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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宮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
关键词：农业经济；匡山书院；南宫义举；贡士庄
古代的国家管理，是统治阶级的职责，获得官位、掌握统治技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我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取代，是政治特权从金字塔尖向下移动的继续，在向社会开放进入仕途的大门，士族权贵垄断文化知识、把持官僚队伍的旧秩序在破除，让平民家族（历史用语是“庶族”）有了熟习儒学知识，力争为官，挤进社会上层的一线希望。
书院，是庶族为子弟求学而设置的园地，它铺就一条通往科场的道路。有财力设置专供子弟读书园地的庶族，到了唐朝时期还不多；能够胜任教学，认识古文字的音义、能看懂经史典籍的人，同样很少。
科举义约，是家族或社区以群体力量，资助举子解决科考旅费拮据困难，使通往科场的小路平坦一些。在挑担走路、乘船航行或骑马坐轿的古代，进京赶考，旅途跋涉，要耗费漫长时日，而所需的巨额银钱，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开支得了的。
那些率先开办书院的家族，毅然担起传播知识重担的儒士，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种子，殊为珍贵。本文以南唐时期创办的泰和县匡山书院、南宋时期出现的泰和“南宫义举”为个案，陈述他们宏传文化、赞助考试的榜样事迹，评议他们的垂范作用。因为时隔近千年，人事记录残缺，不免传说失误，对关于“科举义约”创始者的讹传，一并做出必要的考证。时下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为求温故知新，必先真切把握传统事实，撰写此文即出于此意，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一、兴旺的农耕生产与匡山书院的创办
泰和位于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核心区域，土地宽平，水流充足，稻耕农业发达，早已是粮食充足之地。南北朝时期，陈霸先攻夺梁朝政权，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出发，进入江西境内，在泰和、庐陵一带迅速筹集到50万担食粮，军队无缺粮之忧，威势大振，遂能打败敌兵，攻下建康，建立陈朝。到了宋代，吉泰盆地已是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产量尤为丰足，江南每年“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至于民间商贩出境的粮食就更多，“不知其几千万亿计”泰和县农民栽培的水稻品种多达50个，我国最早的关于水稻品种和稻田耕作技艺的专著《禾谱》，就是泰和人曾安止撰著的。农田垦辟充分，平衍沃野耕种完了，进而开垦山丘，“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谱·序》）。元丰五年（1082年）黄庭坚出任泰和知县，下乡看到的山村实情是“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上大蒙笼》）。
百姓相对温饱了，必然进而重教，把发家致富的追求，定格在耕读结合的途径上，兴办私家书院，致力培育子弟，朝科举出仕的目标奔跑。在这方面，泰和人罗韬于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创办匡山书院，为社会作出了榜样。罗韬，字洞晦，家有田产，自己又有为官的知识和经验，他的匡山书院可供读书和住宿，有学田供书院开支费用，在泰和本地是私家书院之开先者，在江西乃至全国也是领先之一，有很大的风标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处于政局分裂之中，罗韬不愧是眼光远大的学者。他虽以文学被南唐聘为端明殿学士，不久即急流勇退，请病归乡，在家建书院聚徒讲学，把人生追求转移到培育后辈上面。对其行动，后唐明宗下敕书赐匾，予以表扬：
朕惟三代盛世教化每由学校，《六经》散后斯文尤托于士儒。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莅官清谨。纳诲防几之鉴，允协朕心；赏廉革蠹之箴，顾存廒席。寻因养病，遂尔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善，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题，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
在官学教育废坏，社会教育非常衰微的背景中，罗韬自觉肩负“士儒”的使命，创办书院教学，传播“斯文”，培养后人，确有振聋发聩，表率民风的社会效益。
明朝人曾皋评论罗韬创办匡山书院之举，极言其收徒育人传播文化的作用：
匡山之有书院也，肇自后唐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者，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圣殿经阁，埒今学宫。明宗嘉而赐额，于镍哉！五季稀有事也。历宋而元，四百年无恙……先生生而笃修潜养，淡于声利，惠政在郡，清节在朝。辟地匡山，延收四方，启愚发覆，吐词为经。
社会上还没有兴学之议、讲学之人的环境中，罗韬独能筑书院，收徒教学，自然是“启愚发覆”，使愚昧者觉醒，知识不被埋没。曾皋指出的罗韬毕生作为，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南宋时乡人发起对科举考试的资助，正是效法他“惠政在郡”的具体表现。
当“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的五代时期，罗韬就率先垂范。在宋朝有了兴学政策，士大夫开始了讲学活动的时候，泰和民众办书院的积极性更高，全县共计8所书院中，县城的龙洲书院属官办，其余7所均为私家办。它们是匡山书院、文溪书院、柳溪书院、云津书院、林山书院、南熏书院、石冈书院。民间涌动着以农耕支持读书，求官位保护家族的热潮，有学力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必然众多，由此催生出科举义约，首创于泰和，是历史的必然。
二、朝廷科举与民间书院的相互促进
罗韬退出官场办书院，自然不是空洞地为书院而办书院，进入匡山书院读书的人也不是只为读书而来，应该都是在科举出仕的巨大吸引力推动下而来的。朝廷的选官制度改为从地方读书人中考选，候选人群的范围必然比前代由世家大族推荐时扩大，中选者的优秀程度相应提高。因此，读书士人为求得官，拥进科举考场。所以，唐太宗看到新科学子从考场鱼贯而出，非常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学而优则仕”早已是读书人的理想目标，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实施了二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逐渐强化了百姓对朝廷的向心力。从民间来看，追求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只有读书应考，力争出仕，藉官位获取权势，才能保守财富，提高家族地位。于是，江州“义门”陈氏在唐末创办了“东佳书堂”，内分蒙学与进修备考者两个层次，不仅自家子弟在此读经史，习诗文，“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间”。这些非陈氏的人来“东佳书堂”肄业，不是迷恋“子曰”“诗云”，而是要备考出仕。他们达到了目的，故成为“名士”。匡山书院“延收四方，启愚发覆”，也是要培养有为政施治能力的官僚后备队伍。 民间办书院，投资教育，企求的是科举回报。科举考试制度，让朝廷能够在更大的知识群体中选拔官僚，有明显的统治效益。于是，科举取士为朝野所认同，得以持久地坚持下来。很明显，书院的生命力来源于对科考入仕的追求，并非它的教学制度与传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需求的产物。到了清末，时代变了，社会改弦更张，一纸命令，书院就结束，成了历史文化的认识对象。朝廷科举与民间书院相互为用，推动社会教育逐渐发展，促使文化向社会下层扩展，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明的大进步，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科举，有逐级考试选拔的程序，先要经过县级考试推荐，参加地方大行政区的考试筛选，中选者称“举人”。举人再集中到京城会考，合格者最后还要朝考（殿试），中选者称“进士”，才能任命为官。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试关，是极大的幸运和胜利。但是，要支付参与考试所需的路途费用，却非易事。古代交通原始，动辄几十天，家境若非足够富裕，定然有捉衿见肘的困难，得到举荐资格却因盘缠紧张而难于赴考。为了这个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人生际遇，当事人必然竭尽心力借贷营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地方官员为着政绩考虑，也希望本地多有人中举。于是，发动社会力量捐助资金，解除贫寒举子赴考之困的“义举”。
为什么要迟到南宋才出现，而不是跟随科举制度同时面世？这里面有不同的利害关系。设计考选官吏的制度，是朝廷的需求；有无能力参与考试，是民间个人的条件。科举制起始阶段，上接魏晋九品中正制，那是掌握在士族门阀手中的荐举办法，有资格被荐举者无不是世代公卿权贵，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根本不存在贫穷一说。这个金字塔上层人群，世代享受文化教育特权，科举考试初期的参加者主要是这些人，故而隋唐科考中还有旧士族残余。唐朝晚年以来的频繁战乱，使士族门阀阶层急剧衰退下去。进入宋代，平民地主——庶族阶层迅速发展起来，家境富裕了，有能力参加考试的人比以前增多。加上宋朝进一步修订科举制度，录取名额不再是一二十人，而是几百人。这就更加吸引普通富裕人群追求科举，尽可能把子弟挤上仕途。获得进京赴考的众多学子中，难免有比较贫寒的成员。为旅费而卖田负债，甚至无力上路、痛失赴考机会的事也有发生。一方面是科举日益受到社会看重，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赴考费用导致的困难，问题积累到南宋中期，乡绅们终于酝酿出了合力资助的良策。
三、自愿集资助考的“南宫义举”及其首创地位
我們目前所知，南宋江南西路吉州泰和县倡行的“南宫义举”，内容清楚具体，实施的时间最早，确是这桩文化公益事业的创始者。
泰和县社会集资助考义举，开始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发动这次义举活动缘由和操作办法，知情人周有德写《南宫义举记》曰：
士风之厚薄，大抵以义为轻重。而西昌壮邑，素号多士，三岁大比，应诏者不下二千人。其相与友助，相与讲习之意，已乐见于平昔，及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实众歆艳其荣之时，岂可于道里之费而使家自为备乎，此今日义举所由兴也。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壬子科，绍兴士子大比，郡以十二日揭榜，吾邑题名者十人，皆以义举。月既建亥十有五日，序乡饮于学，邑宰赵公、丞姚公、尉梁公及乡老与焉。义举之领袖者成在。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于斯时也，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士气大振，礼文可观，古者宾兴之意复见于今日矣。乡举里选三代所尚，县次续食两汉仅见。自科举法行，是意微矣。膺荐之士观光上国，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于是令道州司法严公万全、乡先生周公英彦合谋其男琰有德偕乡贡进士陈忱三人总其事，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戒行之先，乡老饮饯于学。是日，壬子良月望日也。请于邑侯赵公师夷，公欣然主盟，复行古礼，且日歌鹿鸣之诗，序燕贤之仪，公家常制，未足为盛观，公等崇乡里之义，行乡饮之礼，举百年之旷典，新一时之美化，真盛事也，当捐公帑百千以助斯举。士益感公厚意，谓三代两汉遗风今日见之。越明年，谭一飞实中乙科，调章贡户掾，陈嗣宗次之，调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选。虽未应龙洲之谶，而来者为可知。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凡预是举者佥日盍识之以诏后来云。（弘治志）
道光县志编撰者注明转录于弘治县志，然此志已经失传，无法判断这段转录文字的完整性。仅此而论，事件的原委交代很清楚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冉棠《重修泰和县志》摘要记述周有德之记文，并补写了绍熙三年之后简况，可以和上段资料相参认识。但原书无存，只在同治县志中有转载：
按弘治志，西昌南宫义举始自宋绍兴壬子。约曰：西昌壮邑……厥后庆元、嘉泰以次举行。而倡是举者，邑人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也，乡贡进士周有德书其事。乙卯科，曾有凭记。戊午科，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严万全记。辛酉科，知县赵汝蕃书其事于乡饮所。其后不复继矣。……（冉志）
标题为“南宫义举”，义举，公正合宜的行动，有自觉的意愿。南宫，是古代权贵居留的所在，可以是皇宫、官署、皇室和王侯子弟的学宫等的代称。古人认为朝廷中央的尚书省象列宿之南宫，故称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隋唐实行科举考试，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礼部为南宫。在这里就是指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所以，周有德这篇《南宫义举记》，写的是资助会试的举动，即是“科举义举”的记录。
为了准确把握此文内容，有必要先进行一些文字考辨：这篇记文在转载刊刻中造成一些文字差异，影响了对情节判断理解。最为紧要的是起始时间，同治县志中作“始自绍兴壬子”，是文字讹误。按：“绍兴壬子”，即是绍兴二年（1132年）。以周有德记文中写到的人事来检验，应是绍熙壬子（1192年），要晚60年。会出现这点误差，应是“熙”与“兴（繁体‘興’）”的字形相近所致。这样考辨之后，可知文中“壬子科”“壬子良月”的干支时间，都是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与前后语意完全符合。 周有德记文提到“邑宰赵公”“请于邑侯赵公师爽”，查道光《泰和县志》卷十四“宦绩”：赵师爽，“绍熙元年知泰和县事，辟潢舍，益庖廪，作兴士类……按：师爽传，旧志作绍熙，原志作绍兴，误。”正好与乡饮之事相互印证。乾隆志补充写的“戊午科，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严万全记。辛酉科，知县赵汝暮书其事于乡饮所”，在“宦绩”所记官员中也有呼应：卓洵，“庆元间以朝奉郎知泰和县”；赵汝菩，“嘉泰中，来知泰和县事。”有了年号界定，“戊午科”“辛酉科”就确知是庆元四年（1198年）、嘉泰元年（1201年）。人物、时间、事件三者协调，参与其事的诸人任官时间，进一步证明发起“义举”只能是绍熙，写作“绍兴”是不对的。
另外，有的文句遣词造句难于理解，如：“壬子科，绍兴士子大比”，此处“绍兴”二字不可理解；“令道州司法严公万全……”，这里的“令”很费解，义举本是人们的自发行动，不应该是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究竟是谁下此命令，也没有交代。这两点要存疑。
接下来的“严公万全、乡先生周公英彦合谋其男琰有德偕乡贡进士陈忱三人总其事”，出现的人名不止三人，语意也难明辨，该是刊刻时有讹脱。同治县志转载时写作“邑人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也，乡贡进士周有德书其事”，意思就清楚明白了，可以据此理解。
再有“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意思为贫者难免要向别人借债，至于卖家产抵债，但“资人介”三字不明晰。我主观倾向理解为请人中介担保，才能借到钱，而偿还债款和中介费，必将卖掉家产。
“雖未应龙洲之谶，而来者为可知。”“龙洲之谶”，是关于科举的民间预言。南昌、新建、丰城三县有“三洲联，出状元”谶语，说是碰上三县的赣江沙洲连成一片了，就预兆本地要出状元；福建建州也有“淮尾沙圆，宰相状元之谶”。这种谶语虽然是虚幻迷信，却不乏心理暗示、鼓舞斗志的作用。泰和县的“龙洲之谶”是同类意思的预言，据县志记载，福建同安僧定光，来庐陵参西峰豁禅师，到泰和过怀仁渡时，水暴涨，定光于是念偈语，水退，起沙洲，即为龙洲，他又留下偈语日：“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龙洲接金鱼，泰和出相儒”。此类传言寄托着人们的理想追求，虽然没有兑现状元，但谭一飞、陈嗣宗两人已中进士得官，表明资助义举确实有效，故“来者为可知”。
四、“南宫义举”的意义及其首创地位的认定
《南宫义举记》是一篇记实的文章，由此可以知道南宋吉州泰和县社会文教方面的几点具体内容。
1.社会教育发达，儒学水准高。“西昌壮邑，素号多士，三岁大比，应诏者不下二千人。”泰和县古名西昌县，位于赣江中游吉泰盆地的核心，小农经济兴旺，魏晋时代就是江南的粮食主产区，生活相对富裕的人群庞大，他们投资教育、培育子弟的欲望自然普遍迫切，形成追求由科举而出仕，从农户上升为官户的社会潮流。经由科举选拔人才，是全国范围的文化实力大比拼，而泰和县每次能够选拔出二千人参与，是全国少有的盛况。
2.发动义举的原因是资助赴考旅费。各地考生到京师——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市）——赴考所需的路费都是举子自己承担，他们认为这不合适。理由有二，其一是不合大道理，伤害了朝廷的体面，“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实众歆艳其荣之时，岂可于道里之费而使家自为备乎，此今日义举所由兴也”；其二，从举子家庭实际考虑，巨额的路费将是不够富裕家庭的沉重负担，“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为赴考而借债、卖家产导致长年忧患，违背了科举的美意。前一个理由是务虚，后一个理由是求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从化解旅费困难上得来。
3.义举的操作方式是众人自愿集资。“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壬子科提名者10人，当时“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每人日出一文，付出轻微，对“乡里同志”不会构成负担。然而集腋成裘，一千人参与义举，经过三年，就能积攒下百万余文。壬子年集得44.8万余，只相当约一年半时间集得的钱，或者参与集资的人仅约500人。按人分送，每人得4.4万余，“士得不困”。“总其事”即负责承办集资的是道州司法严万全、乡先生周英彦、乡贡进士陈忱三人。
4.官府、民众都非常看重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之事。大家认为给这些进京赴考的人以优厚礼遇，是重兴先秦的宾兴、两汉的县次续食传统风尚，故而县官主持饯行典礼，乡里举办盛宴送行。宾兴、县次续食，皆是贯彻朝廷旨意，忠顺于皇权的表现。因为这些人将要“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参加朝廷的考试，载人礼部档案。“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都是维护朝廷权威，表示忠顺之举。为求宣扬朝廷旨意，把大事做得更体面，知县赵师爽当众宣布“捐公帑百千以助斯举”，庆元三年（1197年）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乡里办宴请，开支是民众负担；赵、卓两位知县襄助，拿的是“公帑”——官钱，何乐而不为。给眼前的赴考者以优待，传递出强化朝廷权威的信息，政治伦理观念由此深入人心。现任官僚形象同时得到提高。
5.“义举”的效益明显。每个举子赴考都有资金保障，原有的后顾之忧将转化为拼搏之力，使“士气大振”，中举的机率势必增大。“越明年，谭一飞实中乙科，调章贡户掾；陈嗣宗次之，调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选”，是最近的实例。从长远来衡量，科举义约激发良性循环，书院教育风气持续强劲起来，社会文化自然日益兴旺。这从科举人才数量增加上可以看到一个大概。万历七年《泰和县志》卷七登录的进士、解试人名，北宋时期进士22名，解试53名；南宋时期进士95名，解试439名。进士人数增加4.3倍，解试人数增加超过8.2倍，上升趋势十分显著。推动泰和县科举进步的因素很多，不会只有“义举”一项，但“义举”带来的激励效益是不容置疑的。
6.泰和首创的“义举”，为各地仿效。周有德对首创一事自豪地说：“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周氏此话不假。首先是创始，查找已知的科举义约资料，没有发现更早的。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自注为“嘉定三年（1210年）正月望日钱唐洪某序”，比周有德晚了17年。徐鹿卿在南安军写《梯云义约》，是他嘉定十六年（1223年）中进士，出任南安军军学教授之后。其次是仿效。这一点周有德说得巧妙，“闻者类欲效之”，知道的人都想仿效，是否兑现，关键要看对方。 周有德说，我们的义举使“古者宾兴之意复见于今日矣。乡举里选三代所尚，县次续食两汉仅见。自科举法行，是意微矣”。在自我表彰之中，说出对科举法的一点批评。他这点见解，在后来人的同类文章中一再重现，成为共识。例如：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礼宾，周制。续食，汉法。士未尝为舂粮之谋。科举设而待士之意衰。”刘克庄《鄂州贡士田记》：“士贡于乡，古也。使士赍粮重趼而至，非古也……至汉，犹令县次继食……近世宾兴，郡太守备卮酒，饮饯之外，舟车扉屦皆士自任。贫而远者，难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我们要问，朝廷是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不继承先秦的“宾兴”、两汉的“续食”政策，从赋税中开支参加科举考试的旅差费？帝王专制追求的只是家天下统治长久，“宾兴”“续食”时代的对象是贵族，而且人数极少。而科举考生的人数众多，若是官费必定数额巨大；而且科举考生是一般百姓，朝中无人，没有话语权；即使有贫寒者来不了也无大碍，帝王不会忧虑。所以，尽管有官绅发议论，始终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关于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本无疑问。可是《永乐大典》录存的《衡州府图经志》写“贡士有义约，自艮斋先生谢谔始行之”，让研究者据以为凭，认为是谢谔最先在临江军创行的。究其实，谢谔没有创行科举义约，他创行的是“义役”，是关于差役的事，与科举风马牛不相干。翻检相关的官私文献史料，都没有谢谔提倡过科举义约的记录。
五、科举义约向贡士庄的转变发展
泰和县能够率先出现科举义约，是农耕经济兴旺、百姓生活比较富裕的结果。
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三人发起的“南宫义举”，是富有士绅的集资助考，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受到各方赞扬。但毕竟是个人行为，各因其力，随其自愿，无任何强制约束，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出现抚州崇仁县那种得不到赞助的事例，也不足怪。因此，泰和“南宫义举”方式的个人自愿之“约”，属于初期阶段集资模式，在鄱阳、瑞州（今高安）等地也有過，但未见广泛铺开。后来各地解决赴考费用的办法主要是设置“贡士庄”，资金落实于田庄，管理归属州县学校，成为稳定性的经济来源。虽然仍是地方之举，没有朝廷的法令政策，但涉及地域很广，留存的资料例证很多，并且延续长久。例如：
泰和县所在的吉州地区，各县皆有贡士庄。欧阳守道写家乡的情况说：
庐陵县贡士庄者，郡太守豫章李侯某，从邑人刘君某之请所建也。郡三岁贡士六十有八人，而庐陵得人为最……他县贡各有庄，庐陵独无有，至是岁得米三千斛有奇，郡博士偕邑大夫视其入，及期易为泉（钱），视其人分赆之。”这位“刘君某”的儿子刘芮在王氏家塾教其外甥读书，甥病亡，无人读书，王氏遂以稻田赠刘芮。刘氏父子认为不该私有此田，得知郡太守和郡博士正在商议建贡士庄，遂将此田送出。
吉州州学也有贡士庄。文天祥告诉人们说：吉州贡士庄，创始于知州胡概，有租米二千二百斛有奇，然“庐陵士甲江右，一科数路，资送四五百人”，收入不足支用，于是多次增加庄田，至咸淳六年（1270年），“合今所增，通为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学谕提点庄事”。
泰和西北边的近邻袁州（今宜春市）、临江军（今樟树市），曾经有过科举义约，不久也都建立了贡士庄。袁州新昌县（今宜丰县），宝庆问（1225-1227年）知县赵纶“修学宫，置贡士庄”。临江军通判赵师迪，“括在官之田，置贡士庄，以助偕计吏者”。再往北的白鹿洞书院，也在咸淳间（1265-1274年）由南康军知军刘溥汉，“创白鹿洞贡士莊”。
赣东北的饶州（治今鄱阳县）、信州（治今上饶县）在宁宗时期先后建立了贡士庄。开禧元年（1205年）冬，安仁县（今余江县）知县刘强学“置贡士土田五千三百余把，为钱一百六十四万有奇，岁收约官斛四百石……遇大比，士赴礼部、补国学者，捐为续食费。安仁至京都千里，自是赴功名之会者，俱无裹粮之忧”。嘉定九年（1216年）信州通判章良朋以“没官田创贡士庄，而隶于学，命教授董其要，择诸生可任者为司贡以治……积三年租课所入，贮于庠庑，以为六邑宾兴东上之赆……岁管早租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晚租一百八十二石七斗三升五合，晚园池地四十一贯文”。
赣东的建昌军（治今南城县）的贡士庄称作“青云庄”。南宋理宗时期，建昌知军赵孟蘧得知“南丰有寺日安禅，煅于寇，田若干，无所于属，于是复其租税，为屋四楹，乃积乃仓于寺之废址，命日青云庄，钱谷有司三岁一会，凡盱之试御前者，赆各有差，所为厚士于方来，盖庶几焉”。
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等地的情况，大致和江西相同。福建汀州府长汀县贡士庄，是“郡悴黄大全创，岁收所人，以赡举人之赴试者”。清流县贡士庄，是宝祐占六年（1258年），县令林昌泰、林应龙创置。邵武军的军学也有贡士庄，“旧有贡士莊，薄甚”，军学教授方君“节浮费去冗食”，一年多以后“得旧楮三万二千，买田七百余秤，积三岁之人，可得万楮……由学而贡者，岁卒十人，人获千楮，足矣”。
广东雷州府海康县，“郡守薛植夫建，郡人乐助者。买田百余亩为贡士茌，凡遇举子会试，尽所积以送行”。湖北鄂州（治今武汉市）贡士庄，贾似道“董饷鄂渚，时阃帅创南阳书院，公给以官田百三十献，复斥币如鄱之数以惠鄂士”。此前，贾似道为铸钱使，在饶州鄱阳“斥羡币十万缗，市田为鄱贡士庄”。
四川靖州的贡士庄名为兴贤庄，“靖故有田以给贡士，岁人为钱万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万六千，然仅供新士半途之费，而免举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绍定四年（1231年）知州魏了翁“市近郊田，积三岁所人，以给三邑之新旧进士”。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御史台文书中指称：“江南地面亡宋时，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三年一番开选场，赍发中选儒人，作盘缰赴省殿试等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有尚书省奏“访闻得江淮等处，未附已前，诸学并有贡士庄田麈，所出租课，专一养育有学问士人等，津遣赴举秀才用度”。
以上的资料信息中，具体事例部分反映的地区很不全面，元朝的官府文书是整体性的描述，宋代的“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江淮等处诸县并有贡士庄田产”断语，可以弥补具体事例部分的缺陷。
文献资料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南宋晚期进京参加考试的费用，由贡士庄田产的收益支付，考生不论贫富一概享用。设置贡士庄田的资金来源不一，大多数不是州县财政的收入。贾似道给以公田、刘姓父子私人捐田的方式，都只是个别事例。这表明各地官员把贡士庄之事看作政绩在做，借以博取乡绅支持，获取好评。由于民间的自发集资助考改变为官府的一种制度性的政策措施，实质上是自费考试向官费考试的转变，是社会在前进的一种表现。公益性的“贡士庄”出现在南宋各地，无论主其事者出于何种动机，设置“贡士庄”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效益不能抹掉。
六、结语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推动私家书院兴起，书院按照科举的指挥运作，读书应举、“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共识，是最热门的人生追求。书院的本质功能在此，祭祀、藏书等其它内容皆是衍生品，不可等同。
泰和县匡山书院为民办书院，是书院发展史初期阶段的珍品；“南宫义举”为拓荒性的创举，未有先例。它们在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两大领域做出了榜样，“启愚发覆”，为后续的发展开辟了前进道路。
“贡士庄”制度是在“义约”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克服了助考资金的不稳定性，把自费进京考试改变为官费考试，是这股文教大潮中涌起的精彩浪花。集资助考的民间慈善行为，是这个发展历程初始阶段的产物，其发轫之功是不朽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兴旺、民众生活比较宽松的基础之上。家有余财，能够支撑子弟脱离体力劳动，私家书院才得以滋长起来。即便是进京赴考有资金困难的考生，也不是耕田务工的穷贱小民。经济为文教提供物质基础，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与经济相互推动，兴盛的科举文化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泰和县魏晋以来的粮食重地，南唐时代的匡山书院，北宋的稻种基地，南宋的科举义举，千百年长时段的良性循环，不断进步，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关键词：农业经济；匡山书院；南宫义举；贡士庄
古代的国家管理，是统治阶级的职责，获得官位、掌握统治技能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我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取代，是政治特权从金字塔尖向下移动的继续，在向社会开放进入仕途的大门，士族权贵垄断文化知识、把持官僚队伍的旧秩序在破除，让平民家族（历史用语是“庶族”）有了熟习儒学知识，力争为官，挤进社会上层的一线希望。
书院，是庶族为子弟求学而设置的园地，它铺就一条通往科场的道路。有财力设置专供子弟读书园地的庶族，到了唐朝时期还不多；能够胜任教学，认识古文字的音义、能看懂经史典籍的人，同样很少。
科举义约，是家族或社区以群体力量，资助举子解决科考旅费拮据困难，使通往科场的小路平坦一些。在挑担走路、乘船航行或骑马坐轿的古代，进京赶考，旅途跋涉，要耗费漫长时日，而所需的巨额银钱，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开支得了的。
那些率先开办书院的家族，毅然担起传播知识重担的儒士，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种子，殊为珍贵。本文以南唐时期创办的泰和县匡山书院、南宋时期出现的泰和“南宫义举”为个案，陈述他们宏传文化、赞助考试的榜样事迹，评议他们的垂范作用。因为时隔近千年，人事记录残缺，不免传说失误，对关于“科举义约”创始者的讹传，一并做出必要的考证。时下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为求温故知新，必先真切把握传统事实，撰写此文即出于此意，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一、兴旺的农耕生产与匡山书院的创办
泰和位于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核心区域，土地宽平，水流充足，稻耕农业发达，早已是粮食充足之地。南北朝时期，陈霸先攻夺梁朝政权，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出发，进入江西境内，在泰和、庐陵一带迅速筹集到50万担食粮，军队无缺粮之忧，威势大振，遂能打败敌兵，攻下建康，建立陈朝。到了宋代，吉泰盆地已是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产量尤为丰足，江南每年“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至于民间商贩出境的粮食就更多，“不知其几千万亿计”泰和县农民栽培的水稻品种多达50个，我国最早的关于水稻品种和稻田耕作技艺的专著《禾谱》，就是泰和人曾安止撰著的。农田垦辟充分，平衍沃野耕种完了，进而开垦山丘，“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今皆为膏腴之壤”（曾安止《禾谱·序》）。元丰五年（1082年）黄庭坚出任泰和知县，下乡看到的山村实情是“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上大蒙笼》）。
百姓相对温饱了，必然进而重教，把发家致富的追求，定格在耕读结合的途径上，兴办私家书院，致力培育子弟，朝科举出仕的目标奔跑。在这方面，泰和人罗韬于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创办匡山书院，为社会作出了榜样。罗韬，字洞晦，家有田产，自己又有为官的知识和经验，他的匡山书院可供读书和住宿，有学田供书院开支费用，在泰和本地是私家书院之开先者，在江西乃至全国也是领先之一，有很大的风标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处于政局分裂之中，罗韬不愧是眼光远大的学者。他虽以文学被南唐聘为端明殿学士，不久即急流勇退，请病归乡，在家建书院聚徒讲学，把人生追求转移到培育后辈上面。对其行动，后唐明宗下敕书赐匾，予以表扬：
朕惟三代盛世教化每由学校，《六经》散后斯文尤托于士儒。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莅官清谨。纳诲防几之鉴，允协朕心；赏廉革蠹之箴，顾存廒席。寻因养病，遂尔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善，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题，俾从游之士乐有瞻依，而风教之裨未必无小补焉！
在官学教育废坏，社会教育非常衰微的背景中，罗韬自觉肩负“士儒”的使命，创办书院教学，传播“斯文”，培养后人，确有振聋发聩，表率民风的社会效益。
明朝人曾皋评论罗韬创办匡山书院之举，极言其收徒育人传播文化的作用：
匡山之有书院也，肇自后唐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者，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圣殿经阁，埒今学宫。明宗嘉而赐额，于镍哉！五季稀有事也。历宋而元，四百年无恙……先生生而笃修潜养，淡于声利，惠政在郡，清节在朝。辟地匡山，延收四方，启愚发覆，吐词为经。
社会上还没有兴学之议、讲学之人的环境中，罗韬独能筑书院，收徒教学，自然是“启愚发覆”，使愚昧者觉醒，知识不被埋没。曾皋指出的罗韬毕生作为，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南宋时乡人发起对科举考试的资助，正是效法他“惠政在郡”的具体表现。
当“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的五代时期，罗韬就率先垂范。在宋朝有了兴学政策，士大夫开始了讲学活动的时候，泰和民众办书院的积极性更高，全县共计8所书院中，县城的龙洲书院属官办，其余7所均为私家办。它们是匡山书院、文溪书院、柳溪书院、云津书院、林山书院、南熏书院、石冈书院。民间涌动着以农耕支持读书，求官位保护家族的热潮，有学力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必然众多，由此催生出科举义约，首创于泰和，是历史的必然。
二、朝廷科举与民间书院的相互促进
罗韬退出官场办书院，自然不是空洞地为书院而办书院，进入匡山书院读书的人也不是只为读书而来，应该都是在科举出仕的巨大吸引力推动下而来的。朝廷的选官制度改为从地方读书人中考选，候选人群的范围必然比前代由世家大族推荐时扩大，中选者的优秀程度相应提高。因此，读书士人为求得官，拥进科举考场。所以，唐太宗看到新科学子从考场鱼贯而出，非常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学而优则仕”早已是读书人的理想目标，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实施了二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逐渐强化了百姓对朝廷的向心力。从民间来看，追求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只有读书应考，力争出仕，藉官位获取权势，才能保守财富，提高家族地位。于是，江州“义门”陈氏在唐末创办了“东佳书堂”，内分蒙学与进修备考者两个层次，不仅自家子弟在此读经史，习诗文，“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间”。这些非陈氏的人来“东佳书堂”肄业，不是迷恋“子曰”“诗云”，而是要备考出仕。他们达到了目的，故成为“名士”。匡山书院“延收四方，启愚发覆”，也是要培养有为政施治能力的官僚后备队伍。 民间办书院，投资教育，企求的是科举回报。科举考试制度，让朝廷能够在更大的知识群体中选拔官僚，有明显的统治效益。于是，科举取士为朝野所认同，得以持久地坚持下来。很明显，书院的生命力来源于对科考入仕的追求，并非它的教学制度与传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环境需求的产物。到了清末，时代变了，社会改弦更张，一纸命令，书院就结束，成了历史文化的认识对象。朝廷科举与民间书院相互为用，推动社会教育逐渐发展，促使文化向社会下层扩展，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明的大进步，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科举，有逐级考试选拔的程序，先要经过县级考试推荐，参加地方大行政区的考试筛选，中选者称“举人”。举人再集中到京城会考，合格者最后还要朝考（殿试），中选者称“进士”，才能任命为官。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考试关，是极大的幸运和胜利。但是，要支付参与考试所需的路途费用，却非易事。古代交通原始，动辄几十天，家境若非足够富裕，定然有捉衿见肘的困难，得到举荐资格却因盘缠紧张而难于赴考。为了这个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人生际遇，当事人必然竭尽心力借贷营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地方官员为着政绩考虑，也希望本地多有人中举。于是，发动社会力量捐助资金，解除贫寒举子赴考之困的“义举”。
为什么要迟到南宋才出现，而不是跟随科举制度同时面世？这里面有不同的利害关系。设计考选官吏的制度，是朝廷的需求；有无能力参与考试，是民间个人的条件。科举制起始阶段，上接魏晋九品中正制，那是掌握在士族门阀手中的荐举办法，有资格被荐举者无不是世代公卿权贵，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根本不存在贫穷一说。这个金字塔上层人群，世代享受文化教育特权，科举考试初期的参加者主要是这些人，故而隋唐科考中还有旧士族残余。唐朝晚年以来的频繁战乱，使士族门阀阶层急剧衰退下去。进入宋代，平民地主——庶族阶层迅速发展起来，家境富裕了，有能力参加考试的人比以前增多。加上宋朝进一步修订科举制度，录取名额不再是一二十人，而是几百人。这就更加吸引普通富裕人群追求科举，尽可能把子弟挤上仕途。获得进京赴考的众多学子中，难免有比较贫寒的成员。为旅费而卖田负债，甚至无力上路、痛失赴考机会的事也有发生。一方面是科举日益受到社会看重，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赴考费用导致的困难，问题积累到南宋中期，乡绅们终于酝酿出了合力资助的良策。
三、自愿集资助考的“南宫义举”及其首创地位
我們目前所知，南宋江南西路吉州泰和县倡行的“南宫义举”，内容清楚具体，实施的时间最早，确是这桩文化公益事业的创始者。
泰和县社会集资助考义举，开始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发动这次义举活动缘由和操作办法，知情人周有德写《南宫义举记》曰：
士风之厚薄，大抵以义为轻重。而西昌壮邑，素号多士，三岁大比，应诏者不下二千人。其相与友助，相与讲习之意，已乐见于平昔，及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实众歆艳其荣之时，岂可于道里之费而使家自为备乎，此今日义举所由兴也。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壬子科，绍兴士子大比，郡以十二日揭榜，吾邑题名者十人，皆以义举。月既建亥十有五日，序乡饮于学，邑宰赵公、丞姚公、尉梁公及乡老与焉。义举之领袖者成在。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于斯时也，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士气大振，礼文可观，古者宾兴之意复见于今日矣。乡举里选三代所尚，县次续食两汉仅见。自科举法行，是意微矣。膺荐之士观光上国，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于是令道州司法严公万全、乡先生周公英彦合谋其男琰有德偕乡贡进士陈忱三人总其事，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戒行之先，乡老饮饯于学。是日，壬子良月望日也。请于邑侯赵公师夷，公欣然主盟，复行古礼，且日歌鹿鸣之诗，序燕贤之仪，公家常制，未足为盛观，公等崇乡里之义，行乡饮之礼，举百年之旷典，新一时之美化，真盛事也，当捐公帑百千以助斯举。士益感公厚意，谓三代两汉遗风今日见之。越明年，谭一飞实中乙科，调章贡户掾，陈嗣宗次之，调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选。虽未应龙洲之谶，而来者为可知。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凡预是举者佥日盍识之以诏后来云。（弘治志）
道光县志编撰者注明转录于弘治县志，然此志已经失传，无法判断这段转录文字的完整性。仅此而论，事件的原委交代很清楚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冉棠《重修泰和县志》摘要记述周有德之记文，并补写了绍熙三年之后简况，可以和上段资料相参认识。但原书无存，只在同治县志中有转载：
按弘治志，西昌南宫义举始自宋绍兴壬子。约曰：西昌壮邑……厥后庆元、嘉泰以次举行。而倡是举者，邑人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也，乡贡进士周有德书其事。乙卯科，曾有凭记。戊午科，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严万全记。辛酉科，知县赵汝蕃书其事于乡饮所。其后不复继矣。……（冉志）
标题为“南宫义举”，义举，公正合宜的行动，有自觉的意愿。南宫，是古代权贵居留的所在，可以是皇宫、官署、皇室和王侯子弟的学宫等的代称。古人认为朝廷中央的尚书省象列宿之南宫，故称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隋唐实行科举考试，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礼部为南宫。在这里就是指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所以，周有德这篇《南宫义举记》，写的是资助会试的举动，即是“科举义举”的记录。
为了准确把握此文内容，有必要先进行一些文字考辨：这篇记文在转载刊刻中造成一些文字差异，影响了对情节判断理解。最为紧要的是起始时间，同治县志中作“始自绍兴壬子”，是文字讹误。按：“绍兴壬子”，即是绍兴二年（1132年）。以周有德记文中写到的人事来检验，应是绍熙壬子（1192年），要晚60年。会出现这点误差，应是“熙”与“兴（繁体‘興’）”的字形相近所致。这样考辨之后，可知文中“壬子科”“壬子良月”的干支时间，都是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与前后语意完全符合。 周有德记文提到“邑宰赵公”“请于邑侯赵公师爽”，查道光《泰和县志》卷十四“宦绩”：赵师爽，“绍熙元年知泰和县事，辟潢舍，益庖廪，作兴士类……按：师爽传，旧志作绍熙，原志作绍兴，误。”正好与乡饮之事相互印证。乾隆志补充写的“戊午科，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严万全记。辛酉科，知县赵汝暮书其事于乡饮所”，在“宦绩”所记官员中也有呼应：卓洵，“庆元间以朝奉郎知泰和县”；赵汝菩，“嘉泰中，来知泰和县事。”有了年号界定，“戊午科”“辛酉科”就确知是庆元四年（1198年）、嘉泰元年（1201年）。人物、时间、事件三者协调，参与其事的诸人任官时间，进一步证明发起“义举”只能是绍熙，写作“绍兴”是不对的。
另外，有的文句遣词造句难于理解，如：“壬子科，绍兴士子大比”，此处“绍兴”二字不可理解；“令道州司法严公万全……”，这里的“令”很费解，义举本是人们的自发行动，不应该是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究竟是谁下此命令，也没有交代。这两点要存疑。
接下来的“严公万全、乡先生周公英彦合谋其男琰有德偕乡贡进士陈忱三人总其事”，出现的人名不止三人，语意也难明辨，该是刊刻时有讹脱。同治县志转载时写作“邑人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也，乡贡进士周有德书其事”，意思就清楚明白了，可以据此理解。
再有“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意思为贫者难免要向别人借债，至于卖家产抵债，但“资人介”三字不明晰。我主观倾向理解为请人中介担保，才能借到钱，而偿还债款和中介费，必将卖掉家产。
“雖未应龙洲之谶，而来者为可知。”“龙洲之谶”，是关于科举的民间预言。南昌、新建、丰城三县有“三洲联，出状元”谶语，说是碰上三县的赣江沙洲连成一片了，就预兆本地要出状元；福建建州也有“淮尾沙圆，宰相状元之谶”。这种谶语虽然是虚幻迷信，却不乏心理暗示、鼓舞斗志的作用。泰和县的“龙洲之谶”是同类意思的预言，据县志记载，福建同安僧定光，来庐陵参西峰豁禅师，到泰和过怀仁渡时，水暴涨，定光于是念偈语，水退，起沙洲，即为龙洲，他又留下偈语日：“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龙洲接金鱼，泰和出相儒”。此类传言寄托着人们的理想追求，虽然没有兑现状元，但谭一飞、陈嗣宗两人已中进士得官，表明资助义举确实有效，故“来者为可知”。
四、“南宫义举”的意义及其首创地位的认定
《南宫义举记》是一篇记实的文章，由此可以知道南宋吉州泰和县社会文教方面的几点具体内容。
1.社会教育发达，儒学水准高。“西昌壮邑，素号多士，三岁大比，应诏者不下二千人。”泰和县古名西昌县，位于赣江中游吉泰盆地的核心，小农经济兴旺，魏晋时代就是江南的粮食主产区，生活相对富裕的人群庞大，他们投资教育、培育子弟的欲望自然普遍迫切，形成追求由科举而出仕，从农户上升为官户的社会潮流。经由科举选拔人才，是全国范围的文化实力大比拼，而泰和县每次能够选拔出二千人参与，是全国少有的盛况。
2.发动义举的原因是资助赴考旅费。各地考生到京师——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市）——赴考所需的路费都是举子自己承担，他们认为这不合适。理由有二，其一是不合大道理，伤害了朝廷的体面，“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实众歆艳其荣之时，岂可于道里之费而使家自为备乎，此今日义举所由兴也”；其二，从举子家庭实际考虑，巨额的路费将是不够富裕家庭的沉重负担，“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为赴考而借债、卖家产导致长年忧患，违背了科举的美意。前一个理由是务虚，后一个理由是求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从化解旅费困难上得来。
3.义举的操作方式是众人自愿集资。“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壬子科提名者10人，当时“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每人日出一文，付出轻微，对“乡里同志”不会构成负担。然而集腋成裘，一千人参与义举，经过三年，就能积攒下百万余文。壬子年集得44.8万余，只相当约一年半时间集得的钱，或者参与集资的人仅约500人。按人分送，每人得4.4万余，“士得不困”。“总其事”即负责承办集资的是道州司法严万全、乡先生周英彦、乡贡进士陈忱三人。
4.官府、民众都非常看重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之事。大家认为给这些进京赴考的人以优厚礼遇，是重兴先秦的宾兴、两汉的县次续食传统风尚，故而县官主持饯行典礼，乡里举办盛宴送行。宾兴、县次续食，皆是贯彻朝廷旨意，忠顺于皇权的表现。因为这些人将要“登籍天府，观上国之光”，参加朝廷的考试，载人礼部档案。“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都是维护朝廷权威，表示忠顺之举。为求宣扬朝廷旨意，把大事做得更体面，知县赵师爽当众宣布“捐公帑百千以助斯举”，庆元三年（1197年）知县卓洵“复益以公帑之钱”。乡里办宴请，开支是民众负担；赵、卓两位知县襄助，拿的是“公帑”——官钱，何乐而不为。给眼前的赴考者以优待，传递出强化朝廷权威的信息，政治伦理观念由此深入人心。现任官僚形象同时得到提高。
5.“义举”的效益明显。每个举子赴考都有资金保障，原有的后顾之忧将转化为拼搏之力，使“士气大振”，中举的机率势必增大。“越明年，谭一飞实中乙科，调章贡户掾；陈嗣宗次之，调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选”，是最近的实例。从长远来衡量，科举义约激发良性循环，书院教育风气持续强劲起来，社会文化自然日益兴旺。这从科举人才数量增加上可以看到一个大概。万历七年《泰和县志》卷七登录的进士、解试人名，北宋时期进士22名，解试53名；南宋时期进士95名，解试439名。进士人数增加4.3倍，解试人数增加超过8.2倍，上升趋势十分显著。推动泰和县科举进步的因素很多，不会只有“义举”一项，但“义举”带来的激励效益是不容置疑的。
6.泰和首创的“义举”，为各地仿效。周有德对首创一事自豪地说：“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周氏此话不假。首先是创始，查找已知的科举义约资料，没有发现更早的。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自注为“嘉定三年（1210年）正月望日钱唐洪某序”，比周有德晚了17年。徐鹿卿在南安军写《梯云义约》，是他嘉定十六年（1223年）中进士，出任南安军军学教授之后。其次是仿效。这一点周有德说得巧妙，“闻者类欲效之”，知道的人都想仿效，是否兑现，关键要看对方。 周有德说，我们的义举使“古者宾兴之意复见于今日矣。乡举里选三代所尚，县次续食两汉仅见。自科举法行，是意微矣”。在自我表彰之中，说出对科举法的一点批评。他这点见解，在后来人的同类文章中一再重现，成为共识。例如：洪咨夔《楚泮荣登义约序》：“礼宾，周制。续食，汉法。士未尝为舂粮之谋。科举设而待士之意衰。”刘克庄《鄂州贡士田记》：“士贡于乡，古也。使士赍粮重趼而至，非古也……至汉，犹令县次继食……近世宾兴，郡太守备卮酒，饮饯之外，舟车扉屦皆士自任。贫而远者，难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我们要问，朝廷是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不继承先秦的“宾兴”、两汉的“续食”政策，从赋税中开支参加科举考试的旅差费？帝王专制追求的只是家天下统治长久，“宾兴”“续食”时代的对象是贵族，而且人数极少。而科举考生的人数众多，若是官费必定数额巨大；而且科举考生是一般百姓，朝中无人，没有话语权；即使有贫寒者来不了也无大碍，帝王不会忧虑。所以，尽管有官绅发议论，始终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关于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本无疑问。可是《永乐大典》录存的《衡州府图经志》写“贡士有义约，自艮斋先生谢谔始行之”，让研究者据以为凭，认为是谢谔最先在临江军创行的。究其实，谢谔没有创行科举义约，他创行的是“义役”，是关于差役的事，与科举风马牛不相干。翻检相关的官私文献史料，都没有谢谔提倡过科举义约的记录。
五、科举义约向贡士庄的转变发展
泰和县能够率先出现科举义约，是农耕经济兴旺、百姓生活比较富裕的结果。
严万全、周英彦、陈忱三人发起的“南宫义举”，是富有士绅的集资助考，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受到各方赞扬。但毕竟是个人行为，各因其力，随其自愿，无任何强制约束，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出现抚州崇仁县那种得不到赞助的事例，也不足怪。因此，泰和“南宫义举”方式的个人自愿之“约”，属于初期阶段集资模式，在鄱阳、瑞州（今高安）等地也有過，但未见广泛铺开。后来各地解决赴考费用的办法主要是设置“贡士庄”，资金落实于田庄，管理归属州县学校，成为稳定性的经济来源。虽然仍是地方之举，没有朝廷的法令政策，但涉及地域很广，留存的资料例证很多，并且延续长久。例如：
泰和县所在的吉州地区，各县皆有贡士庄。欧阳守道写家乡的情况说：
庐陵县贡士庄者，郡太守豫章李侯某，从邑人刘君某之请所建也。郡三岁贡士六十有八人，而庐陵得人为最……他县贡各有庄，庐陵独无有，至是岁得米三千斛有奇，郡博士偕邑大夫视其入，及期易为泉（钱），视其人分赆之。”这位“刘君某”的儿子刘芮在王氏家塾教其外甥读书，甥病亡，无人读书，王氏遂以稻田赠刘芮。刘氏父子认为不该私有此田，得知郡太守和郡博士正在商议建贡士庄，遂将此田送出。
吉州州学也有贡士庄。文天祥告诉人们说：吉州贡士庄，创始于知州胡概，有租米二千二百斛有奇，然“庐陵士甲江右，一科数路，资送四五百人”，收入不足支用，于是多次增加庄田，至咸淳六年（1270年），“合今所增，通为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学谕提点庄事”。
泰和西北边的近邻袁州（今宜春市）、临江军（今樟树市），曾经有过科举义约，不久也都建立了贡士庄。袁州新昌县（今宜丰县），宝庆问（1225-1227年）知县赵纶“修学宫，置贡士庄”。临江军通判赵师迪，“括在官之田，置贡士庄，以助偕计吏者”。再往北的白鹿洞书院，也在咸淳间（1265-1274年）由南康军知军刘溥汉，“创白鹿洞贡士莊”。
赣东北的饶州（治今鄱阳县）、信州（治今上饶县）在宁宗时期先后建立了贡士庄。开禧元年（1205年）冬，安仁县（今余江县）知县刘强学“置贡士土田五千三百余把，为钱一百六十四万有奇，岁收约官斛四百石……遇大比，士赴礼部、补国学者，捐为续食费。安仁至京都千里，自是赴功名之会者，俱无裹粮之忧”。嘉定九年（1216年）信州通判章良朋以“没官田创贡士庄，而隶于学，命教授董其要，择诸生可任者为司贡以治……积三年租课所入，贮于庠庑，以为六邑宾兴东上之赆……岁管早租二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晚租一百八十二石七斗三升五合，晚园池地四十一贯文”。
赣东的建昌军（治今南城县）的贡士庄称作“青云庄”。南宋理宗时期，建昌知军赵孟蘧得知“南丰有寺日安禅，煅于寇，田若干，无所于属，于是复其租税，为屋四楹，乃积乃仓于寺之废址，命日青云庄，钱谷有司三岁一会，凡盱之试御前者，赆各有差，所为厚士于方来，盖庶几焉”。
福建、湖北、广东、四川等地的情况，大致和江西相同。福建汀州府长汀县贡士庄，是“郡悴黄大全创，岁收所人，以赡举人之赴试者”。清流县贡士庄，是宝祐占六年（1258年），县令林昌泰、林应龙创置。邵武军的军学也有贡士庄，“旧有贡士莊，薄甚”，军学教授方君“节浮费去冗食”，一年多以后“得旧楮三万二千，买田七百余秤，积三岁之人，可得万楮……由学而贡者，岁卒十人，人获千楮，足矣”。
广东雷州府海康县，“郡守薛植夫建，郡人乐助者。买田百余亩为贡士茌，凡遇举子会试，尽所积以送行”。湖北鄂州（治今武汉市）贡士庄，贾似道“董饷鄂渚，时阃帅创南阳书院，公给以官田百三十献，复斥币如鄱之数以惠鄂士”。此前，贾似道为铸钱使，在饶州鄱阳“斥羡币十万缗，市田为鄱贡士庄”。
四川靖州的贡士庄名为兴贤庄，“靖故有田以给贡士，岁人为钱万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万六千，然仅供新士半途之费，而免举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绍定四年（1231年）知州魏了翁“市近郊田，积三岁所人，以给三邑之新旧进士”。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御史台文书中指称：“江南地面亡宋时，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三年一番开选场，赍发中选儒人，作盘缰赴省殿试等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有尚书省奏“访闻得江淮等处，未附已前，诸学并有贡士庄田麈，所出租课，专一养育有学问士人等，津遣赴举秀才用度”。
以上的资料信息中，具体事例部分反映的地区很不全面，元朝的官府文书是整体性的描述，宋代的“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江淮等处诸县并有贡士庄田产”断语，可以弥补具体事例部分的缺陷。
文献资料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南宋晚期进京参加考试的费用，由贡士庄田产的收益支付，考生不论贫富一概享用。设置贡士庄田的资金来源不一，大多数不是州县财政的收入。贾似道给以公田、刘姓父子私人捐田的方式，都只是个别事例。这表明各地官员把贡士庄之事看作政绩在做，借以博取乡绅支持，获取好评。由于民间的自发集资助考改变为官府的一种制度性的政策措施，实质上是自费考试向官费考试的转变，是社会在前进的一种表现。公益性的“贡士庄”出现在南宋各地，无论主其事者出于何种动机，设置“贡士庄”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效益不能抹掉。
六、结语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推动私家书院兴起，书院按照科举的指挥运作，读书应举、“学而优则仕”成为社会共识，是最热门的人生追求。书院的本质功能在此，祭祀、藏书等其它内容皆是衍生品，不可等同。
泰和县匡山书院为民办书院，是书院发展史初期阶段的珍品；“南宫义举”为拓荒性的创举，未有先例。它们在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两大领域做出了榜样，“启愚发覆”，为后续的发展开辟了前进道路。
“贡士庄”制度是在“义约”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克服了助考资金的不稳定性，把自费进京考试改变为官费考试，是这股文教大潮中涌起的精彩浪花。集资助考的民间慈善行为，是这个发展历程初始阶段的产物，其发轫之功是不朽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兴旺、民众生活比较宽松的基础之上。家有余财，能够支撑子弟脱离体力劳动，私家书院才得以滋长起来。即便是进京赴考有资金困难的考生，也不是耕田务工的穷贱小民。经济为文教提供物质基础，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与经济相互推动，兴盛的科举文化促进社会经济繁荣。泰和县魏晋以来的粮食重地，南唐时代的匡山书院，北宋的稻种基地，南宋的科举义举，千百年长时段的良性循环，不断进步，是一个生动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