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我们很容易想起那个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神话——西南联大。在许多小说家、文学史家的各种想象之下，西南联大的形象被无限拔高，它在抗战高校内迁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也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形之中压抑或是掩盖了其他同样传奇、精彩也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的高校。对此，近些年转向民国大学史研究的陈平原对此深有感触：“抗日战争中，于颠沛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然而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仅仅选择西南联大为例证。陈平原认为，“此例证虽很有说服力”，但他更想强调的是，“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有些史家已经开始重新发掘这些逐渐被人淡忘的高校，用文字的形式来还原这些学校在抗战时期播迁流徙的风貌。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出版的《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就是一部厚重的关于抗战高校内迁的著作。在作者张在军的笔下，一幅关于东北大学播迁流徙、辗转多地的流亡画面被精彩、立体地呈现了出来。对于这样一部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史诗巨著，笔者无意也无法对其做一番全面、细致的品评，而仅就印象最深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填补空白 树立典范
　　作者张在军其实是靠武汉大学校史研究起家的，在撰写该书之前，他在近五年内已经先后推出了关于抗战时期武大校史的五部曲：《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1937—1946》（2012年）、《西遷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2013年）、《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2013年）、《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2013年）、《当乐山遇见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2015年）。
　　作者对于武大校史有如此丰厚的成果，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自己的写作天赋与不断挖掘史料的耐力，另一方面也与武汉大学的相关史料相对完整、齐全有关。而东北大学则不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东北大学的难度，比武汉大学高出若干倍。零星散落的史料，搜集不易；众说纷纭的谜团，辨析不易；千头万绪的线索，梳理不易。”恐怕正是由于这种种因素，在近些年来高校“重写大学史”的热潮中，东北大学史的研究仍是“人迹罕至”，无人问津。
　　有关东北大学校史研究的阙如，有物质资料上的原因：它的档案材料在战争年代焚毁、散失，也与我们对于东大内迁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不到位有关。目前学界对于东北大学在历史上的地位与重要性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东大14年辗转多地、播迁流徙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我国高等教育史、抗战史上的意义同样没有得到充分的体认。该书作者在书前的引言中就曾点出：“东北大学的流亡史，是民国大学兴衰的一个缩影”，“东北大学的命运，就是东三省的命运。东北大学的流亡史，其实就是一部国难史”。在此崇高立意之上，再在史料的挖掘上下一番功夫，何愁写不出一部栩栩如生、体大思精的校史来？无疑，张在军《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一书不仅填补了学界巨大的空白，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经典的“战争中的大学史”的书写范式。
　　画面立体 场景生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文学史”叙事的兴起，许多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于民国大学史的书写也有过许多创见，如钱理群在探索“民国大学史”写作的新范式时，曾有过一个基本的预设与企盼，即希望以“具体的历史事实的描述为主，以‘设身处地’的原则，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发掘，研究者自身要努力进入历史情境之中，以获得历史感”，因此要特别重视历史细节的运用，重视日常生活的再现，在史的叙述中追求报告文学式的现场感，但又要绝对避免虚构，做到材料都有历史依据。该书可以说很好地做到了上述几点。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空间场景的切换，书写得非常自然、到位，由此，东大师生播迁、流亡的画面总是立体地呈现出来。内迁高校大都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陆续开始迁徙，然而东北大学是个例外，早在六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沦陷后，它便被迫南下，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从此东大师生背井离乡，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借住开封，南渡潼川，一路跋山涉水、颠沛流离，历经艰险，终于在三台站稳脚跟。及至抗战胜利之后，东大师生又开启了一段漂泊复原之路，先是复原沈阳，于辽沈会战打响之际再迁北平，前后一共经历了八次规模较大的迁徙，走了18年的流亡路，“最后伴随着中共建国而解体”。该书作者也带领读者重新踏上东大师生从东北到西南流离迁徙，复从西南回到东北的足迹，在学校、师生的迁徙中，在空间场域的转换中，还原一幕幕历史画面。
　　随着地域空间的不断位移与变换，作者的视角不仅仅停留在学校颠沛流离的宏观场景上，而且还关注到了许多细枝末节的微观侧面。这在书中第三章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宝光寺的军训生活”“办学经费与衣食住行”“疾病与校医”“天灾与物价”“闲情与雅兴”“雨后春笋般的壁报”“抗敌国剧社与实验剧团”等诸多小节，作者透过这些篇章，带我们领略三台东大师生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情趣。原来，东大不仅有流亡、抗日、学潮，而且还有学术、情趣与追求。这样的东大风貌才显得更为真实、立体、丰富。这样的叙事手法非常接近时下颇为流行、前沿的“新文化史学”，即不追求“大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的意义。就此而言，该书作者的确能够匠心独运、无师自通地达到与西方前沿史学接轨的高度。在他的笔下，东大流徙、命运沉浮这样的宏大叙事与师生的衣食住行这样的微观图景得到了有机的结合，细细品味，别有一番风韵。
　　史料殷实 论说有据
　　从《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一书中所征引的材料来看，该书确实做到了“言必有据”，达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境界。笔者注意到，在书后所罗列的参考文献当中，有一连串被命名为“大陆内部出版物的”资料，我想这应该就是作者在找材料方面做到了“竭泽而渔”的证据。平心而论，在东大校史档案材料难以觅得的情况下，能充分将这些散布在各处的材料加以考订、整合，并与上述学人传记、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相互参证，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学校流徙的史诗画面，确实不是一件易事。 　　作者对于相关史料之熟悉，几乎做到了“信手拈来”。兹举一例，1948年初，东北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败局已定，当局为了裹挟东北青年南下进关，打着“到北平后可以公费读书”的幌子，将东大迁到北平。作者在此处恰到好处地征引了《东北大学校友通讯》中刊载的一个当事人的日记，将当时东大师生在北平的悲惨遭遇立体地呈现了出来：
　　1948年6月15日，今天写了一封信回去，告诉妈，我已经平安地到北平了。虽然住的破庙，睡的走廊，吃的每顿两个窝窝头、几颗卤萝卜，但是我没有写，只说一切都很好。每顿两个窝窝头，实在不够，精神有点不好。出去也没意思，没钱什么也引不起兴趣来。躺在走廊上成日看天，望着屋檐，想家。谣言很多。临大筹办还杳无消息。同学们要求保送北平市其他学校就读，没有确切的答复。同学们心情不安极了，成日聚在一起谈论着这件事。谈来谈去也都得不出要领，最后总是自己安慰自己说：不要紧，政府一定会想办法的。这是唯一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安定力量。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该书毫无缺陷。就史料运用而言，尽管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竭泽而渔”，但仍有“稍显不足”之处。就叙事手法而言，该书还是多了一些文学的色彩，少了一些史学上的严谨；就材料上而言，该书对于目前仅存的一些档案材料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此外，对于民国的报刊材料，作者也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些“缺陷”反映到内容文本上，便导致了一些章节的论述力度不够，如尾章“中共建国前后”关于东北大学史如何被肢解，又与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有一层怎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它最后的命运如何，读后确实让人有种“语焉不详”之感，相较于前面论述的充分，此处倒略显得有些“虎头蛇尾”。当然，这些“缺陷”其实都“无伤大雅”，而作者也曾一再表示，待“解甲归田”以后，再慢慢“著史”“修订”，笔者对此尤为期待。
　　人物臧否 客观平允
　　提到东北大学，不能不提臧启芳。如果说每所大学都有一个“大学之父”的话，那么配得上“东北大学之父”这一称号的，非臧启芳莫属。臧启芳（1894—1961），字哲先，辽宁盖平人。1920年赴美留学，初入加州大学研究院，后转伊利诺大学，习经济学。1923年返国后，历任中国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1928年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0年曾一度出任天津市长。西安事变后，臧启芳代理东大校长。1939年7月初，代理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一年半的臧启芳，终于“转正”——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为校长。从上面一个简单的人物履历不难看出，与东大的前三任校长均系职业政治家或军阀不同的是，身为第四任东大校长的臧启芳无疑是一位学者出身、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大学校长，他经受过西方教育的洗礼，谙熟现代大学的管理理念，所以在他任职期间，他竭尽全力为东大师生营造一个自由、理想的学术环境。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大学之所以能在烽火遍地的情况下迁徙、流亡并得以最终生存下来，与臧启芳的各种努力、斡旋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臧启芳，就没有三台东北大学的发展与成长。以下再举书中两例加以说明。臧氏对于东大的发展，无不亲力亲为，尤其是面对迁校事宜，更是事必躬亲。1937年11月太原会战结束以后，日军进逼潼关，西安岌岌可危，然而臧氏最初接到的命令，竟是“命东大向青海迁移”，这在他看来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此举无异于让东大就地解散。后来臧氏先斩后奏，“冒着受处分的风险违令迁川”，随后又向教育部陈立夫、张道藩、顾毓琇等部长、次长据理力争，多方斡旋，才最终得以力挽狂澜，使东北大学绝处逢生，将校址选定在三台。无疑，是臧启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东北大学”。有人曾指出臧氏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派系背景，这确是不争事实，但从这次惊心动魄的交涉中不难看出，如果没有这层背景，臧启芳恐怕也不能说服陈立夫，从而也就不能挽救东大。进一步说，若是没有陈立夫出掌教育部，臧启芳或许也不是最佳的校长人选。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大学校长这一角色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政治家”或者“教育家”，在很多情况下它前者的身份标识可能会明显一些，而无论校长是什么背景、贴上哪一派哪一系的标签，只要能为学校的长足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就不应该否定他的历史功绩。
　　《戰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一书阅毕，掩卷而思，唏嘘不已。通过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不断地摸索、挖掘与勾稽，一所偏安一隅、四处流浪的大学，一条艰辛漫长、横跨大半个中国的流亡道路，一件件深藏在史料与长河中的史事，一个个被世人弃忘、已经模糊不清的人物，逐渐从地底浮出地表，由远处拉到近端，再经由作者不断勾稽、加工、排列、组合，这若干个要素构成了一幅清晰、立体、富有层次感的动态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灵动而明亮，却也发人深省、引人深思。或许，这就是我们重新结识臧启芳、认识东北大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