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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中日关系虽呈现改善势头，但这一势头仍较脆弱。以曾我祐次为会长的“日中友好21之会”的有识之士，每年定期组织植树团访问中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为巩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做出了积极贡献。在2015年第八、九期内容中，我们分享了植树团成员亲身参与中日友好交流的佳话。本期，我们主要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及中日关系问题书面采访了“日中友好21之会”会长曾我祐次及植树团重要成员。
“日中友好21之会”会长曾我祐次谈对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的看法
记者：2015年8月14日，安倍发表首相谈话。在您看来，“安倍谈话”同“村山谈话”、“小泉谈话”有何不同？其中反映的历史观有何特点？
曾我：“安倍谈话”较“村山谈话”、“小泉谈话”出现大幅倒退。原因有三：一是篇幅过于冗长，混淆视听，迷惑性强。二是谈话是安倍在各方压力下的妥协产物，但其错误史观从根本上并无任何改变。三是言行不一，一方面表示不会行使任何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一方面通过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
从本质上讲，安倍的历史观和司马辽太郎[1]相似，都认为西方各国在对世界开展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却在明治维新后顺利推进近代化，不仅捍卫了日本的独立自主，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是日本近代化的“成果体现”。
司马主张两阶段论，认为日本实现近代化和“国民国家”化是成功的，但之后日本却向欧美西方国家看齐，走上强军和领土扩张道路，成为一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最终导致失败。
同时，司马史观并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纳入视野当中，在其《坂上之云》中就未出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朝鲜的内容。安倍谈话也强调“与殖民统治诀别”，却没有指明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谁。二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模糊了日本是加害者这一事实。
司马史观的特征是，赞同“国民国家”的架构及其价值观，并通过描述日本快速成为国民国家的过程及20世纪60、70年代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为战后日本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又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在全球化大潮中超越“国民国家”，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安倍谈话中完全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只是看到了司马史观的一个侧面，并断章取义加以简单利用。
2011年“3·11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日本本应制定繁荣经济的新目标，20世纪60年代的司马理念也本应就此终结。但安倍谈话所追求的却是重建“国民国家”，通过包括扩大军备等在内的“安倍经济学”振兴经济，这是决定性的错误。
安倍谈话中说：“日俄战争赋予了深受殖民压迫的广大亚洲、美洲人民勇气。”从韩国历史来看，这句话让人无法接受，十分荒谬。日俄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和“满洲”统治权的斗争，日本打败了俄国。日本1905年通过第二次《日韩协约》获取韩国外交权，1910年对韩国开始了殖民统治。韩国国民大学教授李元德评论称，“从朝鲜半岛来看，日俄战争是悲剧的开始”。
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说：“亚洲小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大国俄国，的确给印度、越南的民族运动带来很大影响。但若就此评价日俄战争，未免过于以日本为中心。”要想客观还原历史，必须克服以日本为中心的内向型史观，重塑与亚洲邻国共享的具有广阔视野的历史观。在日中韩关系不睦的今天，学习历史显得更加重要，也是战后70周年留给整个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记者：“安倍谈话”发表后，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您对此怎么看？
曾我：安倍内阁提出的安保法案部分修正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是违宪的“战争法案”。国会审议如此这般动摇正统性的法案实属异常。这个错误的开端始于2014年7月1日通过的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该决议的根据是1972年发表的政府见解，基本结构如下：
1、宪法第9条并未禁止为保全我国生存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
2、但该措施应限定在最小必要限度内。
3、因此行使集体自卫权以阻止他国武力攻击是不被允许的。
日本历代内阁都基于上述考虑作出了以下说明：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集体自卫权，但宪法规定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如要行使必须修宪。但安倍内阁的决议仅保留了1、2两项，而把第3项修改为“可行使最小必要限度的集体自卫权”。前提一致，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政府就其理由辩称“安保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环境变了就能颠倒黑白吗？在此内阁决议基础上，新安保法案模糊了是否违宪的疑点，居然还得到了立法机构的批准。
该结果将导致未来的自卫队活动与以往大相径庭。此后，日本自卫队可加入美国等对他国的攻击，为其补给弹药、给战机加油等，这完全就是军事作战的后勤部。在和平宪法第9条约束下，日本一直坚持“专守防卫”原则，和平国家形象也已被国际社会接受。但新安保法案公然破坏“专守防卫”原则，世界对日本的印象将会完全改变。
安倍若认为其举措对保障国民安全是必要的，就必须提议修改宪法第9条，并按照宪法第96条程序执行，最终通过国民投票获得认可。任何逃避法定程序的做法都明显有违立宪主义精神。安倍政权依靠自民、公明两党多数席位强行表决，即使该法案在国会通过，也无法得到国民广泛理解和认同。
一旦新安保法案生效，自卫队员将在海外直面杀人或被杀的现实。但针对自卫队员杀人的法律并不健全，且由于其名义上不是军人，根本不具备被捕时作为俘虏的资格。这种情况下，绝不能将自卫队员送到海外战乱之地。
新安保法案还将成为日本做出国际贡献的障碍。日本本应在贫困、教育、传染病、调停纷争等很多全球性课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尤其应该抓紧讨论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在世界各地开展相关活动的日本非政府组织（NGO）纷纷表示，如果自卫队扩大军事活动，将有损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NGO活动将陷入危机。特别是在持续动荡的中东地区，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已深入人心，实施新安保法案可能使在当地活动的日本人风险明显增加。如果新安保法案束缚了日本更好地为国际社会作贡献，那么安倍政权所倡导的“积极和平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新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及社会舆论反应如何？
曾我：安倍对在野党将新安保法案称为“战争法案”感到恐慌，因此在法案通过后甚至取消了临时国会，不给在野党就此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当前，日本各在野党应同舟共济，与反对“战争法案”的人们联合起来，夺取2016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各在野党应以单议席选区为中心积极协调候选人，与自民、公明两党一决胜负。只有安倍政权下台，日本才能有光明与和平的未来。
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广大年轻人和市民团体为了废除该法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着眼2016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大家努力呼吁废除该法案。在自民党强行表决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广大民众在国会前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呼吁“再次团结在一起，绝不放弃！政府要进行一亿总活跃，我们要进行一亿总奋起”，并一致决定今后每个月19号都要为废除法案进行活动。
日本各地方城市也相继举行各种小规模集会。在东京涩谷站前，年轻人团体和以宪法学者为中心的100人左右的原告团自发成立了“立宪民主之会”，准备对政府提起诉讼。受此触动，中老年人也自发组织了不同年龄段的团体，为废除“战争法案”展开运动。参加者们还积极呼吁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维新党、社民党的国会议员在参议院选举中进行选举合作。这些都是普通市民、学生、学者的自发性活动，与20世纪60、70年代反安保斗争的工会、学生团体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是十分珍贵的。我强烈感到，基于立宪主义的民主主义终于要在日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
植树团重要成员谈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看法
记者：长冈进先生，您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的举动令人钦佩，请问您这么做的出发点是什么？
长冈进（现年71岁）：1973年，我随以曾我祐次先生为团长的“日本社民党活动家”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里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抵触情绪，特别是认为中国和当时表面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则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苏联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不到三天的时间，我对中国固有的偏见就烟消云散了。在旅途中，我总能不断听到有人这么说，“有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受害者”。正是这两句话，使我对中国的感情真正升华为一种信念。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都不禁感慨，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多么宽宏大量！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因这次访问而在我心底扎根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一次也没有动摇过。我的人生也正因为有了人民的中国才如此充实而有意义，我由衷感谢中国。
记者：植木泱先生和石川美知子女士，历史问题一直对中日关系发展形成干扰，请问您二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植木泱（现年78岁）：我的亲人没有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更没有谁杀害过中国人。即便如此，我始终认为，作为日本人绝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思想或态度来看待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一直以来，我也始终抱着一颗赎罪的心，连续13年来华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希望为日中友好、两国民间交流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即使日中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恶化我也没有动摇。我反而更加深刻地感到，两国国民间亲善交流以及在华开展绿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理应构建互鉴、友好、亲善的关系。
石川美知子（现年72岁）：中日关系的不幸发端于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并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政权，这已成为公认的历史事实。日本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巨大灾难和痛苦。然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并没有被追究责任，日本只用“一亿总忏悔”简单几个字就敷衍了事了。现在有八成以上日本人不知道那场战争的历史，不再发动战争、不为发动战争制造理由这一国民共识也因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和亚洲地区存在潜在威胁而出现动摇。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尽管勉强继承了“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精神，但通篇没有主语，责任主体不明确，甚至还表示不再谢罪，不让日本的后代背负谢罪的包袱。从加害方口里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无礼之极！
记者：高谷真理女士，日本军事安保领域的有关动向受到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度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高谷真理（现年76岁）：战后70年之际，日本政府以“威慑力才能确保和平与安全”为由，选择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开展外交的道路，并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这种做法明显违背宪法和平主义精神，是极其危险的。安倍内阁以亚洲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威胁论”为由发展军工，扩充军备，建设军事强国，真不知道要把债台高筑的日本引向何方。
记者：石川美知子女士，中日关系面临钓鱼岛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您认为在发展中日关系过程中应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石川美知子：在钓鱼岛问题（日称“尖阁群岛”）上，日本坚称“不存在领土问题”的姿态与现实情况完全脱钩，实际上就是对纠纷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式过于僵化，反而降低了对方对话的意愿，导致事态不断升级。为什么日本就不能承认争议的存在，向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学习，再次将其“搁置”起来呢？正因为是足以引发两国民族感情全面爆发的问题，更加需要两国审慎应对。日中两国应官民并举开展各领域对话，特别是外交层面的接触，同时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共同构筑东亚和平机制。
（编译：王一迪史赵倩黎璐琪）
（责任编辑：张凯）
“日中友好21之会”会长曾我祐次谈对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的看法
记者：2015年8月14日，安倍发表首相谈话。在您看来，“安倍谈话”同“村山谈话”、“小泉谈话”有何不同？其中反映的历史观有何特点？
曾我：“安倍谈话”较“村山谈话”、“小泉谈话”出现大幅倒退。原因有三：一是篇幅过于冗长，混淆视听，迷惑性强。二是谈话是安倍在各方压力下的妥协产物，但其错误史观从根本上并无任何改变。三是言行不一，一方面表示不会行使任何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一方面通过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
从本质上讲，安倍的历史观和司马辽太郎[1]相似，都认为西方各国在对世界开展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却在明治维新后顺利推进近代化，不仅捍卫了日本的独立自主，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是日本近代化的“成果体现”。
司马主张两阶段论，认为日本实现近代化和“国民国家”化是成功的，但之后日本却向欧美西方国家看齐，走上强军和领土扩张道路，成为一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最终导致失败。
同时，司马史观并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纳入视野当中，在其《坂上之云》中就未出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朝鲜的内容。安倍谈话也强调“与殖民统治诀别”，却没有指明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谁。二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模糊了日本是加害者这一事实。
司马史观的特征是，赞同“国民国家”的架构及其价值观，并通过描述日本快速成为国民国家的过程及20世纪60、70年代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为战后日本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又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在全球化大潮中超越“国民国家”，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安倍谈话中完全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只是看到了司马史观的一个侧面，并断章取义加以简单利用。
2011年“3·11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日本本应制定繁荣经济的新目标，20世纪60年代的司马理念也本应就此终结。但安倍谈话所追求的却是重建“国民国家”，通过包括扩大军备等在内的“安倍经济学”振兴经济，这是决定性的错误。
安倍谈话中说：“日俄战争赋予了深受殖民压迫的广大亚洲、美洲人民勇气。”从韩国历史来看，这句话让人无法接受，十分荒谬。日俄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和“满洲”统治权的斗争，日本打败了俄国。日本1905年通过第二次《日韩协约》获取韩国外交权，1910年对韩国开始了殖民统治。韩国国民大学教授李元德评论称，“从朝鲜半岛来看，日俄战争是悲剧的开始”。
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说：“亚洲小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大国俄国，的确给印度、越南的民族运动带来很大影响。但若就此评价日俄战争，未免过于以日本为中心。”要想客观还原历史，必须克服以日本为中心的内向型史观，重塑与亚洲邻国共享的具有广阔视野的历史观。在日中韩关系不睦的今天，学习历史显得更加重要，也是战后70周年留给整个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记者：“安倍谈话”发表后，日本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您对此怎么看？
曾我：安倍内阁提出的安保法案部分修正案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是违宪的“战争法案”。国会审议如此这般动摇正统性的法案实属异常。这个错误的开端始于2014年7月1日通过的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该决议的根据是1972年发表的政府见解，基本结构如下：
1、宪法第9条并未禁止为保全我国生存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
2、但该措施应限定在最小必要限度内。
3、因此行使集体自卫权以阻止他国武力攻击是不被允许的。
日本历代内阁都基于上述考虑作出了以下说明：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集体自卫权，但宪法规定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如要行使必须修宪。但安倍内阁的决议仅保留了1、2两项，而把第3项修改为“可行使最小必要限度的集体自卫权”。前提一致，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政府就其理由辩称“安保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环境变了就能颠倒黑白吗？在此内阁决议基础上，新安保法案模糊了是否违宪的疑点，居然还得到了立法机构的批准。
该结果将导致未来的自卫队活动与以往大相径庭。此后，日本自卫队可加入美国等对他国的攻击，为其补给弹药、给战机加油等，这完全就是军事作战的后勤部。在和平宪法第9条约束下，日本一直坚持“专守防卫”原则，和平国家形象也已被国际社会接受。但新安保法案公然破坏“专守防卫”原则，世界对日本的印象将会完全改变。
安倍若认为其举措对保障国民安全是必要的，就必须提议修改宪法第9条，并按照宪法第96条程序执行，最终通过国民投票获得认可。任何逃避法定程序的做法都明显有违立宪主义精神。安倍政权依靠自民、公明两党多数席位强行表决，即使该法案在国会通过，也无法得到国民广泛理解和认同。
一旦新安保法案生效，自卫队员将在海外直面杀人或被杀的现实。但针对自卫队员杀人的法律并不健全，且由于其名义上不是军人，根本不具备被捕时作为俘虏的资格。这种情况下，绝不能将自卫队员送到海外战乱之地。
新安保法案还将成为日本做出国际贡献的障碍。日本本应在贫困、教育、传染病、调停纷争等很多全球性课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尤其应该抓紧讨论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在世界各地开展相关活动的日本非政府组织（NGO）纷纷表示，如果自卫队扩大军事活动，将有损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NGO活动将陷入危机。特别是在持续动荡的中东地区，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已深入人心，实施新安保法案可能使在当地活动的日本人风险明显增加。如果新安保法案束缚了日本更好地为国际社会作贡献，那么安倍政权所倡导的“积极和平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记者：新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及社会舆论反应如何？
曾我：安倍对在野党将新安保法案称为“战争法案”感到恐慌，因此在法案通过后甚至取消了临时国会，不给在野党就此进行深入讨论的机会。当前，日本各在野党应同舟共济，与反对“战争法案”的人们联合起来，夺取2016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各在野党应以单议席选区为中心积极协调候选人，与自民、公明两党一决胜负。只有安倍政权下台，日本才能有光明与和平的未来。
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广大年轻人和市民团体为了废除该法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着眼2016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大家努力呼吁废除该法案。在自民党强行表决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广大民众在国会前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呼吁“再次团结在一起，绝不放弃！政府要进行一亿总活跃，我们要进行一亿总奋起”，并一致决定今后每个月19号都要为废除法案进行活动。
日本各地方城市也相继举行各种小规模集会。在东京涩谷站前，年轻人团体和以宪法学者为中心的100人左右的原告团自发成立了“立宪民主之会”，准备对政府提起诉讼。受此触动，中老年人也自发组织了不同年龄段的团体，为废除“战争法案”展开运动。参加者们还积极呼吁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维新党、社民党的国会议员在参议院选举中进行选举合作。这些都是普通市民、学生、学者的自发性活动，与20世纪60、70年代反安保斗争的工会、学生团体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是十分珍贵的。我强烈感到，基于立宪主义的民主主义终于要在日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
植树团重要成员谈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看法
记者：长冈进先生，您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的举动令人钦佩，请问您这么做的出发点是什么？
长冈进（现年71岁）：1973年，我随以曾我祐次先生为团长的“日本社民党活动家”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里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抵触情绪，特别是认为中国和当时表面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则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苏联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不到三天的时间，我对中国固有的偏见就烟消云散了。在旅途中，我总能不断听到有人这么说，“有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受害者”。正是这两句话，使我对中国的感情真正升华为一种信念。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都不禁感慨，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多么宽宏大量！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因这次访问而在我心底扎根的国际主义精神却一次也没有动摇过。我的人生也正因为有了人民的中国才如此充实而有意义，我由衷感谢中国。
记者：植木泱先生和石川美知子女士，历史问题一直对中日关系发展形成干扰，请问您二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植木泱（现年78岁）：我的亲人没有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更没有谁杀害过中国人。即便如此，我始终认为，作为日本人绝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思想或态度来看待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一直以来，我也始终抱着一颗赎罪的心，连续13年来华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希望为日中友好、两国民间交流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即使日中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恶化我也没有动摇。我反而更加深刻地感到，两国国民间亲善交流以及在华开展绿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理应构建互鉴、友好、亲善的关系。
石川美知子（现年72岁）：中日关系的不幸发端于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并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政权，这已成为公认的历史事实。日本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巨大灾难和痛苦。然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并没有被追究责任，日本只用“一亿总忏悔”简单几个字就敷衍了事了。现在有八成以上日本人不知道那场战争的历史，不再发动战争、不为发动战争制造理由这一国民共识也因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和亚洲地区存在潜在威胁而出现动摇。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尽管勉强继承了“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精神，但通篇没有主语，责任主体不明确，甚至还表示不再谢罪，不让日本的后代背负谢罪的包袱。从加害方口里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无礼之极！
记者：高谷真理女士，日本军事安保领域的有关动向受到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度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高谷真理（现年76岁）：战后70年之际，日本政府以“威慑力才能确保和平与安全”为由，选择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开展外交的道路，并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这种做法明显违背宪法和平主义精神，是极其危险的。安倍内阁以亚洲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威胁论”为由发展军工，扩充军备，建设军事强国，真不知道要把债台高筑的日本引向何方。
记者：石川美知子女士，中日关系面临钓鱼岛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您认为在发展中日关系过程中应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石川美知子：在钓鱼岛问题（日称“尖阁群岛”）上，日本坚称“不存在领土问题”的姿态与现实情况完全脱钩，实际上就是对纠纷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式过于僵化，反而降低了对方对话的意愿，导致事态不断升级。为什么日本就不能承认争议的存在，向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学习，再次将其“搁置”起来呢？正因为是足以引发两国民族感情全面爆发的问题，更加需要两国审慎应对。日中两国应官民并举开展各领域对话，特别是外交层面的接触，同时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共同构筑东亚和平机制。
（编译：王一迪史赵倩黎璐琪）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