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下某些《语文》教参上的说法，陶渊明是一个消极避世的隐士。这实在是对陶渊明的极大误解。在我心目中，陶渊明是一个执着的守护者，他守护着中国文化最清洁的精神，守护着中国文人最高贵的气节。
　　督邮要来视察了，好心的小吏提醒说：“应束带见之。”陶渊明轻叹一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把官印悬在门梁上，他回到了属于他的田园，一个由青山绿水和洁净的精神构建的田园，只留给惊愕的官场和哗然的尘世一个决绝的背影。这个决绝的背影，与其说是归隐，不如说是宣战，向漆黑的官场和恶俗的世风宣战。在这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宠然大物面前，陶渊明是那么弱小。孟子曰：“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就是凭着这股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身单力薄的陶渊明顽强地对抗着这个宠然大物，守护着中国文化最清洁的精神和中国文人最高贵的气节。“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此气魄，非大公大智大勇者，孰能为之？
　　这种守护的代价是沉重的。首先，陶渊明这个正宗的“官二代”必须牺牲享乐，乃至健康。没了工资奖金和“冰敬”“炭敬”之类的收入，他必须下田干活，“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年成不好时，还得忍饥受冻。生病了，不再享有高干病房。
　　为了这份守护，他还要忍受乡邻的讥笑和妻子的唠叨。“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菜妇。”在信中，陶渊明这样感慨。笑贫，是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通病，陶渊明的村庄也未能免俗。妻子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一件新衣服，两尺红头绳，三顿热饱饭，如此而已。然而，家里不多的收入有不少拿去变了酒，浇了他的愁肠。失望之余，妻子唠叨几句，也是应该的。
　　为了这份守护，他的儿子们要忍受饥寒。“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这是陶渊明作为一个父亲的深深自责。既无祖宗遗产，又无“铁杆庄稼”，舞锹弄锄又不是他的强项，陶渊明只能委屈儿子们，让他们忍饥受冻。“汝辈稚小家贫，每得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儿子们要忍受的还不仅仅是饥寒，为了一家的生计，年幼的儿子们还要做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重的农活或家务活。无法给孩子一个富足的，哪怕只是安稳的童年，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悲哀啊！然而，为了这份守护，陶渊明将责任扛在肩上，将痛苦埋在心底。
　　也正是陶渊明守护的这种清洁的精神和高贵的气节，滋养出一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面对盛气凌人的权贵，李白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元军高官厚禄的诱惑前，文天祥吟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走向刑场。饥肠难耐，美国人将香喷喷的白米白面抛到脚下，朱自清不屑一顾，将头偏向一边……然而今天，随着不识时务的马寅初、孤军直言的黄万里、固守书斋的钱钟书、淡泊真醇的季羡林等大师的谢世，1500多年前执着守护清洁精神与高贵气节的陶渊明竟然成了可笑的迂执者、落伍者，一个孤僻的人、一个自傲的人、一个缺少进取精神的人，一个消极逃避问题的人——时尚的人们作如是评价！
　　于是，文化成了搭台的奴仆，经贸则变成了唱戏的主角。财经论坛上，某些专家学者嘶声力竭地鼓唇呐喊，只是为了权贵们施舍的一点点残羹冷炙；互联网里，某博导语重心长地教导弟子：“当你四十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面对以资产排名的作家排行榜，麦家悲哀地感叹：“文学已死。”在浮华与浮躁的时代大潮中，“弄潮儿”们高歌猛进，大展宏图，财源滚滚，而视“清洁”“高贵”如敝屣，甚至把它当做绊脚石远远踢开。我们大家的物质世界的确丰富了许多，但我们精神的天空呢？有的人除了声色犬马外，苍白得一无所有。
　　陶渊明，这个执着的守护者，他的背影曾经是那样高大清晰，让许多人不敢望其项背，然而如今却被时尚的人们涂抹得如此的模糊琐屑，该怎样向莘莘学子讲解陶渊明及陶渊明们的精神守护，是语文课堂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