批评的对象。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最后对日作战的方针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会上，罗斯福为拉苏联对日作战而牺牲中国的权益，损伤中国主权与尊严，蒋介石闻后十分震惊、痛愤，失望之下不得已使出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撒手锏。
此时，华中、华北敌后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作战成效卓著，影响很大，日本投降后，谁先控制日占领区，谁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中国。蒋介石担心日本崩溃后共产党的势力将难以控制，所以想让日本在保留一定实力的情况下投降。因此，蒋介石也需要缪斌做他的一个棋子，以解决在国际、国内的窘迫处境。因此可以说，“缪斌工作”是日本与重庆的蒋介石双方共同需要的结果。蒋让心腹戴笠与缪斌联系，让缪放手去干。
蒋介石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伪南京政府、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缪斌深知此事绝非儿戏，因此要求戴笠提供保证。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后，蒋介石下了一个手令，“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
日本小矶国昭内阁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接受蒋介石所提条件之意。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
1945年3月初，小矶国昭让缪斌飞往东京。缪斌一到东京，便住进了日本的迎宾馆，一些要人陪同其观赏樱花，并与之合影留念等，总之，一切都是破格的。
3月16日晚，缪斌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缪立即向日方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提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伪南京政府并建立留守政府；留守政府成立后，首先请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和撤兵；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留守政府，开始对停战及撤兵问题进行谈判，待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发表之。
缪斌以中间人的身份向日本提出了以上条件，但日本人也不傻。内阁一些人提出，如果按照这些条件去做，一旦南京汪伪政府取消改为留守政府，而与重庆方面的谈判又不成，犹如泼出去的水，局面将不可收拾，而改编成立的留守政府又将由缪斌一伙人所控制，局面更坏。还有人提出，既然小矶内阁与重庆方面乞和的决心这样大，不如甩开缪斌居间人，直接与重庆方面接触，从正面进行谈判。
3月31日，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会人员提出了对缪斌的不信任和日本不能单方面撤军的理由。有的人甚至对缪的身份及和重庆的关系提出质疑。一时间，小矶内阁骑虎难下，进退两难。4月3日，日本天皇就缪斌工作向小矶国昭进行询问时，对小矶进行了责难。5日，小矶内阁辞职。
随着小矶内阁的垮台，缪斌也被赶出了日本。缪回到上海后，到处吹嘘自己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招待，拿着与皇族东久迩宫及其他日本高级官员并肩合影的放大照片到处招摇。未几，日本战败投降。缪又立马变了一副嘴脸，大讲自己怎样到日本促其投降，为国民党政府不惜奔走，是有功之臣。不仅如此，他还到处大讲和蒋介石的关系如何如何，蒋封了他什么职务、交给了他什么任务，等等。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之下，缪斌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缪斌不识时务反而大讲特讲，无疑等于让蒋下不来台。尤其是蒋背着盟国单独派人与日本媾和这件事如被抖搂出来，蒋将无法解释，颜面尽失。因此，抗战一胜利，缪作为汉奸首先被捕，并于1946年5月21日作为一号汉奸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