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史鉴（《百年潮》杂志社编辑）：何老，您今年已90高龄，与中国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这其中有些特殊的缘故吗？
何康：我和农业结下不解之缘，既来源于家庭的培育和影响，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指引教导的结果。
我的父亲何遂一生爱国勤学。他生于1888年，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是北洋第六镇（师）统制（师长）吴禄贞的亲信参谋。吴是北方革命党的灵魂人物，袁世凯派刺客把他刺杀在石家庄。我父亲听见枪声第一个冲到现场，吴的人头已经没有了。他率领第六镇革命官兵愤举义旗，被推举为“燕军大都督”。因为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在北方反对袁世凯称帝。袁死后，黎元洪大总统派他赴欧美参观世界大战，从28岁到30岁，他到过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1921年他出版了专著《参观欧洲大战记》，疾呼打开国门，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浓郁爱国思想，又比较宽松民主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担任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代校务”（代理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天天带我坐小汽艇去上班。他主持修建孙总理纪念碑，我亲眼见他用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大字。这七字总理遗训至今留在黄埔校园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上小学时，父亲在西安当十七路军杨虎城的总参议。总参议是闲差，父亲的精力都放在考古和旅游上，他多次带我登上西安的古城墙远眺，踏访长陵、乾陵，还攀登了终南山。我不但会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类的诗句，而且面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苍茫大地，从心底里升腾起对祖国的热爱。
家庭对我的教育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民贵”思想，一是“农本”思想。父亲给我讲解过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给我说过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论断。他很欣赏晁错，认为《论贵粟疏》是治国之良方。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中国是个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农业发达了，人民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太平。
家庭也给我们兄弟提供了接触共产党高层的机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力主抗日，他与朱庆澜（朱子桥）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还请缨杀敌，当了由退入关内的义勇军为主力的55军军长。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他便与到达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建立了联系。叶剑英和父亲是很谈得来的，他也关注了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大哥何世庸就是由叶剑英拉着手交给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从而到前线去的。我的两个哥哥都在1938年加入共产党并去了延安，我也于1939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叶剑英把我们兄弟三人党的关系都转到南方局，由他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941年初，因父亲兼任（父亲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举家迁往广西。我当时在成都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一年级，组织上同意我随家迁桂。行前的一个晚上，我特地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去见了董老。董老是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他竞像慈祥的长辈那样单独和我这个小青年促膝长谈。他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和延安的电讯联系受到严密监控，希望通过广西进行弥补；而且我党也需要加强对桂系的工作，他说广西方面将由李晓亚（李亚群）和我们联系。他指示我要在这个“长期隐蔽”的时期，“勤学、勤业、勤交友”，多学一点有用的知识，将来会有用的。董老问我选修什么专业，我说政治经济系。董老说，现在学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亚当·斯密那一套，将来恐怕用不上，不如学一门与民生有关的科学技术，比如农学，将来建设国家更有用处。七十多年过去了，董老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中，董老亲自为我写了有力的证明，解我于困境。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董老的教导和我内心的农本思想产生了共鸣，我到广西大学，修完半年政治经济学，便转学到农学院的农艺系，从一年级学起。广西大学农学院在柳州郊区的沙塘镇，那里还有广西农事实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所以被称为“战时农都”。广西农事实验场场长马保之是留德的农学博士，农学院农学系主任萧辅是留美博士，当时集中在那里的知名学者还有张信诚、汪振儒、黄瑞纶、李景均、罗君骕、程世抚、柳支英等。农学院的环境宁谧而美丽，周边的马路旁整齐地长着笔直耸立的桉树，一幢青砖的教学楼，几排平房宿舍，这里一共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但学习气氛、学术氛围都很浓厚。当年，有两名学生获得中华农学会奖学金（亦称“中正奖学金”），一名是我，另一名是李崇道（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兄）。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农业部长时，李崇道当了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农业部长）。更有趣的是，时任港英当局渔农处处长的黄成达也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我的同学。我们三人曾同住第四宿舍，是同窗好友。1990年，经李政道撮合，由黄成达做东，李崇道和我都到香港，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这次相聚，会谈了三天，达成了交流协议，应该说是两岸三地农业主管官员开创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先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我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回到南京，董老把我们兄弟三人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此后三年，我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同志领导下，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期间，也没有完全离开农业，我创办了栖霞农场、丽群造园事务所；还协助创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团结了一批农业科技工作者；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处处长，和我一起参加接管工作的，就有该社十几位成员。
史鉴：家庭的影响和董老的教导使您走上学习农学之路，同时还走上革命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初，您在哪里工作？
1990年，何康（左一）与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李崇道（右一）和他们40年代就读广西大学农学院的老师马保之教授在香港会面
何康：新中国建立之初，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分管科教与生产。部长是“佩剑将军”张克侠，副部长还有程照轩、刘宠光、金善宝；不久又成立了农委，主任是刘瑞龙，副主任有我和李人凤、金善宝。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接管国民政府的农业机构，其中也包括涉外、援外的组织。当时的基本政策是原封不动，全盘接收。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是由我直接负责接收的，该所保存的档案相当丰富；而旧中国长期培养的一大批农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农业科技人才，是新中国农业接管的最宝贵资源；他们中有许多都是我的师长，我做这项工作兴奋而愉快。
我开始较深入地接触旧中国的农业生产。我的感觉是，迭经战乱，农村经济确有凋敝的一面，农业生产方式普遍落后，有些地方还在用着耒耜之类的古老工具，完全靠天吃饭。但是，悠久的旧中国农业在发展历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值得深入发掘的经验。比如，苏南苏州无锡一带的精耕细作，山区的梯田、农林牧渔业结合，以及“间作套种”、“多熟制”等，里面的学问很大，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清晰地感觉到，在广大的农村、农民中蕴藏着发展生产的极大潜力，如果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得当，有科学技术和物质投入的支撑，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史鉴：您对旧中国农业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业发展也充满信心。从1952年起，您长期投身天然橡胶事业，可为什么您从农业战线转到了林业，一干就是20多年，这是什么缘故？
何康：1952年6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尽快赶到林业部报到。我到京后见到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他是部党组书记，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作为军需物资的天然橡胶严重匮乏；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生产天然橡胶。周恩来总理指出，时至今日，胶源已竭，当务之急，是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李范五告诉我，他和高岗一起赴苏谈判苏方援助我国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斯大林了解到中国海南岛有巴西天然橡胶园时，非常高兴，亲自提出来，希望苏中合作，发展天然橡胶事业。条件是由苏联提供专家（苏联没有橡胶专家，只有农业专家）、机械、化肥、农药等，在我国生产的天然橡胶，按国际市场价格卖给苏联等国。李范五说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51年11月，已在广东湛江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现又决定调两个师一个团现役部队，整体转业到林业建设作为骨干，还要动员20万民工，作为开垦植胶的基本队伍。业务上由中央林业部新建一个特种林业司负责指导，调你来就是担任这个司的司长。
我到任的第三天，即奉命匆匆南下到湛江、海南岛、云南和广西，做了三个月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央从战备考虑，确定发展天然橡胶的方针是：先大陆，后海南。三年内种植800万亩，八年后开始产胶。所以，中国的天然橡胶开发事业是从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广西的防城地区起步的。1953年，苏联政府派遣50多名专家，携带大批拖拉机、卡车来华参加垦荒植胶，这是中苏间一个重要合作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但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方就撤销了协议。中央根据我国自身的需求和可能，决定开拓发展自己的天然橡胶事业。
橡胶树原生长于南美巴西的热带雨林中，它的生长发育需要高温、高湿、静风和沃土。《大英百科全书》中断言：“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北10度以内。”世界各国的橡胶树也都分布在低海拔的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以北15度之间。而我国海南岛的南端已是北纬18度了，海南岛北部是北纬20度，雷州半岛、云南西双版纳已达北纬24度。如何克服寒潮、台风和土地相对贫瘠等不利条件，大面积种植胶树并达到较高产量呢？这是一个突破传统植胶禁区的创举，也是与国家利益、民生需求紧密结合的重大生产实践创举。在现代战争中，诸如超音速飞机或载重量大的飞机轮胎之类的制作，用合成橡胶是不行的（合成橡胶摩擦生热后变质，会失去弹性），必须用散热性能好、质优的天然橡胶。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从战略考虑，必须拥有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这样一个开拓性的任务，吸引了一批既有坚实专业知识基础又富有理想和创造精神的青春热情的知识分子集中到它的麾下。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黄宗道，还有彭光钦、许成文、郑学勤教授等。
19546初，我和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热带植物专家蔡希陶，由一个班的解放军护送，骑马穿越深山密林，考察了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地区，选定在西双版纳景洪建立云南特种林业试验站。在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和学习参照国外经验后，我负责起草了一个报告给中央，说明了先大陆后海南的方针，虽符合战略考虑，但对橡胶树的自然生长条件不利。提出了必须选择适宜的高温多雨、静风的小气候宜林地，依山靠林，着重发展优良品种芽接树（选用优良无性系的芽片做接穗，嫁接到实生苗砧木上的一种无性繁殖方法；用芽接方法成长起来的树称为芽接树。实生树是由种子直接发育成长起来的树，产量低），不搞未经选种的实生树的技术措施。报告上报后的一天午夜，忽然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对芽接树等关键技术问题详加询问。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又具体指示：发展橡胶应多种经营，综合发展，要以短养长，在长达八年左右胶树开割前后，在胶苗定植后，树行之间作短期农作物及咖啡、剑麻、胡椒等热带作物。为此，将特种林业司改为热带作物司，并由林业部转属农垦部。1955年，我被任命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1958年，农垦部部长王震为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决定将研究所由广州全部迁往海南岛西部重要植胶区儋县。
1958年，何康（左二）陪同叶剑英元帅（第一任华南垦殖局组建人）参观橡胶园
在海南，我长期担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两院建有数万亩的实验农场，建有热带植物园，收集、订阅了世界各国有关热带作物的杂志160多种。我们的科研攻坚任务是解决大面积橡胶北移并获致高产的一系列课题，探索其规律。这主要依靠高、中级科研骨干的创造性劳动和奋斗，我是他们中的一名战士，既要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又要参与一定的专题研究。我们十分重视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把研究的新成果及时推广到生产实际中去。1962年，我们写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的几点建议》，对我国橡胶生产的现状与方针、规划布局、技术改造、经营管理以及如何提高科研水平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培养了大批热带作物科学技术人才，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成为我国的热作专家或农业界的知名人士了。
1977年，我调离了海南岛，由黄宗道教授继任两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两院科研与教学都取得了更快的发展。1982年，橡胶北移栽培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现在，我国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居世界第四位。这个成果，无疑是许多杰出的专家，大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数以十万计的农垦战士共同劳动的结晶，我和我已故的妻子缪希霞作为两名老战士，也为此深感自豪。
史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我国农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您当时的心情一定很激动吧？
何康：确实很激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我有幸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的副团长，先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意大利、南斯拉夫。1978年我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这年7月，我参与一个由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是团长，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和我是副团长，由我兼任秘书长。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对中国官方的这个正式代表团，美国朝野相当重视。在美40天，代表团走了14个州，参观了农业科研机构、大学农学院、农场、牧场、种子公司、农畜产品加工厂以及农场主合作组织、农业展览会等102个单位。我特别考察了美国的园艺场和农业教育，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回国后代表团让我作主要发言，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我们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健全科教机构、加快建立种子公司、加强水土保持、实行农林牧三结合、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七个方面的建议。
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万里先后担任主任，五位副主任我位列末席（仍兼农业部副部长），我的前面是杜润生，他侧重管农业、农村改革政策，抓生产关系；我侧重管生产、科教、外事，抓生产力。1982年，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农牧渔业部部长，直到1990年卸任。这个时期，正处在我国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初期。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回想起当年在董老教导下，选择学农的历程，深深感到革命前辈多么富有远见；而我幸逢盛世，更得到党组织的信赖，主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农业，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啊！所以，我乾乾自励，夙夜匪懈，努力工作，以期尽职尽守。
1978年，中国农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何康（右二）与团长杨易辰（左二）、副团长赵辛初（右一）等在农庄合影
史鉴：我国的改革是从农业取得突破的，也正是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农业工作千头万绪，您是如何做的呢？
何康：回顾我主管农业工作的七年时间，大致抓了四方面工作：
一是抓科教兴农
我第一位抓的是科教兴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又是基础的基础。我是学农艺的，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土壤碳氮比对水稻生长及产量之影响》，我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首先，我们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这样笼统的概念，必须摸清农业发展的“家底”。掌握全国土壤、气候、生物资源、水资源等一系列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数据和情况，才能严格地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指导生产，才能根据不同条件定出农业区划。必须否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规规矩矩按科学规律办事。1979年7月，在我的建议下，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万里同志高度重视，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由万里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这项基础性的巨大工程，得到国家科委方毅、宋健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多个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历经数年，最后完成了《中国农业资源调查报告》。我们摸清了全国究竟有多少耕地，黑盖土有多少，酸性红壤有多少，盐碱地有多少，滩涂地有多少；哪里富水，哪里缺水；特别是一个地方小气候的变化等等。摸清了农业资源的家底，为农业区域开发的国家投资立项和农林牧渔各类商品基地的建设以及重点开发项目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全国2000多个县，哪个县适合干什么，一看就清楚了。如果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些什么东西，这个家怎么当呢？这里不妨说件有趣的细节，在调查中，发现甘肃有个麦子品种叫“和尚头”，老百姓说“和尚头，和尚头，无雨一年也能收。”我拔起麦秆一看，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所以耐旱，抗倒伏。虽然产量低，没有推广价值，但它耐旱的基因，却是有用的。 教育领域是“文革”的重灾区。我正赶上参与恢复与调整在十年动乱中被搞乱的农业院校的工作，仅仅为了北京、南京两个农大迁回原地的事情，就费了不少力气。我认为，只有把农业教育搞好了，普及了，让广大农民特别是主持农业管理工作的各级领导，掌握了农业科技的基本知识，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坚持在归农林部直接领导的七个重点农学院中，开办县级农业干部培训班，后来进一步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我自己也参与听课和授课。同时，我们还利用县以下的农业推广机构，使之成为综合性的示范、推广、培训三结合的基层组织，尽可能快地扩大农业知识的传播。1980年，我担任了正在筹建的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来又当了校长。这个新生事物引起了各省、市、自治区的重视，五年之内，在该校正规注册的学员超过30万人。从实践中发现，省委第一书记、县委第一书记抓农业，力量就大啦，所以要“抓头头，头头抓”。由于上级领导的协调和支持，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是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生产关系的变化释放出大量的生产力，全国粮食供求形势迅速好转。我逐渐认识到，粮食商品化，农产品商品化才是推进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购买力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在推动农产品商品化方面下大力气。
1983年，我国在黑、吉、皖、豫、苏、赣、湘、鄂八个省选建了50个商品粮试点县，第二年提供的商品粮就占同年全国商品粮总数的八分之一。这说明，集中一定的资金，建设一批有粮食优势的生产基地，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好办法。从1986年起，国家和地方每年拿出两个亿的投资，又在全国分批分期建设了194个商品粮基地县。
不仅粮食如此，棉、麻、丝其他农产品都要加快走商品化的路。1985年召开了“八字会”，即研究提高肉、禽、蛋、奶、鱼、果、菜、花八类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以后逐步发展为“菜篮子工程”；从1986年开始，分期分批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1987年由我出面部署京、津、沪三大城市建设肉、禽、蛋、奶基地；到1990年，我国的肉类和禽蛋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
由于农村生产关系改革的到位，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加上国家收购政策的改革；以及农产品商品基地的广泛建立，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实现了粮食的自给。也就是说，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贡献。
这里说说花卉产业。我国有丰富的观赏植物资源，特别是多年生木本和根茎花卉如牡丹、碧桃、梅花、杜鹃等；有多种气候带，有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等，发展花卉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何况“仓廪实”，人们爱美之心，勃然而兴呢！1984年在国务委员陈慕华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花卉协会，陈慕华被选为名誉会长，我被选为会长。花卉协会本着“组织、协调、服务、指导”的工作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还创办了《中国花卉报》。20世纪80年代初，花卉业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产业，但发展很快，到2008年花卉种植面积达78万公顷，销售额666亿元，从业人员380万，已是一个大产业。
三是推动农村的城镇化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苏南一带农民平均只有几分地。随着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中必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往乡镇企业去，钱从乡镇企业来”，便成为必然趋势。我国的社队企业早已有之，过去还常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痛加割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门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于是社队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广大农村遍地开花。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当时农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获得更快发展，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乡镇企业创造了许多辉煌，成为了我国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乡镇企业是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五业并举”，在产权上是乡办、村办、个人、私营“四轮驱动”，为市场化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当时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异军突起”。
1990年1月，在农业部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我兼任会长并连任了一届。从1990年起，我国乡镇企业又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到199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经超过4485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3350亿元，这两个数字分别占当年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二。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大大加速了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我国的城镇化率中，小城镇占的比例超过65%；而农村城镇化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国乡镇企业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何康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发言
1993年，我获得了“世界食物奖”（一般称“世界粮食奖”，准确的翻译应为“世界食物奖”，粮食是主要的食物，但不等于全部食物）。这个奖项是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的诺曼·波劳格博士倡议设立的世界性奖项。我与老伴郁隽民同赴美国领奖，受到热情接待，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们。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而是肯定中国，肯定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工作者的业绩；我是代表中国八亿农民领奖的。奖金20万美元，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下面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科研基金”，用于奖励高等农业院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农业科研项目。迄至2008年，已奖励和资助了1300多名学生。
史鉴：1993年您获得“世界食物奖”，这是对您在中国农业发展事业上的贡献的肯定和褒奖。现在您已退休，还干点什么吗？
1993年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
何康：我从工作第一线退下来，迄今已逾20年，但我的心从未离开过农业，实际上我也从未离开过与农业发展有关的工作。从长江柑橘带到攀枝花的芒果发展，从农村沼气的推广到农村环境的保护，直到生物能源的开发，常常使我魂牵梦绕。所幸我身体还好，行走于天南海北，不知年近九十，老之已至矣！
史鉴：对您的采访使我受益匪浅，衷心感谢，并祝您健康长寿！
何康：我和农业结下不解之缘，既来源于家庭的培育和影响，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指引教导的结果。
我的父亲何遂一生爱国勤学。他生于1888年，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是北洋第六镇（师）统制（师长）吴禄贞的亲信参谋。吴是北方革命党的灵魂人物，袁世凯派刺客把他刺杀在石家庄。我父亲听见枪声第一个冲到现场，吴的人头已经没有了。他率领第六镇革命官兵愤举义旗，被推举为“燕军大都督”。因为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在北方反对袁世凯称帝。袁死后，黎元洪大总统派他赴欧美参观世界大战，从28岁到30岁，他到过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1921年他出版了专著《参观欧洲大战记》，疾呼打开国门，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浓郁爱国思想，又比较宽松民主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担任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代校务”（代理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天天带我坐小汽艇去上班。他主持修建孙总理纪念碑，我亲眼见他用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大字。这七字总理遗训至今留在黄埔校园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上小学时，父亲在西安当十七路军杨虎城的总参议。总参议是闲差，父亲的精力都放在考古和旅游上，他多次带我登上西安的古城墙远眺，踏访长陵、乾陵，还攀登了终南山。我不但会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类的诗句，而且面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苍茫大地，从心底里升腾起对祖国的热爱。
家庭对我的教育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民贵”思想，一是“农本”思想。父亲给我讲解过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给我说过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论断。他很欣赏晁错，认为《论贵粟疏》是治国之良方。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中国是个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农业发达了，人民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太平。
家庭也给我们兄弟提供了接触共产党高层的机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力主抗日，他与朱庆澜（朱子桥）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还请缨杀敌，当了由退入关内的义勇军为主力的55军军长。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他便与到达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建立了联系。叶剑英和父亲是很谈得来的，他也关注了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大哥何世庸就是由叶剑英拉着手交给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从而到前线去的。我的两个哥哥都在1938年加入共产党并去了延安，我也于1939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叶剑英把我们兄弟三人党的关系都转到南方局，由他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941年初，因父亲兼任（父亲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举家迁往广西。我当时在成都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一年级，组织上同意我随家迁桂。行前的一个晚上，我特地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去见了董老。董老是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他竞像慈祥的长辈那样单独和我这个小青年促膝长谈。他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和延安的电讯联系受到严密监控，希望通过广西进行弥补；而且我党也需要加强对桂系的工作，他说广西方面将由李晓亚（李亚群）和我们联系。他指示我要在这个“长期隐蔽”的时期，“勤学、勤业、勤交友”，多学一点有用的知识，将来会有用的。董老问我选修什么专业，我说政治经济系。董老说，现在学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亚当·斯密那一套，将来恐怕用不上，不如学一门与民生有关的科学技术，比如农学，将来建设国家更有用处。七十多年过去了，董老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中，董老亲自为我写了有力的证明，解我于困境。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董老的教导和我内心的农本思想产生了共鸣，我到广西大学，修完半年政治经济学，便转学到农学院的农艺系，从一年级学起。广西大学农学院在柳州郊区的沙塘镇，那里还有广西农事实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所以被称为“战时农都”。广西农事实验场场长马保之是留德的农学博士，农学院农学系主任萧辅是留美博士，当时集中在那里的知名学者还有张信诚、汪振儒、黄瑞纶、李景均、罗君骕、程世抚、柳支英等。农学院的环境宁谧而美丽，周边的马路旁整齐地长着笔直耸立的桉树，一幢青砖的教学楼，几排平房宿舍，这里一共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但学习气氛、学术氛围都很浓厚。当年，有两名学生获得中华农学会奖学金（亦称“中正奖学金”），一名是我，另一名是李崇道（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兄）。20世纪80年代，我担任农业部长时，李崇道当了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农业部长）。更有趣的是，时任港英当局渔农处处长的黄成达也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我的同学。我们三人曾同住第四宿舍，是同窗好友。1990年，经李政道撮合，由黄成达做东，李崇道和我都到香港，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这次相聚，会谈了三天，达成了交流协议，应该说是两岸三地农业主管官员开创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先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我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回到南京，董老把我们兄弟三人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此后三年，我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同志领导下，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期间，也没有完全离开农业，我创办了栖霞农场、丽群造园事务所；还协助创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团结了一批农业科技工作者；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处处长，和我一起参加接管工作的，就有该社十几位成员。
史鉴：家庭的影响和董老的教导使您走上学习农学之路，同时还走上革命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初，您在哪里工作？
何康：新中国建立之初，我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分管科教与生产。部长是“佩剑将军”张克侠，副部长还有程照轩、刘宠光、金善宝；不久又成立了农委，主任是刘瑞龙，副主任有我和李人凤、金善宝。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接管国民政府的农业机构，其中也包括涉外、援外的组织。当时的基本政策是原封不动，全盘接收。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是由我直接负责接收的，该所保存的档案相当丰富；而旧中国长期培养的一大批农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农业科技人才，是新中国农业接管的最宝贵资源；他们中有许多都是我的师长，我做这项工作兴奋而愉快。
我开始较深入地接触旧中国的农业生产。我的感觉是，迭经战乱，农村经济确有凋敝的一面，农业生产方式普遍落后，有些地方还在用着耒耜之类的古老工具，完全靠天吃饭。但是，悠久的旧中国农业在发展历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值得深入发掘的经验。比如，苏南苏州无锡一带的精耕细作，山区的梯田、农林牧渔业结合，以及“间作套种”、“多熟制”等，里面的学问很大，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清晰地感觉到，在广大的农村、农民中蕴藏着发展生产的极大潜力，如果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得当，有科学技术和物质投入的支撑，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史鉴：您对旧中国农业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业发展也充满信心。从1952年起，您长期投身天然橡胶事业，可为什么您从农业战线转到了林业，一干就是20多年，这是什么缘故？
何康：1952年6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尽快赶到林业部报到。我到京后见到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他是部党组书记，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作为军需物资的天然橡胶严重匮乏；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生产天然橡胶。周恩来总理指出，时至今日，胶源已竭，当务之急，是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李范五告诉我，他和高岗一起赴苏谈判苏方援助我国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斯大林了解到中国海南岛有巴西天然橡胶园时，非常高兴，亲自提出来，希望苏中合作，发展天然橡胶事业。条件是由苏联提供专家（苏联没有橡胶专家，只有农业专家）、机械、化肥、农药等，在我国生产的天然橡胶，按国际市场价格卖给苏联等国。李范五说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51年11月，已在广东湛江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现又决定调两个师一个团现役部队，整体转业到林业建设作为骨干，还要动员20万民工，作为开垦植胶的基本队伍。业务上由中央林业部新建一个特种林业司负责指导，调你来就是担任这个司的司长。
我到任的第三天，即奉命匆匆南下到湛江、海南岛、云南和广西，做了三个月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央从战备考虑，确定发展天然橡胶的方针是：先大陆，后海南。三年内种植800万亩，八年后开始产胶。所以，中国的天然橡胶开发事业是从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广西的防城地区起步的。1953年，苏联政府派遣50多名专家，携带大批拖拉机、卡车来华参加垦荒植胶，这是中苏间一个重要合作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但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方就撤销了协议。中央根据我国自身的需求和可能，决定开拓发展自己的天然橡胶事业。
橡胶树原生长于南美巴西的热带雨林中，它的生长发育需要高温、高湿、静风和沃土。《大英百科全书》中断言：“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北10度以内。”世界各国的橡胶树也都分布在低海拔的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以北15度之间。而我国海南岛的南端已是北纬18度了，海南岛北部是北纬20度，雷州半岛、云南西双版纳已达北纬24度。如何克服寒潮、台风和土地相对贫瘠等不利条件，大面积种植胶树并达到较高产量呢？这是一个突破传统植胶禁区的创举，也是与国家利益、民生需求紧密结合的重大生产实践创举。在现代战争中，诸如超音速飞机或载重量大的飞机轮胎之类的制作，用合成橡胶是不行的（合成橡胶摩擦生热后变质，会失去弹性），必须用散热性能好、质优的天然橡胶。我国作为一个大国，从战略考虑，必须拥有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这样一个开拓性的任务，吸引了一批既有坚实专业知识基础又富有理想和创造精神的青春热情的知识分子集中到它的麾下。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黄宗道，还有彭光钦、许成文、郑学勤教授等。
19546初，我和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热带植物专家蔡希陶，由一个班的解放军护送，骑马穿越深山密林，考察了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地区，选定在西双版纳景洪建立云南特种林业试验站。在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和学习参照国外经验后，我负责起草了一个报告给中央，说明了先大陆后海南的方针，虽符合战略考虑，但对橡胶树的自然生长条件不利。提出了必须选择适宜的高温多雨、静风的小气候宜林地，依山靠林，着重发展优良品种芽接树（选用优良无性系的芽片做接穗，嫁接到实生苗砧木上的一种无性繁殖方法；用芽接方法成长起来的树称为芽接树。实生树是由种子直接发育成长起来的树，产量低），不搞未经选种的实生树的技术措施。报告上报后的一天午夜，忽然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对芽接树等关键技术问题详加询问。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又具体指示：发展橡胶应多种经营，综合发展，要以短养长，在长达八年左右胶树开割前后，在胶苗定植后，树行之间作短期农作物及咖啡、剑麻、胡椒等热带作物。为此，将特种林业司改为热带作物司，并由林业部转属农垦部。1955年，我被任命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1958年，农垦部部长王震为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决定将研究所由广州全部迁往海南岛西部重要植胶区儋县。
在海南，我长期担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两院建有数万亩的实验农场，建有热带植物园，收集、订阅了世界各国有关热带作物的杂志160多种。我们的科研攻坚任务是解决大面积橡胶北移并获致高产的一系列课题，探索其规律。这主要依靠高、中级科研骨干的创造性劳动和奋斗，我是他们中的一名战士，既要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又要参与一定的专题研究。我们十分重视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把研究的新成果及时推广到生产实际中去。1962年，我们写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的几点建议》，对我国橡胶生产的现状与方针、规划布局、技术改造、经营管理以及如何提高科研水平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培养了大批热带作物科学技术人才，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成为我国的热作专家或农业界的知名人士了。
1977年，我调离了海南岛，由黄宗道教授继任两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两院科研与教学都取得了更快的发展。1982年，橡胶北移栽培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现在，我国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居世界第四位。这个成果，无疑是许多杰出的专家，大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数以十万计的农垦战士共同劳动的结晶，我和我已故的妻子缪希霞作为两名老战士，也为此深感自豪。
史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我国农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您当时的心情一定很激动吧？
何康：确实很激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我有幸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的副团长，先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意大利、南斯拉夫。1978年我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这年7月，我参与一个由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是团长，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和我是副团长，由我兼任秘书长。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对中国官方的这个正式代表团，美国朝野相当重视。在美40天，代表团走了14个州，参观了农业科研机构、大学农学院、农场、牧场、种子公司、农畜产品加工厂以及农场主合作组织、农业展览会等102个单位。我特别考察了美国的园艺场和农业教育，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回国后代表团让我作主要发言，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我们结合国内实际，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健全科教机构、加快建立种子公司、加强水土保持、实行农林牧三结合、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七个方面的建议。
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万里先后担任主任，五位副主任我位列末席（仍兼农业部副部长），我的前面是杜润生，他侧重管农业、农村改革政策，抓生产关系；我侧重管生产、科教、外事，抓生产力。1982年，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农牧渔业部部长，直到1990年卸任。这个时期，正处在我国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初期。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回想起当年在董老教导下，选择学农的历程，深深感到革命前辈多么富有远见；而我幸逢盛世，更得到党组织的信赖，主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农业，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啊！所以，我乾乾自励，夙夜匪懈，努力工作，以期尽职尽守。
史鉴：我国的改革是从农业取得突破的，也正是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农业工作千头万绪，您是如何做的呢？
何康：回顾我主管农业工作的七年时间，大致抓了四方面工作：
一是抓科教兴农
我第一位抓的是科教兴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又是基础的基础。我是学农艺的，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土壤碳氮比对水稻生长及产量之影响》，我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首先，我们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这样笼统的概念，必须摸清农业发展的“家底”。掌握全国土壤、气候、生物资源、水资源等一系列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数据和情况，才能严格地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指导生产，才能根据不同条件定出农业区划。必须否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规规矩矩按科学规律办事。1979年7月，在我的建议下，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万里同志高度重视，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由万里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这项基础性的巨大工程，得到国家科委方毅、宋健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多个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历经数年，最后完成了《中国农业资源调查报告》。我们摸清了全国究竟有多少耕地，黑盖土有多少，酸性红壤有多少，盐碱地有多少，滩涂地有多少；哪里富水，哪里缺水；特别是一个地方小气候的变化等等。摸清了农业资源的家底，为农业区域开发的国家投资立项和农林牧渔各类商品基地的建设以及重点开发项目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全国2000多个县，哪个县适合干什么，一看就清楚了。如果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些什么东西，这个家怎么当呢？这里不妨说件有趣的细节，在调查中，发现甘肃有个麦子品种叫“和尚头”，老百姓说“和尚头，和尚头，无雨一年也能收。”我拔起麦秆一看，它的根系非常发达，所以耐旱，抗倒伏。虽然产量低，没有推广价值，但它耐旱的基因，却是有用的。 教育领域是“文革”的重灾区。我正赶上参与恢复与调整在十年动乱中被搞乱的农业院校的工作，仅仅为了北京、南京两个农大迁回原地的事情，就费了不少力气。我认为，只有把农业教育搞好了，普及了，让广大农民特别是主持农业管理工作的各级领导，掌握了农业科技的基本知识，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坚持在归农林部直接领导的七个重点农学院中，开办县级农业干部培训班，后来进一步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我自己也参与听课和授课。同时，我们还利用县以下的农业推广机构，使之成为综合性的示范、推广、培训三结合的基层组织，尽可能快地扩大农业知识的传播。1980年，我担任了正在筹建的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来又当了校长。这个新生事物引起了各省、市、自治区的重视，五年之内，在该校正规注册的学员超过30万人。从实践中发现，省委第一书记、县委第一书记抓农业，力量就大啦，所以要“抓头头，头头抓”。由于上级领导的协调和支持，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是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生产关系的变化释放出大量的生产力，全国粮食供求形势迅速好转。我逐渐认识到，粮食商品化，农产品商品化才是推进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购买力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在推动农产品商品化方面下大力气。
1983年，我国在黑、吉、皖、豫、苏、赣、湘、鄂八个省选建了50个商品粮试点县，第二年提供的商品粮就占同年全国商品粮总数的八分之一。这说明，集中一定的资金，建设一批有粮食优势的生产基地，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好办法。从1986年起，国家和地方每年拿出两个亿的投资，又在全国分批分期建设了194个商品粮基地县。
不仅粮食如此，棉、麻、丝其他农产品都要加快走商品化的路。1985年召开了“八字会”，即研究提高肉、禽、蛋、奶、鱼、果、菜、花八类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以后逐步发展为“菜篮子工程”；从1986年开始，分期分批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1987年由我出面部署京、津、沪三大城市建设肉、禽、蛋、奶基地；到1990年，我国的肉类和禽蛋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
由于农村生产关系改革的到位，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加上国家收购政策的改革；以及农产品商品基地的广泛建立，20世纪80年代，我国首次实现了粮食的自给。也就是说，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贡献。
这里说说花卉产业。我国有丰富的观赏植物资源，特别是多年生木本和根茎花卉如牡丹、碧桃、梅花、杜鹃等；有多种气候带，有相对便宜的劳动力等，发展花卉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何况“仓廪实”，人们爱美之心，勃然而兴呢！1984年在国务委员陈慕华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花卉协会，陈慕华被选为名誉会长，我被选为会长。花卉协会本着“组织、协调、服务、指导”的工作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还创办了《中国花卉报》。20世纪80年代初，花卉业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产业，但发展很快，到2008年花卉种植面积达78万公顷，销售额666亿元，从业人员380万，已是一个大产业。
三是推动农村的城镇化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苏南一带农民平均只有几分地。随着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中必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往乡镇企业去，钱从乡镇企业来”，便成为必然趋势。我国的社队企业早已有之，过去还常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痛加割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门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于是社队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广大农村遍地开花。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当时农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获得更快发展，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乡镇企业创造了许多辉煌，成为了我国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乡镇企业是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五业并举”，在产权上是乡办、村办、个人、私营“四轮驱动”，为市场化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当时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异军突起”。
1990年1月，在农业部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我兼任会长并连任了一届。从1990年起，我国乡镇企业又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到199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经超过4485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3350亿元，这两个数字分别占当年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二。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大大加速了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我国的城镇化率中，小城镇占的比例超过65%；而农村城镇化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国乡镇企业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1993年，我获得了“世界食物奖”（一般称“世界粮食奖”，准确的翻译应为“世界食物奖”，粮食是主要的食物，但不等于全部食物）。这个奖项是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的诺曼·波劳格博士倡议设立的世界性奖项。我与老伴郁隽民同赴美国领奖，受到热情接待，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们。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而是肯定中国，肯定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工作者的业绩；我是代表中国八亿农民领奖的。奖金20万美元，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下面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科研基金”，用于奖励高等农业院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农业科研项目。迄至2008年，已奖励和资助了1300多名学生。
史鉴：1993年您获得“世界食物奖”，这是对您在中国农业发展事业上的贡献的肯定和褒奖。现在您已退休，还干点什么吗？
何康：我从工作第一线退下来，迄今已逾20年，但我的心从未离开过农业，实际上我也从未离开过与农业发展有关的工作。从长江柑橘带到攀枝花的芒果发展，从农村沼气的推广到农村环境的保护，直到生物能源的开发，常常使我魂牵梦绕。所幸我身体还好，行走于天南海北，不知年近九十，老之已至矣！
史鉴：对您的采访使我受益匪浅，衷心感谢，并祝您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