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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臧克家是诗人。他七十余载创作生涯中所创作的诗篇，被几代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场合朗诵过。而我父亲这位诗歌的创作者，同时也是诗歌朗诵运动和活动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和推进者。让好诗插上朗诵的翅膀，走出书本和书斋，飞向人民大众的心间，在不同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样是我父亲一生的追求和心愿。
回过头去眺望一下父亲这位世纪诗翁的人生旅程，他从少年时代就喜爱诗歌并开始进行创作，常与同好们组成诗社，探讨吟唱；从青年时期投入时代与社会大潮后，他更是在历次社会变革、民族危亡的时刻，不忘发挥诗歌朗诵这个武器不可小视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父亲怀着满腔抗战激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立即奔赴前线。在坚守于抗战正面战场的五年中，他充分利用诗歌朗诵的强大艺术感染力，积极发挥其便于传播和易于发动大众的特点，无论是在抗日前线还是在敌后，他都放开喉咙，激情朗诵抗战诗篇，或是组织诗歌朗诵活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历史证明，诗歌朗诵是抗战时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有力武器和重要内容之一。我父亲任团长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1938年7月至1939年春徒步远征到鄂、豫、皖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对当时的情景，他曾有过这样的描写：“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出墙报，演小戏，唱救亡歌曲，朗诵抗日诗篇并创作文艺作品，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 “我们十四个，曾在多少伟大的场合中朗诵过诗，也曾在溪水边，绿树下，烟雨之中，做过诗歌朗诵问题的探讨。” 1938年，这支文化工作团在到达商城之后的一个傍晚，就在这抗战前线召开了第三次文艺座谈会——诗歌朗诵运动大会。小小的庭院，被战斗在前方的青年和文艺爱好者们坐得满满的。与会者不仅满怀情感地朗诵了各自爱好的诗篇，而且就 “诗歌，这抗战中的号角”，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山歌、民谣、鼓词、小调与朗诵诗的区别；朗诵的方法，如何开展诗歌朗诵运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抗战前方举行诗歌朗诵会和讨论会，并且得到了民众的关注和积极支持、参与，足见诗歌朗诵工作的影响和意义。我父亲记得，在他当时参加过的欢迎白崇禧将军的剧台上，在八一三纪念大会上，诗歌朗诵都发挥了很大影响，“朗诵者的声音、情调、姿态，抓住了每一个人的情绪，使得全场上都不敢大声呼吸。”“不放松每一个朗诵的机会”，以达到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的目的，这就是父亲在民族危亡关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所做的工作之一，他尽力推动、组织这项工作并参与其中。
1938年臧克家率领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与河南“战教团”联合演出后合影。站立者右六为臧克家。
我父亲对于诗歌朗诵的推进、支持与宣传，还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从抗战时期开始到他去世，他这方面的文章与诗作有十余篇，涵盖了通讯特写、诗歌、散文和文艺理论等多个门类。最早的是写于1938年的《诗歌朗诵运动展开在前方》。这个有关诗歌朗诵著作的开篇，就已经为我们带来了“诗歌朗诵运动随着民族解放的战争展开了”的大好信息：“在陕北有过‘破题儿’的尝试，此后，广州、武汉……也响应了起来。……这个运动的本身已经惹起大众的注意，已成为铁的事实。”之后的著作还有1954年1月的理论文章《诗的朗诵》、1956年1月的新诗《迎春——迎春诗歌朗读大会开场诗》、1963年3月的新诗《诗在发言》和《诗，站起来了！——根据在“北京首次星期朗诵会”上的讲话写成这首诗》、1981年5月的序言《要记住三亿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朗诵诗选〉代序》、1983年8月的新诗《写给日本朗诵团的同志们》、1985年6月的新诗《回来吧，快快回来吧！——为失足青少年朗诵会而作》、1985年12月的新诗《生命试卷的鉴定——向老山抗越前线战士们致敬！》、1986年2月的新诗《艺术新花朵——祝北京朗诵艺术团建团五周年》、1986年4月的散文《来自南疆的老山兰》、1998年尾的新诗《给殷之光同志》等。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从1938年到1998年，六十年的时光，贯穿了父亲的大半生。从这些诗文的内容看，它们涉及对诗歌朗诵理论和现状的研究、对青少年在这方面的关注与培养、对于诗歌朗诵活动、团体和朗诵艺术家的支持以及对国际朗诵艺术团体的关注和友情，其中不乏多首专门为各种诗歌朗诵会而写的诗篇。父亲对于诗歌朗诵这项工作的用心，足见一斑。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我父亲写于1954年的专门论述诗歌朗诵理论的《诗的朗诵》。在这篇三千余字的文章中，他对于诗歌朗诵的起源、现代诗歌朗诵的涵义、特点、作用和对象、开展这项活动需特别注意的事情、什么样的诗适合于朗诵、诗朗诵的技巧和方法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正是他从多年实践中提炼出的理论精华。我父亲再三强调的是诗歌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而朗诵，正是最好的渠道和工具。他指出：“诗歌朗诵渐渐形成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就是诗歌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密切、更直接结合的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诗虽然革掉了旧的枷锁，建立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但实际上这种革新了的新诗并没有打进劳动人民群众里去。原因很简单，就是诗人所歌唱所抒写的和人民所要求所希望的并不能完全一致。……抗日民族战争爆发之后，诗歌的范围、影响随着诗人们生活圈子的扩大而扩大了。朗诵运动兴起了。在抗战的队伍里，在工厂里，在学校中，我们可以听到诗的声音了。到了抗战胜利前后，朗诵诗也成了反抗国民党统治、反抗美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由民主的一种武器。在各种群众运动的场合里（特别是学生运动），诗朗诵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它所起的鼓动、燃烧作用是很大的。……新诗它终于要一步一步地从供给个人默读（眼看）向着面对广大群众高声朗诵的路上走去。”我父亲是多么高兴看到这种情景，因为这正是他为之努力的目标。他在文章中指出，在群众大会上朗诵，第一件应该注意的事情，就是诗的题材和主体是否和群众的生活、思想、要求、希望相符合，诗人的情感是否和群众达到了一致的程度。诗的思想内容应该是群众化的，语言应该是口语化的。越是切合听众实际要求的，感染力就越大，越容易产生共鸣，结果一定是成功的。在诗歌朗诵的艺术技巧上，我父亲认为：朗诵的方法，因人而异，是没有一定成规可循的。有的借助于手势、表情甚至于服装、道具、舞台、灯光，这要看实际情况的需要与否。但有一条基本规律必须服从，那就是从事朗诵这篇诗的人必须对于它有深刻的了解，和它起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它节奏的急缓，调子的高低，必须揣摩体会，做到一字不苟的程度才行。总之，我父亲所倡导的，是他终生不渝的“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因此，这篇文章涉及的多个有关诗歌朗诵方面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能更好地使之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中心。其中的不少论点，今天读来，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我父亲在《诗的朗诵》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诗，燃烧了朗诵的人，朗诵的人再拿它去燃烧广大的群众。一个真正好的诗歌朗诵者，应该是一个最懂诗的人。他的朗诵不仅是一种诗的传声，应该是一种诗的再造。如果对于诗篇精神缺乏透彻的领会和具体的把握而仅凭某几种类型的腔调去做，那他是不会得到成功的。”这句话，对于朗诵者对诗歌精髓的把握与理解，对于写作者、朗诵者及听众情感上应产生的共鸣，提出了真理性的见地。由此，我记起了65年前我父亲的一次诗朗诵。得知有这样一次朗诵，源于我父亲老友姜德明先生1979年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来了香港报纸该年发表的一篇散文《听诗人臧克家的朗诵》。作者施宁先生在不长的文章中，回忆起：
“那是四十年代（注：1948年12月），在（香港）青山达德学院民主礼堂上，听过一次嘹亮而又动人的声音：就是诗人臧克家的演讲与朗诵。
“这个清瘦而又带着北方口语的诗人，在演讲时，虽然使我这个广东人不易听得懂，但他那种手舞足蹈的激动表情，实在令我十分兴奋。我听见他说他很高兴地望着座上的许多年轻人而感到自豪。
“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话语结束了，全场流动着一阵热烈的掌声。随之侧坐在讲场前面的黄药眠先生站起来说话：‘相信一定有些人听不懂臧先生的讲话，我来翻译一下吧。刚才臧先生的演讲题目是《闻一多先生的道路》。’
“话刚说完，臧先生转身想走回座位去，跟着又是一阵掌声，听到有人在高呼：‘请臧先生来一次朗诵。’
“他微笑地摇一摇手，但为了大家的热情，终于又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首闻一多的遗作《一句话》，跟着又高声朗诵起来：‘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一边放声朗诵，一边不停地顿着脚，像狮子怒吼一样地激动着。
“快要完毕了，突然又一次呼声：‘再来一次！’
“真令我感动了，这是诗人臧克家的朗诵。”
从1948年到1979年，31年岁月流逝，却冲洗不掉施宁先生对于我父亲当年朗诵时的身姿、情态、声音和自己被深深打动的清晰记忆。我深深理解65年前这次朗诵背后，有着父亲多少亲身经历的感慨和多么深厚的情感在其中。闻一多，是招收我父亲进入国立青岛大学（即山东大学前身）读书的恩师，是指引他形成自己诗歌风格的引路人。他们都是终生不渝的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都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不畏牺牲，不懈战斗。因此，我父亲对于闻先生著名诗作《一句话》的爱国主义思想核心，理解得那样透彻深刻。他用自己满腔的爱国热忱，充满激情地朗诵这首已为祖国而献身的恩师的爱国名篇，多重情感的汇集之下，刚刚因国民党搜捕而来到香港的我父亲那狮子般的怒吼，当然会打动每位听众的心。这是一次多么成功的诗朗诵！由此可见，我父亲不仅是诗歌朗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他自己提出的诗歌朗诵理论的实践者和验证者。
我父亲一生参加过多少次诗歌朗诵活动，早已无法计算。无论是在抗战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只避难数月的香港；无论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工矿、学校、剧场甚而是沸腾的义务劳动工地上，我父亲都曾忘我地投入到诗歌朗诵活动中，尽其力，倾其情，放其声，为几代听众留下了美好难忘的记忆。我至今记得，那是1958年初春。离我们当时的家不远的建国门外，还是一片近似沼泽、荒草丛生的坟地。夏天蚊蝇扑面，臭气四溢；冬天垃圾遍地，野狗出没。为了改变这里的旧貌，将它修建成供群众休憩的人工湖公园，成百上千的人们参加了义务劳动。那热火朝天、挥汗如雨的场面，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父亲那时身体不好，本来就清瘦的身躯更显孱弱。当他听到修造人工湖的消息，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工地上。他不仅参加了义务劳动，而且赶写了《建国门外人工湖》、《你看你这个小姑娘》和《亲亲热热为挖湖忙》三首诗。在义务劳动的工间休息，我父亲为在场群众高声朗诵了这几首诗。他那带着山东口音的朗诵声，被尚带寒意的春风吹得很远很远。这些诗和诗中对这块土地美好未来的憧憬，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我父亲的朗诵为这沸腾的工地注入了新的力量。直到多年以后，遇到当年参加过那次劳动的旧日邻居，他们还念念不忘聆听我父亲那次朗诵时的激动情景。和群众在一起，为大众而朗诵，这就是父亲的初衷。
1957年1月，第一本全国性诗歌刊物《诗刊》创刊。身为发起人之一和第一任主编的父亲，在任职的9年间，除了主编刊物外，还非常注重诗歌朗诵活动。《诗刊》老编辑白婉清同志在写于2004年的悼念文章《深切缅怀臧克家同志》中，这样写道：“当时《诗刊》社时常组织诗歌座谈会以及配合当时形势的诗歌朗诵会。他不仅亲自主持，有时还在朗诵会上带头登台朗诵自己的新作。虽然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往往不易听懂，但那充满时代使命感的激情深深打动着听众的心。”那时的“星期朗诵会” 、“迎春诗会”和各种朗诵专场，曾产生很大影响，对于推动诗歌朗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我父亲在1964年4月12日“支持非洲独立周”诗歌朗诵会上，一手拿着诗稿，一手高高举起的激情朗诵的照片，被我们珍存至今。
1964年4月12日，臧克家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
这就是我父亲在他99年的人生中，为积极倡导和推动诗歌朗诵事业的发展，积极支持与参与这项活动，所做的点点滴滴。虽然这件工作并不是他的“主业”，不是他主要工作和主要成就之所在，但是，他毕生不渝的“一切为人民大众”的坚定信念和人生宗旨，同样贯穿于他对这项事业的关注和奉献之中。（编辑 王世英）
回过头去眺望一下父亲这位世纪诗翁的人生旅程，他从少年时代就喜爱诗歌并开始进行创作，常与同好们组成诗社，探讨吟唱；从青年时期投入时代与社会大潮后，他更是在历次社会变革、民族危亡的时刻，不忘发挥诗歌朗诵这个武器不可小视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父亲怀着满腔抗战激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立即奔赴前线。在坚守于抗战正面战场的五年中，他充分利用诗歌朗诵的强大艺术感染力，积极发挥其便于传播和易于发动大众的特点，无论是在抗日前线还是在敌后，他都放开喉咙，激情朗诵抗战诗篇，或是组织诗歌朗诵活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历史证明，诗歌朗诵是抗战时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有力武器和重要内容之一。我父亲任团长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1938年7月至1939年春徒步远征到鄂、豫、皖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对当时的情景，他曾有过这样的描写：“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出墙报，演小戏，唱救亡歌曲，朗诵抗日诗篇并创作文艺作品，向民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 “我们十四个，曾在多少伟大的场合中朗诵过诗，也曾在溪水边，绿树下，烟雨之中，做过诗歌朗诵问题的探讨。” 1938年，这支文化工作团在到达商城之后的一个傍晚，就在这抗战前线召开了第三次文艺座谈会——诗歌朗诵运动大会。小小的庭院，被战斗在前方的青年和文艺爱好者们坐得满满的。与会者不仅满怀情感地朗诵了各自爱好的诗篇，而且就 “诗歌，这抗战中的号角”，朗诵诗的内容与形式，山歌、民谣、鼓词、小调与朗诵诗的区别；朗诵的方法，如何开展诗歌朗诵运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抗战前方举行诗歌朗诵会和讨论会，并且得到了民众的关注和积极支持、参与，足见诗歌朗诵工作的影响和意义。我父亲记得，在他当时参加过的欢迎白崇禧将军的剧台上，在八一三纪念大会上，诗歌朗诵都发挥了很大影响，“朗诵者的声音、情调、姿态，抓住了每一个人的情绪，使得全场上都不敢大声呼吸。”“不放松每一个朗诵的机会”，以达到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的目的，这就是父亲在民族危亡关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所做的工作之一，他尽力推动、组织这项工作并参与其中。
我父亲对于诗歌朗诵的推进、支持与宣传，还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从抗战时期开始到他去世，他这方面的文章与诗作有十余篇，涵盖了通讯特写、诗歌、散文和文艺理论等多个门类。最早的是写于1938年的《诗歌朗诵运动展开在前方》。这个有关诗歌朗诵著作的开篇，就已经为我们带来了“诗歌朗诵运动随着民族解放的战争展开了”的大好信息：“在陕北有过‘破题儿’的尝试，此后，广州、武汉……也响应了起来。……这个运动的本身已经惹起大众的注意，已成为铁的事实。”之后的著作还有1954年1月的理论文章《诗的朗诵》、1956年1月的新诗《迎春——迎春诗歌朗读大会开场诗》、1963年3月的新诗《诗在发言》和《诗，站起来了！——根据在“北京首次星期朗诵会”上的讲话写成这首诗》、1981年5月的序言《要记住三亿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朗诵诗选〉代序》、1983年8月的新诗《写给日本朗诵团的同志们》、1985年6月的新诗《回来吧，快快回来吧！——为失足青少年朗诵会而作》、1985年12月的新诗《生命试卷的鉴定——向老山抗越前线战士们致敬！》、1986年2月的新诗《艺术新花朵——祝北京朗诵艺术团建团五周年》、1986年4月的散文《来自南疆的老山兰》、1998年尾的新诗《给殷之光同志》等。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从1938年到1998年，六十年的时光，贯穿了父亲的大半生。从这些诗文的内容看，它们涉及对诗歌朗诵理论和现状的研究、对青少年在这方面的关注与培养、对于诗歌朗诵活动、团体和朗诵艺术家的支持以及对国际朗诵艺术团体的关注和友情，其中不乏多首专门为各种诗歌朗诵会而写的诗篇。父亲对于诗歌朗诵这项工作的用心，足见一斑。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我父亲写于1954年的专门论述诗歌朗诵理论的《诗的朗诵》。在这篇三千余字的文章中，他对于诗歌朗诵的起源、现代诗歌朗诵的涵义、特点、作用和对象、开展这项活动需特别注意的事情、什么样的诗适合于朗诵、诗朗诵的技巧和方法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正是他从多年实践中提炼出的理论精华。我父亲再三强调的是诗歌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而朗诵，正是最好的渠道和工具。他指出：“诗歌朗诵渐渐形成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就是诗歌与广大人民群众更密切、更直接结合的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诗虽然革掉了旧的枷锁，建立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但实际上这种革新了的新诗并没有打进劳动人民群众里去。原因很简单，就是诗人所歌唱所抒写的和人民所要求所希望的并不能完全一致。……抗日民族战争爆发之后，诗歌的范围、影响随着诗人们生活圈子的扩大而扩大了。朗诵运动兴起了。在抗战的队伍里，在工厂里，在学校中，我们可以听到诗的声音了。到了抗战胜利前后，朗诵诗也成了反抗国民党统治、反抗美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由民主的一种武器。在各种群众运动的场合里（特别是学生运动），诗朗诵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它所起的鼓动、燃烧作用是很大的。……新诗它终于要一步一步地从供给个人默读（眼看）向着面对广大群众高声朗诵的路上走去。”我父亲是多么高兴看到这种情景，因为这正是他为之努力的目标。他在文章中指出，在群众大会上朗诵，第一件应该注意的事情，就是诗的题材和主体是否和群众的生活、思想、要求、希望相符合，诗人的情感是否和群众达到了一致的程度。诗的思想内容应该是群众化的，语言应该是口语化的。越是切合听众实际要求的，感染力就越大，越容易产生共鸣，结果一定是成功的。在诗歌朗诵的艺术技巧上，我父亲认为：朗诵的方法，因人而异，是没有一定成规可循的。有的借助于手势、表情甚至于服装、道具、舞台、灯光，这要看实际情况的需要与否。但有一条基本规律必须服从，那就是从事朗诵这篇诗的人必须对于它有深刻的了解，和它起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它节奏的急缓，调子的高低，必须揣摩体会，做到一字不苟的程度才行。总之，我父亲所倡导的，是他终生不渝的“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因此，这篇文章涉及的多个有关诗歌朗诵方面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能更好地使之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中心。其中的不少论点，今天读来，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我父亲在《诗的朗诵》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诗，燃烧了朗诵的人，朗诵的人再拿它去燃烧广大的群众。一个真正好的诗歌朗诵者，应该是一个最懂诗的人。他的朗诵不仅是一种诗的传声，应该是一种诗的再造。如果对于诗篇精神缺乏透彻的领会和具体的把握而仅凭某几种类型的腔调去做，那他是不会得到成功的。”这句话，对于朗诵者对诗歌精髓的把握与理解，对于写作者、朗诵者及听众情感上应产生的共鸣，提出了真理性的见地。由此，我记起了65年前我父亲的一次诗朗诵。得知有这样一次朗诵，源于我父亲老友姜德明先生1979年的一封来信。信中附来了香港报纸该年发表的一篇散文《听诗人臧克家的朗诵》。作者施宁先生在不长的文章中，回忆起：
“那是四十年代（注：1948年12月），在（香港）青山达德学院民主礼堂上，听过一次嘹亮而又动人的声音：就是诗人臧克家的演讲与朗诵。
“这个清瘦而又带着北方口语的诗人，在演讲时，虽然使我这个广东人不易听得懂，但他那种手舞足蹈的激动表情，实在令我十分兴奋。我听见他说他很高兴地望着座上的许多年轻人而感到自豪。
“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话语结束了，全场流动着一阵热烈的掌声。随之侧坐在讲场前面的黄药眠先生站起来说话：‘相信一定有些人听不懂臧先生的讲话，我来翻译一下吧。刚才臧先生的演讲题目是《闻一多先生的道路》。’
“话刚说完，臧先生转身想走回座位去，跟着又是一阵掌声，听到有人在高呼：‘请臧先生来一次朗诵。’
“他微笑地摇一摇手，但为了大家的热情，终于又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首闻一多的遗作《一句话》，跟着又高声朗诵起来：‘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一边放声朗诵，一边不停地顿着脚，像狮子怒吼一样地激动着。
“快要完毕了，突然又一次呼声：‘再来一次！’
“真令我感动了，这是诗人臧克家的朗诵。”
从1948年到1979年，31年岁月流逝，却冲洗不掉施宁先生对于我父亲当年朗诵时的身姿、情态、声音和自己被深深打动的清晰记忆。我深深理解65年前这次朗诵背后，有着父亲多少亲身经历的感慨和多么深厚的情感在其中。闻一多，是招收我父亲进入国立青岛大学（即山东大学前身）读书的恩师，是指引他形成自己诗歌风格的引路人。他们都是终生不渝的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都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不畏牺牲，不懈战斗。因此，我父亲对于闻先生著名诗作《一句话》的爱国主义思想核心，理解得那样透彻深刻。他用自己满腔的爱国热忱，充满激情地朗诵这首已为祖国而献身的恩师的爱国名篇，多重情感的汇集之下，刚刚因国民党搜捕而来到香港的我父亲那狮子般的怒吼，当然会打动每位听众的心。这是一次多么成功的诗朗诵！由此可见，我父亲不仅是诗歌朗诵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他自己提出的诗歌朗诵理论的实践者和验证者。
我父亲一生参加过多少次诗歌朗诵活动，早已无法计算。无论是在抗战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只避难数月的香港；无论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工矿、学校、剧场甚而是沸腾的义务劳动工地上，我父亲都曾忘我地投入到诗歌朗诵活动中，尽其力，倾其情，放其声，为几代听众留下了美好难忘的记忆。我至今记得，那是1958年初春。离我们当时的家不远的建国门外，还是一片近似沼泽、荒草丛生的坟地。夏天蚊蝇扑面，臭气四溢；冬天垃圾遍地，野狗出没。为了改变这里的旧貌，将它修建成供群众休憩的人工湖公园，成百上千的人们参加了义务劳动。那热火朝天、挥汗如雨的场面，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父亲那时身体不好，本来就清瘦的身躯更显孱弱。当他听到修造人工湖的消息，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工地上。他不仅参加了义务劳动，而且赶写了《建国门外人工湖》、《你看你这个小姑娘》和《亲亲热热为挖湖忙》三首诗。在义务劳动的工间休息，我父亲为在场群众高声朗诵了这几首诗。他那带着山东口音的朗诵声，被尚带寒意的春风吹得很远很远。这些诗和诗中对这块土地美好未来的憧憬，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我父亲的朗诵为这沸腾的工地注入了新的力量。直到多年以后，遇到当年参加过那次劳动的旧日邻居，他们还念念不忘聆听我父亲那次朗诵时的激动情景。和群众在一起，为大众而朗诵，这就是父亲的初衷。
1957年1月，第一本全国性诗歌刊物《诗刊》创刊。身为发起人之一和第一任主编的父亲，在任职的9年间，除了主编刊物外，还非常注重诗歌朗诵活动。《诗刊》老编辑白婉清同志在写于2004年的悼念文章《深切缅怀臧克家同志》中，这样写道：“当时《诗刊》社时常组织诗歌座谈会以及配合当时形势的诗歌朗诵会。他不仅亲自主持，有时还在朗诵会上带头登台朗诵自己的新作。虽然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往往不易听懂，但那充满时代使命感的激情深深打动着听众的心。”那时的“星期朗诵会” 、“迎春诗会”和各种朗诵专场，曾产生很大影响，对于推动诗歌朗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我父亲在1964年4月12日“支持非洲独立周”诗歌朗诵会上，一手拿着诗稿，一手高高举起的激情朗诵的照片，被我们珍存至今。
这就是我父亲在他99年的人生中，为积极倡导和推动诗歌朗诵事业的发展，积极支持与参与这项活动，所做的点点滴滴。虽然这件工作并不是他的“主业”，不是他主要工作和主要成就之所在，但是，他毕生不渝的“一切为人民大众”的坚定信念和人生宗旨，同样贯穿于他对这项事业的关注和奉献之中。（编辑 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