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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短视频成为新媒介语境下全新的视频文本形态，是碎片化时空场景中一座蔚为壮观的媒介景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8.50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5.6%。短视频已成为新时代人们发布和接收信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
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各类信息充斥着各大网站和个人社交平台，人们的恐慌情绪一下被点燃，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其作用是消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诸如《武汉莫慌，我们等你》（乐舒婷，2020）等一批内容积极、制作精良、传播高效的公益主题短视频，给恐慌的民众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逆行者”“请愿书”“红指印”等短视频，随后席卷各大自媒体传播平台，获得大量转发和点赞，助力战“疫”。
一、叙事策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1]把意识形态描述为一种日常话语，这种话语体系是用来为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服务的，这是从日常话语的交流以及人际关系的相处维度来阐释的。因此，在这种话语体系下，人们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将更加具体、更加务实、更加“接地气”。它是一种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的话语符号，消解了意识形态中泛政治化、阶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高高在上和严肃性，变得更加亲民，更加贴近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概念。本文所探讨的“公益”短视频就是用这种普罗大众更为接受的叙述模式，展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合集。
“公益”短视频的叙事文本是一种以新闻事实为依据的文本，“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和方法，这里的新闻叙事作品就是新闻文本。”[2]“新闻叙事作品中的新闻事实是叙事学中‘故事’外延的一种扩展。‘故事’指从叙事文本或话语的特定排列中抽取出来的、由事件参与者引起或经历的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3]“公益”短视频中的故事是指新闻事件本身，在此基础上，选择叙事主体和叙事视角，配合叙事符号，将意识形态融入其中。
《武汉莫慌，我们等你》采用了全知视角，运用声画对位的方式，画面配合解说，展现了封城后武汉城市的全貌：空旷的城市街道、戴口罩的人群、被病毒侵蚀的武汉市民、奔赴前线的救援人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每个人都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视频大部分镜头采用无人机拍摄，把武汉这座“空城”的“喧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解说词更倾向于“文学性 口语化”的表达，而并非新闻性语言，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同期声的加入，更像是一种记录，也是情绪渲染的一种手段。在短短两分钟的视频中，叙述者摒弃官方的新闻性叙事方式，以一种更加日常化和口语化的表达，平和的讲述、带有交流感、突出体验性，直观地呈现出叙述者的价值观和风格，富有朴素的生活气息，向观众展现了一幅武汉的精神地图。这种日常化的叙事模式更易被观众所接受，也更符合新媒体互动社交的传播特性，便于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认同。
与此相类似的，2018年春节期间，“二更（原创短视频内容平台）”制作的“百姓说新年”短视频宣传片，从全国范围内选择出19位不同身份的受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省份，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二更”聚焦于“身边人”和“普通人”，挖掘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城市发展印记和历史文化变迁，以归家开篇，在传统年味中突显幸福团圆，用扎实奋斗生动注解“中国梦”，可说是非常成功的新时代、新气象主题宣传片，相比传统媒体的纪实片，新媒体平台原创纪实短视频的主题有了很大改变，由严肃的社会性话题转向对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探讨，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之美。比如“一条”（自媒体品牌）视频，专注挖掘不为人知的美好小店，精心打造艺术与时尚领域人物微视频，倡导生活美学。“二更”接地气的人物短视频也具有特别的优势，互动性与用户黏性强，同时也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真挚的情感，容易吸引更多层面的受众关注。
诸如此类的“公益”类短视频，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与短视频这种新兴载体相结合，文本更注重以情动人，在主旋律话语体系下寻求情感的共通点，践行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全新解读。
二、情感表达：从个体到国家，寻求情感共同体
“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的关键力量。”[4]毋庸置疑，聚合情感能量亦是构筑社会力量的主体诉求。“公益”类短视频以静制动，平淡真切的生活场景与简洁流畅的叙事策略使其具有静态的观感，再辅以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和紀实类短视频的人文化特质，特定生活情境下个体生命迸发的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聚合着用户汹涌浓烈的情感能量。人类的悲欢总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体现在个人与家庭亲情之间，也体现在个人与社会交往之间。疫情防控期间，各类“聚民力”“强人心”的“公益”短视频席卷各大社交平台，转发和点赞量突破百亿。“逆行者”似乎是这个疫情防控期间被提到最多的词汇，“逆行者”的主体是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军人、基层工作者、志愿者等等，他们以一己之力，扛起社会责任的重担，只因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吾辈”当挺身而出，挽救于万一。而这些抗疫一线的“战士”们，本身也是“孩子”的“父母”，“父母”的“孩子”多重的社会身份，赋予他们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双重属性。观众也从自身出发，寻求到与他们之间的情感共鸣。
在寻求情感共鸣上，《武汉莫慌，我们等你》无论从文本的解说词，还是从拍摄素材的选取上，“热干面”“武大樱花”“二桥”等具有城市标签意义的符号，被放置在特定场域下，耐人寻味。短视频被创作者在社交平台发布后，转赞无数，更引申出“重庆小面”等“热干面”、“鸭血粉丝”等“热干面”、“兰州拉面”等“热干面”以及全国各地美食和“热干面”的互动;抗疫作品《我是新冠病毒，我只输给顽强不屈的中国人》（刘晓、李想、彭云婷、裴裴，2020）将新冠肺炎病毒“拟人化”，以漫画形式手绘出新冠肺炎病毒的前世今生，从心理上降低民众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畏惧，重拾国人战胜病毒的勇气和信心，经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发布后，阅读量瞬间10W 。网友们通过不同方式创作段子，为武汉加油打气。短视频中欲扬先抑的情感输出，使得被疫情压抑已久的民众情绪瞬间被点燃，先前的各种焦虑、恐惧的负面情绪，在这样的话语空间下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决心，是相信国家能够排除万难、生生不息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已然跳跃出个人空间而上升到家国层面。正是这类“公益”短视频，起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作用，在思想层面上，逐渐打消疫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消极影响。 类似的“公益”短视频还有《大海小雨》（东熠，2019），关注自闭症人群;《仙鹤寻踪》（中国绿化基金会落地守护计划，2019），关注环境保护;《爱无国界》（韦靓，2016），关注无国界帮助等。这些“公益”类短视频从个体经验出发，以小人物视角，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大爱”，文本内容呈现也达到了微言大义的传播效果。
“更城市”系列是“二更”新媒体矩阵中的主要阵地，从2017年开始，“二更”陆续上线更北京、更杭州、更上海、更成都、更苏州等30多家城市融媒体平台，“二更”平台获得极大关注的爆款短视频大都出自“更城市”系列。其中获得1865万次播放量、13850次点赞、3378次评论、58次各大媒体转发的爆款短视频《红白羊肉情缘》（温玺、高懿洁，2017）正是由“更苏州”制作。该视频聚焦于苏州闹市中不起眼的羊肉店，通过拍摄红白羊肉的制作过程，不仅满足观众的口腹之欲，更让观众触摸到“无形”的人间烟火，升腾在人间烟火中的是两位耄耋之年老人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感。接收这种情感的观众，不再从个人层面出发，而是从两位老人的故事中品出：醇厚的岁月，相伴滋味才是真。这种相伴不仅是爱人之间，更是人与人之间，是人处在社会中所需要的一种情感。只有真善美的作品，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公益”短视频正是将这种人间的真情大爱展现到了极致，从而起到凝聚人心、传递正能量的作用，从个体经验到社会、国家层面，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
三、文化表征：主流文化视域下的青年亚文化式表达
“公益”短视频，底色是主旋律的传统文化，运作却是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在文化的杂糅和交融中，展现出一个后现代式的文化景观。消费时代对于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反叛和解构的现象，而“公益”短视频其实是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一种“召回”，只是在传播手段上更加倾向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时代，文化的机械复制，解构了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同时，当代传媒日益将人们带离物质消费，引向符号消费、视觉消费、精神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各种形式的网络技术、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大众传媒与中国的现代性同步发展，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深深地切入到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以无所不在的方式渗透到市民的精神生活中。”[5]“公益”短视频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大众文化趣味正在经历由传统、精英向大众、通俗的转变。[6]短视频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对象，也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符号，并通过独特的内容生产策略完成自身的符号意义建构。[7]日益追逐视覺和审美体验的短视频受众，早已不再满足于教化式的意识形态熏陶，他们更渴望一个可感可知的故事所带来的精神和感官上的享受，在这个主流和精英文化所创造的场景中，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在场，并把这种场域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延伸。
青年亚文化就是这种大众文化的衍生。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s，又译青春亚文化），是指主要由年轻人群体创造的、与父辈文化和主导文化既抵抗又合作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这种青年群体文化，往往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的颠覆性和批判性。
当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以新媒体为背景的青年亚文化遭受着新型信息技术的渗透影响，也因此发生着多重形制的转向。以B站（全称为哔哩哔哩弹幕网）为文化社群的青年亚文化时代来临，他们以弹幕为宣泄情绪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独立于视频文本叙事以外的话语场域，这种话语场域与主流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变体。
《武汉莫慌，我们等你》最先是在非官方平台发布的，由于其叙事手法和表达方式更类似于青年人的言说方式，而被各类诸如抖音、微博、微信的自媒体大量转发，瞬间被推向各大平台热搜，成为爆款，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参与。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8]中提出“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粉丝与所消费的媒介文本之间有着积极互动的关系，而不是被动、简单地接受。通过发送弹幕、评论、转发，实现了间接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亚文化的另一个特性：表现形式和阅读方式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媒介文本的表现时长不断缩短，在有限的时间内，平台聚合更多受众人群，公众参与的时间成本降低，流量无限增速，公众讨论度和全民参与度极速提升。
快手在2017年最先给短视频的工业标准是长度不超过57秒，竖屏播放。今日头条则认为短视频最适合的长度是4分钟。秒拍认为短视频不需要被定义，秒拍即短视频。这些不同的定义都指向一个共同诉求，即简洁、简单、简化。表达一个场景、击破一个谣言、普及一个知识点，用1分钟足够，讲一个故事，不超过4分钟表达完美。互联网时代，短视频作为一种快餐，只有碎片化表达才能更好地传播。与之相适应的，受众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更新，从捧着爆米花坐在电影院里完整地看完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到坐在电脑前边干着家务边观看一部二十分钟的微电影，再到搭着地铁或者吃着盒饭刷着每条平均时常不超过两分钟的短视频，观众接受信息的时长在不断缩短，单位时间对于一件新鲜事物的专注度也在不断降低。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抓住观众眼球，也成为短视频创作者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不难发现，讲好一个完整故事，或许不再受时间长短和空间地域的限制，变得更加自由和包容。在此前提下，“公益”短视频的制作门槛不再高高在上，社会参与度日渐提升。疫情防控期间，更多的短视频爱好者拿起手机，参与到为武汉加油的队伍中，制作大量公益短片，很多武汉市民把居家隔离抗击病毒的生活录成短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与人们分享，也有人录制短视频为武汉人民加油打气。人们随手拍摄的逆行者奋战在抗疫一线、社区清洁工每天按时定点为街道做消毒、小区业主戴口罩进出社区认真扫码和量体温等场景，这些鲜活镜头经过碎片化剪辑，在抗疫过程中记录真实、凝聚人心、传递力量，这些都是“参与式文化”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然而，青年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因短视频制作的低门槛以及匿名性的评论互动，降低了用户的发言成本，使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片面化、偏激化、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娱乐化，低龄化、反叛性的观点层出不穷。对于尚未能完全辨明是非的青少年来说，缺少正确、主流、积极的文化引导，会对其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
“公益”短视频的宗旨在于弘扬正能量，引导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当下，无限拓展的信息传播渠道，导致观众所接受的信息纷繁复杂，在青年亚文化式的表达中，较容易出现偏激化、娱乐化倾向。因此，媒体和网络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做好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通过“公益”的形式，传承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故事，传递时代声音，通过高品质、有温度的讲述，唤起公众参与感，凝聚公益力量。
参考文献：
[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何纯.新闻叙事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6：45.
[3]谭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2.
[4][美]乔纳森·特纳著，孙俊才等译.情感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4.
[5][6]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12.
[7]黄莉莉.消费文化语境下美食类短视频的符号意义建构——以“李子柒”为例[ J ].新媒体研究，2019（7）：10.
[8][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各类信息充斥着各大网站和个人社交平台，人们的恐慌情绪一下被点燃，对于疫情防控来说，其作用是消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诸如《武汉莫慌，我们等你》（乐舒婷，2020）等一批内容积极、制作精良、传播高效的公益主题短视频，给恐慌的民众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逆行者”“请愿书”“红指印”等短视频，随后席卷各大自媒体传播平台，获得大量转发和点赞，助力战“疫”。
一、叙事策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1]把意识形态描述为一种日常话语，这种话语体系是用来为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服务的，这是从日常话语的交流以及人际关系的相处维度来阐释的。因此，在这种话语体系下，人们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将更加具体、更加务实、更加“接地气”。它是一种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的话语符号，消解了意识形态中泛政治化、阶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高高在上和严肃性，变得更加亲民，更加贴近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概念。本文所探讨的“公益”短视频就是用这种普罗大众更为接受的叙述模式，展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合集。
“公益”短视频的叙事文本是一种以新闻事实为依据的文本，“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事实为本的新闻叙事作品和方法，这里的新闻叙事作品就是新闻文本。”[2]“新闻叙事作品中的新闻事实是叙事学中‘故事’外延的一种扩展。‘故事’指从叙事文本或话语的特定排列中抽取出来的、由事件参与者引起或经历的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3]“公益”短视频中的故事是指新闻事件本身，在此基础上，选择叙事主体和叙事视角，配合叙事符号，将意识形态融入其中。
《武汉莫慌，我们等你》采用了全知视角，运用声画对位的方式，画面配合解说，展现了封城后武汉城市的全貌：空旷的城市街道、戴口罩的人群、被病毒侵蚀的武汉市民、奔赴前线的救援人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每个人都坚守着各自的“阵地”。视频大部分镜头采用无人机拍摄，把武汉这座“空城”的“喧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解说词更倾向于“文学性 口语化”的表达，而并非新闻性语言，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同期声的加入，更像是一种记录，也是情绪渲染的一种手段。在短短两分钟的视频中，叙述者摒弃官方的新闻性叙事方式，以一种更加日常化和口语化的表达，平和的讲述、带有交流感、突出体验性，直观地呈现出叙述者的价值观和风格，富有朴素的生活气息，向观众展现了一幅武汉的精神地图。这种日常化的叙事模式更易被观众所接受，也更符合新媒体互动社交的传播特性，便于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认同。
与此相类似的，2018年春节期间，“二更（原创短视频内容平台）”制作的“百姓说新年”短视频宣传片，从全国范围内选择出19位不同身份的受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省份，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二更”聚焦于“身边人”和“普通人”，挖掘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城市发展印记和历史文化变迁，以归家开篇，在传统年味中突显幸福团圆，用扎实奋斗生动注解“中国梦”，可说是非常成功的新时代、新气象主题宣传片，相比传统媒体的纪实片，新媒体平台原创纪实短视频的主题有了很大改变，由严肃的社会性话题转向对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探讨，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之美。比如“一条”（自媒体品牌）视频，专注挖掘不为人知的美好小店，精心打造艺术与时尚领域人物微视频，倡导生活美学。“二更”接地气的人物短视频也具有特别的优势，互动性与用户黏性强，同时也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真挚的情感，容易吸引更多层面的受众关注。
诸如此类的“公益”类短视频，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与短视频这种新兴载体相结合，文本更注重以情动人，在主旋律话语体系下寻求情感的共通点，践行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全新解读。
二、情感表达：从个体到国家，寻求情感共同体
“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的关键力量。”[4]毋庸置疑，聚合情感能量亦是构筑社会力量的主体诉求。“公益”类短视频以静制动，平淡真切的生活场景与简洁流畅的叙事策略使其具有静态的观感，再辅以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和紀实类短视频的人文化特质，特定生活情境下个体生命迸发的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聚合着用户汹涌浓烈的情感能量。人类的悲欢总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体现在个人与家庭亲情之间，也体现在个人与社会交往之间。疫情防控期间，各类“聚民力”“强人心”的“公益”短视频席卷各大社交平台，转发和点赞量突破百亿。“逆行者”似乎是这个疫情防控期间被提到最多的词汇，“逆行者”的主体是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军人、基层工作者、志愿者等等，他们以一己之力，扛起社会责任的重担，只因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吾辈”当挺身而出，挽救于万一。而这些抗疫一线的“战士”们，本身也是“孩子”的“父母”，“父母”的“孩子”多重的社会身份，赋予他们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双重属性。观众也从自身出发，寻求到与他们之间的情感共鸣。
在寻求情感共鸣上，《武汉莫慌，我们等你》无论从文本的解说词，还是从拍摄素材的选取上，“热干面”“武大樱花”“二桥”等具有城市标签意义的符号，被放置在特定场域下，耐人寻味。短视频被创作者在社交平台发布后，转赞无数，更引申出“重庆小面”等“热干面”、“鸭血粉丝”等“热干面”、“兰州拉面”等“热干面”以及全国各地美食和“热干面”的互动;抗疫作品《我是新冠病毒，我只输给顽强不屈的中国人》（刘晓、李想、彭云婷、裴裴，2020）将新冠肺炎病毒“拟人化”，以漫画形式手绘出新冠肺炎病毒的前世今生，从心理上降低民众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畏惧，重拾国人战胜病毒的勇气和信心，经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发布后，阅读量瞬间10W 。网友们通过不同方式创作段子，为武汉加油打气。短视频中欲扬先抑的情感输出，使得被疫情压抑已久的民众情绪瞬间被点燃，先前的各种焦虑、恐惧的负面情绪，在这样的话语空间下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决心，是相信国家能够排除万难、生生不息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已然跳跃出个人空间而上升到家国层面。正是这类“公益”短视频，起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作用，在思想层面上，逐渐打消疫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消极影响。 类似的“公益”短视频还有《大海小雨》（东熠，2019），关注自闭症人群;《仙鹤寻踪》（中国绿化基金会落地守护计划，2019），关注环境保护;《爱无国界》（韦靓，2016），关注无国界帮助等。这些“公益”类短视频从个体经验出发，以小人物视角，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大爱”，文本内容呈现也达到了微言大义的传播效果。
“更城市”系列是“二更”新媒体矩阵中的主要阵地，从2017年开始，“二更”陆续上线更北京、更杭州、更上海、更成都、更苏州等30多家城市融媒体平台，“二更”平台获得极大关注的爆款短视频大都出自“更城市”系列。其中获得1865万次播放量、13850次点赞、3378次评论、58次各大媒体转发的爆款短视频《红白羊肉情缘》（温玺、高懿洁，2017）正是由“更苏州”制作。该视频聚焦于苏州闹市中不起眼的羊肉店，通过拍摄红白羊肉的制作过程，不仅满足观众的口腹之欲，更让观众触摸到“无形”的人间烟火，升腾在人间烟火中的是两位耄耋之年老人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感。接收这种情感的观众，不再从个人层面出发，而是从两位老人的故事中品出：醇厚的岁月，相伴滋味才是真。这种相伴不仅是爱人之间，更是人与人之间，是人处在社会中所需要的一种情感。只有真善美的作品，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公益”短视频正是将这种人间的真情大爱展现到了极致，从而起到凝聚人心、传递正能量的作用，从个体经验到社会、国家层面，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
三、文化表征：主流文化视域下的青年亚文化式表达
“公益”短视频，底色是主旋律的传统文化，运作却是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在文化的杂糅和交融中，展现出一个后现代式的文化景观。消费时代对于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反叛和解构的现象，而“公益”短视频其实是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一种“召回”，只是在传播手段上更加倾向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时代，文化的机械复制，解构了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同时，当代传媒日益将人们带离物质消费，引向符号消费、视觉消费、精神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各种形式的网络技术、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大众传媒与中国的现代性同步发展，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深深地切入到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以无所不在的方式渗透到市民的精神生活中。”[5]“公益”短视频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大众文化趣味正在经历由传统、精英向大众、通俗的转变。[6]短视频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对象，也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符号，并通过独特的内容生产策略完成自身的符号意义建构。[7]日益追逐视覺和审美体验的短视频受众，早已不再满足于教化式的意识形态熏陶，他们更渴望一个可感可知的故事所带来的精神和感官上的享受，在这个主流和精英文化所创造的场景中，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在场，并把这种场域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延伸。
青年亚文化就是这种大众文化的衍生。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s，又译青春亚文化），是指主要由年轻人群体创造的、与父辈文化和主导文化既抵抗又合作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这种青年群体文化，往往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的颠覆性和批判性。
当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以新媒体为背景的青年亚文化遭受着新型信息技术的渗透影响，也因此发生着多重形制的转向。以B站（全称为哔哩哔哩弹幕网）为文化社群的青年亚文化时代来临，他们以弹幕为宣泄情绪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独立于视频文本叙事以外的话语场域，这种话语场域与主流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变体。
《武汉莫慌，我们等你》最先是在非官方平台发布的，由于其叙事手法和表达方式更类似于青年人的言说方式，而被各类诸如抖音、微博、微信的自媒体大量转发，瞬间被推向各大平台热搜，成为爆款，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参与。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8]中提出“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粉丝与所消费的媒介文本之间有着积极互动的关系，而不是被动、简单地接受。通过发送弹幕、评论、转发，实现了间接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亚文化的另一个特性：表现形式和阅读方式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媒介文本的表现时长不断缩短，在有限的时间内，平台聚合更多受众人群，公众参与的时间成本降低，流量无限增速，公众讨论度和全民参与度极速提升。
快手在2017年最先给短视频的工业标准是长度不超过57秒，竖屏播放。今日头条则认为短视频最适合的长度是4分钟。秒拍认为短视频不需要被定义，秒拍即短视频。这些不同的定义都指向一个共同诉求，即简洁、简单、简化。表达一个场景、击破一个谣言、普及一个知识点，用1分钟足够，讲一个故事，不超过4分钟表达完美。互联网时代，短视频作为一种快餐，只有碎片化表达才能更好地传播。与之相适应的，受众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更新，从捧着爆米花坐在电影院里完整地看完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到坐在电脑前边干着家务边观看一部二十分钟的微电影，再到搭着地铁或者吃着盒饭刷着每条平均时常不超过两分钟的短视频，观众接受信息的时长在不断缩短，单位时间对于一件新鲜事物的专注度也在不断降低。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快速抓住观众眼球，也成为短视频创作者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不难发现，讲好一个完整故事，或许不再受时间长短和空间地域的限制，变得更加自由和包容。在此前提下，“公益”短视频的制作门槛不再高高在上，社会参与度日渐提升。疫情防控期间，更多的短视频爱好者拿起手机，参与到为武汉加油的队伍中，制作大量公益短片，很多武汉市民把居家隔离抗击病毒的生活录成短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与人们分享，也有人录制短视频为武汉人民加油打气。人们随手拍摄的逆行者奋战在抗疫一线、社区清洁工每天按时定点为街道做消毒、小区业主戴口罩进出社区认真扫码和量体温等场景，这些鲜活镜头经过碎片化剪辑，在抗疫过程中记录真实、凝聚人心、传递力量，这些都是“参与式文化”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然而，青年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因短视频制作的低门槛以及匿名性的评论互动，降低了用户的发言成本，使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片面化、偏激化、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娱乐化，低龄化、反叛性的观点层出不穷。对于尚未能完全辨明是非的青少年来说，缺少正确、主流、积极的文化引导，会对其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着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
“公益”短视频的宗旨在于弘扬正能量，引导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当下，无限拓展的信息传播渠道，导致观众所接受的信息纷繁复杂，在青年亚文化式的表达中，较容易出现偏激化、娱乐化倾向。因此，媒体和网络平台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做好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通过“公益”的形式，传承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故事，传递时代声音，通过高品质、有温度的讲述，唤起公众参与感，凝聚公益力量。
参考文献：
[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何纯.新闻叙事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6：45.
[3]谭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2.
[4][美]乔纳森·特纳著，孙俊才等译.情感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4.
[5][6]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12.
[7]黄莉莉.消费文化语境下美食类短视频的符号意义建构——以“李子柒”为例[ J ].新媒体研究，2019（7）：10.
[8][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