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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仓促宣誓继任。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总统。但是，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出于种种因素的掣肘，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是遏制与孤立，美国仍然依据 “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当局维持着所谓的“冷战盟友”关系。虽然对华政策的根本前提没有动摇，但有迹象表明，肯尼迪在任后期已开始尝试调整对大陆和台湾的政策。1961年肯尼迪政府在联合国中抛出“两个中国”之类的方案，并反对蒋介石利用大陆困难局面“反攻大陆”的企图。美国国务院还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中国卷》，披露了不少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府的腐败家底，中央情报局甚至曾考虑蒋介石死亡或引退之后美国该采取什么措施。后来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还表明，1963年连任呼声很高的肯尼迪正考虑在第二任期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其手下的智囊已开始酝酿一些新的政策调整方案。只可惜这位总统“创业未半却中道崩殂”，美中关系依然如故。
台湾当局缺席肯尼迪葬礼：有意还是无心？
肯尼迪遇刺当天，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九全”大会）刚刚闭幕。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陈诚为“副总裁”，选举出由7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肯尼迪的死讯传至台北之时，无论蒋“总裁”还是陈“副总裁”都没有立即作出任何表示。12小时之后，美国驻台“大使”赖特直接打电话至“总统府”向蒋介石通报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的消息，蒋才借机转达哀悼。之前，台湾当局高官中只有“外交部长”沈昌焕致电美国驻台“大使馆”表达慰问，“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却忙着去机场迎接美国著名亲蒋分子、众议院共和党前议员、时任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主席的周以德夫妇。活着的人毕竟比死去的人更重要。肯尼迪遇刺身亡36小时之后，台湾当局才决定于翌日起“中华民国国旗”降半旗致哀，但“此举仅维持了72小时”。赖特向美国国务院汇报台湾当局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反应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台北媒体对肯尼迪意外遇刺身亡的冷淡反应，也让一些人甚为惊诧。1963年11月23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仅用第一版最下段少量的篇幅报道了肯尼迪的死讯。这或许是由于消息仓促来不及排版。但在美国人看来，如此重大的消息不使用头条，似乎有某种特别意味。24日的《中央日报》还是没有用第一版报道，而仅仅在第二版淡淡地刊出各地对肯尼迪之死的反应。25日，该报更将美国总统死讯完全抹销。
11月23日，台湾当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肯尼迪葬礼事宜。虽然多数成员认为“副总统”陈诚或者“外交部长”沈昌焕必须赴美吊丧，但会议最终决定仅派“驻美大使”出席肯尼迪葬礼。“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在会后私下说，由于陈诚对这次“九全”大会选举结果颇为郁闷，根本没有心情理睬一些官员提出派遣“代表团”赴美吊丧的建议。
11月25日，肯尼迪葬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虽然是葬礼，但盛况空前，共有95个国家的元首、总理或外长参加。人群中唯独不见美国在东亚的“亲密盟友”、“中华民国”的“高级特使”，仅由其“驻美大使”蒋廷黻列席。他站在队伍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几乎没被人发现。同一天，台北“外交委员会”一些要员对于台湾当局这一重大“外交失误”颇为诧异，质问“外交部长”沈昌焕，为什么没有派代表去华盛顿。沈昌焕辩解说，他曾就此事请教过蒋介石，但由于时间太短，无法派出合适人选。
肯尼迪葬礼前后，在台湾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断向美国国内汇报台湾各界对肯尼迪遇刺的“冷漠”反应，称：“台北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遇刺有不同的反应：底层老百姓对此事根本漠不关心，可能他们很难想像一个总统的去世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有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更能理解美国人民的心情，对总统的不幸遇刺表示遗憾和悲哀；然而，并没有看出台湾党政高层官员流露出真正悲哀的迹象，他们只是因为要面对美国人才不得不敷衍了事般地聊表哀悼。”还有一些情报声称，台湾当局某些要人对肯尼迪遇刺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倒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认为，台湾当局高层缺席肯尼迪葬礼的确仅是巧合，台湾当局对肯尼迪遇刺反应迟钝，是因为事件发生时台湾有些手忙脚乱，此中并无重大政治意义。的确，11月下旬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九全”大会，恰值新一轮权力分配的关键时期，国民党要员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台赴美。且此前蒋介石曾发誓，“不收复大陆永不离台”；最适合出访的是“副总统”陈诚，而他正因为“九全”大会的权力分配不公而生闷气。所以，赖特建议各方停止对台湾当局的诟病，以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小题大做”。
约翰逊入主白宫：台湾当局是喜是忧？
值得台湾当局庆幸的是，最终没有出现赖特等人担心的“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的局面。但对于他们来说，缺席肯尼迪葬礼的确是个重大的“外交失误”。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蒋介石、陈诚等人11月30日专程到美国驻台“大使馆”遥念肯尼迪。虽然哀悼来得有些晚，但也总算为“国民政府”挽回一点面子，此事基本到此作罢。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从蒋介石等人获悉肯尼迪遇刺那一刻开始，台湾当局最关心的是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因为总统的更替而有新的变化，而远非肯尼迪遇刺这件事本身。虽然台北的一些报纸对台湾当局政府要员缺席肯尼迪葬礼颇有微词，但是媒体并没有充分报道这件事，媒体更关心的是今后美国对台湾关系的走向，并对美国新总统的台湾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种种猜测。
台湾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虽然“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气质、个人的风格和政治哲学大不相同”，但美国总统更替对美台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台湾的一些观察家注意到，约翰逊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为其前任外交政策出谋划策的智囊集团、肯尼迪时代的“三驾马车”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都继续留任。他们据此认为，政府人事的稳，定确保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在约翰逊时期得以延续。因此，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应该不会改变，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反对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此外，《中央日报》还特别翻出约翰逊1961年５月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台湾，“会晤”蒋介石和陈诚的陈年往事，并附言 “约翰逊总统利用那个机会对自由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和共产党政权对整个远东的威胁作了第一手的了解。曾一再表明美国将致力协助远东自由国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和维护他们的独立”。所以 “我们相信，约翰逊总统将继续提供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增进同中华民国的密切关系”。为了突出约翰逊对台的“友好感情”，1963年11月23日，《中央日报》特意于头版刊登1961年约翰逊访台时与蒋介石和陈诚握手言欢的旧照。
1961年的台湾之行，是约翰逊一生对台湾的唯一的一次“访问”。的确，此行之后，时任副总统的他对台湾当局好感倍增。他回国后向肯尼迪汇报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愉快的小惊喜。虽然长期以来各界对蒋介石及台湾当局政府的骂声不断地传入我耳中，我也知道部分美国人对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是不管怎样，台湾涌现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和蒋介石和蒋夫人的会谈主要关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使我感到既喜悦，又惊奇……”
这就是约翰逊就任总统之前对台湾的第一印象，也是台湾当局要员对约翰逊主导下的美台关系表示乐观的初步理由。
此外，一些媒体还努力发掘约翰逊对“国民政府”的其他“美好记忆”，如：1961年9月，台湾受强台风的袭击，北部地区受灾严重，约翰逊曾给蒋介石发来充满同情的电报；1962年6月，蒋介石收到约翰逊托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转呈的签名照等等，诸如此类。在美国大概已没多少人记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但对台湾当局来说，与约翰逊重修旧好对当前而言意义非凡。
肯尼迪遇刺后，蒋介石曾发唁电致约翰逊表示慰问。1963年11月26日，台湾“外交部”迎来约翰逊复电。约翰逊在信中向蒋介石表示，将坚决继续执行肯尼迪的各项政策。原电译文如下：
蒋总统阁下，肯尼迪总统惨遭不幸，辱承赐电吊唁，美国人民与政府至深感激。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素表尊敬，对美中两国间之友谊尤为珍重。回忆1961年与阁下会晤并交换意见，深感欣念。兹特向阁下保证：本人决将继续执行肯尼迪总统所采取之各项政策。盖本人深信此种政策为明智者。
约翰逊的这封复信似乎让台湾当局要员服了定心丸，因为肯尼迪主政最后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朝野也约略嗅得几分华盛顿新政策酝酿的气味，阳明山内外人心惶惶，故《中央日报》立即于当日刊登约翰逊复信全文，以稳定岛内士气民心。陈诚等人甚至认为，约翰逊取代肯尼迪对台湾当局利大于弊。因为他认为，约翰逊不仅更了解台湾当局，还持更坚定的反共立场。而且，肯尼迪去世后，“哈佛帮”在美国政坛的辉煌岁月将随之逝去，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获胜的几率略增几分，台湾当局有可能摆脱美国限制其改变海峡两岸“现状”的“紧箍咒”。
希尔斯曼对华政策演说：老政策还是新航标？
正当台湾当局对约翰逊政府的对台政策处于观望和猜测之际，美国对台政策的新航标则若隐若现。
1963年12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应联邦俱乐部的邀请出席午餐会，并发表主题演讲。早在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同一城市发表对华政策演讲。他当时叫嚣，“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不可能永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的所有努力，就是“尽力促使它在地球上消失”。今天，美国对华政策仍然是希尔斯曼演说的主题。
希尔斯曼一开篇就承认，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远远地离开了所追求的目的”。他说，中国人民政权已经存在14年，成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和平”的最大“麻烦”，现在是美国冷静地重新估计其对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个共产党政权可能会被推翻”。他提醒美国人注意中国的影响在日益扩大这个事实，“北京一直伺机利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分歧和偏见，并在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或对现状不满的人中间获得立足点。我们预料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
对杜勒斯演讲还有记忆的人，很容易觉察出希尔斯曼讲话基点的变化，美国终于承认中共政权不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而将在中国大地上“长期存在”，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这对于美国将来的对华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希尔斯曼将美国今后具体的对华政策概括成“坚定、灵活和理性”三点。“坚定”是指美国“将坚定地信守对‘中华民国’和台湾人民的承诺，坚定地抵制共产党各种侵略”。希尔斯曼强调美国要在远东加强军事力量，扶植亚洲某些国家政权，以“包围”和“遏制”中国，重申美国不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承诺”。“灵活”是指美国“将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北京政权立场和行为的改变”。讲话称，美国对中国政策目的不是要使该政权灭亡，或是使其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而是让其“放弃对自由世界邻居的侵略和颠覆”。“理性”是指美国“将以客观冷静的分析代替陈词滥调和观点偏颇的争论”。
接下来，这个助理国务卿仍然竭力为美国政府的反华政策辩解。他说：“有人常常指责美国忽视中国和它的七亿人民，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美国“并不忽视在中国大陆上已建立起实际统治的共产党。我们不时同他们会晤，如我们的大使在华沙定期与之开展会谈”。该讲话还多处使用了典型的冷战语言，如“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其政策”，美国就“不会背弃自己和盟友的利益”等等。
希尔斯曼演说的后半部分，分析了所谓的中共领导集体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并表示希望中共领导层内部出现类似赫鲁晓夫式离经叛道的人物。因此，他提出美国将对共产党中国“敞开门户”，美国希望中国“最终将放弃它僵硬的阶级斗争观点”，“重新接受多样化的世界”等等。
希尔斯曼演说发表之后，台湾岛内舆论大哗。台湾当局首先察觉该演说传达的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微妙之处，并迅速作出反应。台湾许多媒体也将之视为美国对华政策偏离原来轨道的迹象，担心美国“出卖”台湾利益，批评美国对中共奉行“绥靖”政策，会导致“两个中国”的结果。《新生报》指责希尔斯曼演说“使坚决反共的国家痛心，使未坚决反共的国家动摇”。政界人士更是激愤地表示，希尔斯曼的说法，“迎合部分美国人的厌战心理……只是全无可能的对谈，不过是一种空想”，批评其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不存在打倒北京政府的可能性为前提。
代表台湾当局官方立场的《中央日报》，于1963年12月14日、15日连载了希尔斯曼演说全文，但不敢轻易向台湾民众发出美国对台政策立场改变的信息，反而发表社论混淆视听，称：“希尔斯曼阐释美国外交政策，尊重中美友好关系，美决不对匪帮姑息，不容匪借武力侵略邻邦”。实际上，台湾“外交部”已准备就希尔斯曼旧金山演说的部分内容提出抗议。“北美司司长”蔡维屏于12月17日约见美国“大使馆”政治参赞，就希氏演说提出三点质疑：第一，美国对华政策“开启门户”的提法极容易给人造成这一强烈印象，即只要中共主动采取措施，美国将对中共实行新政策；其次，台湾当局担忧希尔斯曼演说中提及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现今中国共产党政权会被推翻”的说法，将被误解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是根本不可实现的；第三，演说提到中共现任领导人自我封闭并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是否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出现新的领导群体，美国将另眼相待？台湾当局“驻美大使”蒋廷黻也在一周之内连续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希尔斯曼等人，就同样观点试探美国对华政策是否真的有所改变，并要求美国公开作出如下三点表示：希尔斯曼演说并不意味着新的对华政策；“美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并无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意图等。
但是，美国国务院虽然告慰台湾当局，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却不理睬台湾当局重申立场的要求。只有美国驻台“大使”赖特颇为同情台湾当局的处境，他认为，此时台湾当局正因为中国大陆与日本的贸易以及中国大陆与法国建交等问题焦头烂额，希尔斯曼的演说可能增加他们对未来的不安情绪，所以他建议国务院采用适当方式“安慰”蒋介石，但国务院对其建议没有直接表态。
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士，将希尔斯曼演说看成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新路标，各种指责纷至沓来，希尔斯曼穷于应付，只好辩称美国对华政策实际没有改变。由于不好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便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史蒂文森，要求借其之口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该讲话并不反映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有任何改变。史蒂文森说，“中国的问题取决于北京，而不取决于华盛顿。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是在北京制定的，而不是在华盛顿制定的。如果它要改变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的话，必须由北京作出这种改变”。他说：“我们已准备好、等待着，并且乐于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和真诚合作之手”。他认为，北京政权不大可能被推翻，因此美国“决心把大门敞开”。但是，在北京政权结束它支持各地共产党“侵略”亚洲国家的政策以前，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不可能改变。史蒂文森的遁词，一方面替希尔斯曼解了围，另一方面也间接满足了台湾当局要美国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的请求。
此外，美国一些持保守立场的报纸也发表社论为政府开脱，如《明星晚报》就认为，希尔斯曼在旧金山演说实质上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前国务卿杜勒斯1957年所表达观点的老调重弹，其目的在于争取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加强同北京打交道时美国的地位。
希尔斯曼演说引起美台各方普遍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希氏在演说中表达了全新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前提，修正了先前杜勒斯演说中表达的观点；其二，它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政府的第一次对华政策宣言，把美国长期以来行而不宣的政策首次告之于众。不过，希尔斯曼对华政策声明，实际上是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国务院几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联合撰写，其基本思路和提纲为肯尼迪所首肯，而不是约翰逊当政以后突然拟就的。肯尼迪的初衷是希望将希尔斯曼演说作为前奏，为今后采取更加灵活的对华政策鸣锣开道。肯尼迪突然遇刺，希尔斯曼对于是否如期发表这个演说还颇为踌躇。虽然白宫新主人约翰逊此时还没有多少心思考虑中国问题，但对他而言，发表该演说有百利无一害，因为如果公众对演说反应良好，约翰逊可顺水推舟继续实施酝酿中的对华政策调整；如果该演说招致骂声一片，约翰逊大可将责任推给已故总统肯尼迪，否认这是他本人的创举，或者让肯尼迪的遗臣希尔斯曼独背“黑锅”。
虽然“新总统”不是“新政策”的始作俑者，但他对希尔斯曼演说的默许，是否意味着他将秉承肯尼迪的遗命？约翰逊时期美台关系将何去何从？此后的历史给予了明确说明。
台湾当局缺席肯尼迪葬礼：有意还是无心？
肯尼迪遇刺当天，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九全”大会）刚刚闭幕。会议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陈诚为“副总裁”，选举出由7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肯尼迪的死讯传至台北之时，无论蒋“总裁”还是陈“副总裁”都没有立即作出任何表示。12小时之后，美国驻台“大使”赖特直接打电话至“总统府”向蒋介石通报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的消息，蒋才借机转达哀悼。之前，台湾当局高官中只有“外交部长”沈昌焕致电美国驻台“大使馆”表达慰问，“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却忙着去机场迎接美国著名亲蒋分子、众议院共和党前议员、时任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主席的周以德夫妇。活着的人毕竟比死去的人更重要。肯尼迪遇刺身亡36小时之后，台湾当局才决定于翌日起“中华民国国旗”降半旗致哀，但“此举仅维持了72小时”。赖特向美国国务院汇报台湾当局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反应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台北媒体对肯尼迪意外遇刺身亡的冷淡反应，也让一些人甚为惊诧。1963年11月23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仅用第一版最下段少量的篇幅报道了肯尼迪的死讯。这或许是由于消息仓促来不及排版。但在美国人看来，如此重大的消息不使用头条，似乎有某种特别意味。24日的《中央日报》还是没有用第一版报道，而仅仅在第二版淡淡地刊出各地对肯尼迪之死的反应。25日，该报更将美国总统死讯完全抹销。
11月23日，台湾当局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肯尼迪葬礼事宜。虽然多数成员认为“副总统”陈诚或者“外交部长”沈昌焕必须赴美吊丧，但会议最终决定仅派“驻美大使”出席肯尼迪葬礼。“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在会后私下说，由于陈诚对这次“九全”大会选举结果颇为郁闷，根本没有心情理睬一些官员提出派遣“代表团”赴美吊丧的建议。
11月25日，肯尼迪葬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虽然是葬礼，但盛况空前，共有95个国家的元首、总理或外长参加。人群中唯独不见美国在东亚的“亲密盟友”、“中华民国”的“高级特使”，仅由其“驻美大使”蒋廷黻列席。他站在队伍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几乎没被人发现。同一天，台北“外交委员会”一些要员对于台湾当局这一重大“外交失误”颇为诧异，质问“外交部长”沈昌焕，为什么没有派代表去华盛顿。沈昌焕辩解说，他曾就此事请教过蒋介石，但由于时间太短，无法派出合适人选。
肯尼迪葬礼前后，在台湾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断向美国国内汇报台湾各界对肯尼迪遇刺的“冷漠”反应，称：“台北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遇刺有不同的反应：底层老百姓对此事根本漠不关心，可能他们很难想像一个总统的去世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有政府和国民党内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更能理解美国人民的心情，对总统的不幸遇刺表示遗憾和悲哀；然而，并没有看出台湾党政高层官员流露出真正悲哀的迹象，他们只是因为要面对美国人才不得不敷衍了事般地聊表哀悼。”还有一些情报声称，台湾当局某些要人对肯尼迪遇刺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倒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认为，台湾当局高层缺席肯尼迪葬礼的确仅是巧合，台湾当局对肯尼迪遇刺反应迟钝，是因为事件发生时台湾有些手忙脚乱，此中并无重大政治意义。的确，11月下旬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九全”大会，恰值新一轮权力分配的关键时期，国民党要员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台赴美。且此前蒋介石曾发誓，“不收复大陆永不离台”；最适合出访的是“副总统”陈诚，而他正因为“九全”大会的权力分配不公而生闷气。所以，赖特建议各方停止对台湾当局的诟病，以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小题大做”。
约翰逊入主白宫：台湾当局是喜是忧？
值得台湾当局庆幸的是，最终没有出现赖特等人担心的“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的局面。但对于他们来说，缺席肯尼迪葬礼的确是个重大的“外交失误”。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蒋介石、陈诚等人11月30日专程到美国驻台“大使馆”遥念肯尼迪。虽然哀悼来得有些晚，但也总算为“国民政府”挽回一点面子，此事基本到此作罢。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从蒋介石等人获悉肯尼迪遇刺那一刻开始，台湾当局最关心的是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因为总统的更替而有新的变化，而远非肯尼迪遇刺这件事本身。虽然台北的一些报纸对台湾当局政府要员缺席肯尼迪葬礼颇有微词，但是媒体并没有充分报道这件事，媒体更关心的是今后美国对台湾关系的走向，并对美国新总统的台湾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种种猜测。
台湾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虽然“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气质、个人的风格和政治哲学大不相同”，但美国总统更替对美台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台湾的一些观察家注意到，约翰逊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为其前任外交政策出谋划策的智囊集团、肯尼迪时代的“三驾马车”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都继续留任。他们据此认为，政府人事的稳，定确保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在约翰逊时期得以延续。因此，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应该不会改变，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反对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此外，《中央日报》还特别翻出约翰逊1961年５月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台湾，“会晤”蒋介石和陈诚的陈年往事，并附言 “约翰逊总统利用那个机会对自由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和共产党政权对整个远东的威胁作了第一手的了解。曾一再表明美国将致力协助远东自由国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和维护他们的独立”。所以 “我们相信，约翰逊总统将继续提供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增进同中华民国的密切关系”。为了突出约翰逊对台的“友好感情”，1963年11月23日，《中央日报》特意于头版刊登1961年约翰逊访台时与蒋介石和陈诚握手言欢的旧照。
1961年的台湾之行，是约翰逊一生对台湾的唯一的一次“访问”。的确，此行之后，时任副总统的他对台湾当局好感倍增。他回国后向肯尼迪汇报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愉快的小惊喜。虽然长期以来各界对蒋介石及台湾当局政府的骂声不断地传入我耳中，我也知道部分美国人对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是不管怎样，台湾涌现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和蒋介石和蒋夫人的会谈主要关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使我感到既喜悦，又惊奇……”
这就是约翰逊就任总统之前对台湾的第一印象，也是台湾当局要员对约翰逊主导下的美台关系表示乐观的初步理由。
此外，一些媒体还努力发掘约翰逊对“国民政府”的其他“美好记忆”，如：1961年9月，台湾受强台风的袭击，北部地区受灾严重，约翰逊曾给蒋介石发来充满同情的电报；1962年6月，蒋介石收到约翰逊托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转呈的签名照等等，诸如此类。在美国大概已没多少人记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但对台湾当局来说，与约翰逊重修旧好对当前而言意义非凡。
肯尼迪遇刺后，蒋介石曾发唁电致约翰逊表示慰问。1963年11月26日，台湾“外交部”迎来约翰逊复电。约翰逊在信中向蒋介石表示，将坚决继续执行肯尼迪的各项政策。原电译文如下：
蒋总统阁下，肯尼迪总统惨遭不幸，辱承赐电吊唁，美国人民与政府至深感激。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素表尊敬，对美中两国间之友谊尤为珍重。回忆1961年与阁下会晤并交换意见，深感欣念。兹特向阁下保证：本人决将继续执行肯尼迪总统所采取之各项政策。盖本人深信此种政策为明智者。
约翰逊的这封复信似乎让台湾当局要员服了定心丸，因为肯尼迪主政最后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朝野也约略嗅得几分华盛顿新政策酝酿的气味，阳明山内外人心惶惶，故《中央日报》立即于当日刊登约翰逊复信全文，以稳定岛内士气民心。陈诚等人甚至认为，约翰逊取代肯尼迪对台湾当局利大于弊。因为他认为，约翰逊不仅更了解台湾当局，还持更坚定的反共立场。而且，肯尼迪去世后，“哈佛帮”在美国政坛的辉煌岁月将随之逝去，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获胜的几率略增几分，台湾当局有可能摆脱美国限制其改变海峡两岸“现状”的“紧箍咒”。
希尔斯曼对华政策演说：老政策还是新航标？
正当台湾当局对约翰逊政府的对台政策处于观望和猜测之际，美国对台政策的新航标则若隐若现。
1963年12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应联邦俱乐部的邀请出席午餐会，并发表主题演讲。早在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同一城市发表对华政策演讲。他当时叫嚣，“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不可能永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的所有努力，就是“尽力促使它在地球上消失”。今天，美国对华政策仍然是希尔斯曼演说的主题。
希尔斯曼一开篇就承认，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远远地离开了所追求的目的”。他说，中国人民政权已经存在14年，成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和平”的最大“麻烦”，现在是美国冷静地重新估计其对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个共产党政权可能会被推翻”。他提醒美国人注意中国的影响在日益扩大这个事实，“北京一直伺机利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分歧和偏见，并在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或对现状不满的人中间获得立足点。我们预料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
对杜勒斯演讲还有记忆的人，很容易觉察出希尔斯曼讲话基点的变化，美国终于承认中共政权不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而将在中国大地上“长期存在”，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这对于美国将来的对华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希尔斯曼将美国今后具体的对华政策概括成“坚定、灵活和理性”三点。“坚定”是指美国“将坚定地信守对‘中华民国’和台湾人民的承诺，坚定地抵制共产党各种侵略”。希尔斯曼强调美国要在远东加强军事力量，扶植亚洲某些国家政权，以“包围”和“遏制”中国，重申美国不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承诺”。“灵活”是指美国“将以灵活的态度对待北京政权立场和行为的改变”。讲话称，美国对中国政策目的不是要使该政权灭亡，或是使其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而是让其“放弃对自由世界邻居的侵略和颠覆”。“理性”是指美国“将以客观冷静的分析代替陈词滥调和观点偏颇的争论”。
接下来，这个助理国务卿仍然竭力为美国政府的反华政策辩解。他说：“有人常常指责美国忽视中国和它的七亿人民，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美国“并不忽视在中国大陆上已建立起实际统治的共产党。我们不时同他们会晤，如我们的大使在华沙定期与之开展会谈”。该讲话还多处使用了典型的冷战语言，如“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其政策”，美国就“不会背弃自己和盟友的利益”等等。
希尔斯曼演说的后半部分，分析了所谓的中共领导集体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并表示希望中共领导层内部出现类似赫鲁晓夫式离经叛道的人物。因此，他提出美国将对共产党中国“敞开门户”，美国希望中国“最终将放弃它僵硬的阶级斗争观点”，“重新接受多样化的世界”等等。
希尔斯曼演说发表之后，台湾岛内舆论大哗。台湾当局首先察觉该演说传达的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微妙之处，并迅速作出反应。台湾许多媒体也将之视为美国对华政策偏离原来轨道的迹象，担心美国“出卖”台湾利益，批评美国对中共奉行“绥靖”政策，会导致“两个中国”的结果。《新生报》指责希尔斯曼演说“使坚决反共的国家痛心，使未坚决反共的国家动摇”。政界人士更是激愤地表示，希尔斯曼的说法，“迎合部分美国人的厌战心理……只是全无可能的对谈，不过是一种空想”，批评其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不存在打倒北京政府的可能性为前提。
代表台湾当局官方立场的《中央日报》，于1963年12月14日、15日连载了希尔斯曼演说全文，但不敢轻易向台湾民众发出美国对台政策立场改变的信息，反而发表社论混淆视听，称：“希尔斯曼阐释美国外交政策，尊重中美友好关系，美决不对匪帮姑息，不容匪借武力侵略邻邦”。实际上，台湾“外交部”已准备就希尔斯曼旧金山演说的部分内容提出抗议。“北美司司长”蔡维屏于12月17日约见美国“大使馆”政治参赞，就希氏演说提出三点质疑：第一，美国对华政策“开启门户”的提法极容易给人造成这一强烈印象，即只要中共主动采取措施，美国将对中共实行新政策；其次，台湾当局担忧希尔斯曼演说中提及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现今中国共产党政权会被推翻”的说法，将被误解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是根本不可实现的；第三，演说提到中共现任领导人自我封闭并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是否就意味着只要中共出现新的领导群体，美国将另眼相待？台湾当局“驻美大使”蒋廷黻也在一周之内连续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希尔斯曼等人，就同样观点试探美国对华政策是否真的有所改变，并要求美国公开作出如下三点表示：希尔斯曼演说并不意味着新的对华政策；“美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并无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意图等。
但是，美国国务院虽然告慰台湾当局，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却不理睬台湾当局重申立场的要求。只有美国驻台“大使”赖特颇为同情台湾当局的处境，他认为，此时台湾当局正因为中国大陆与日本的贸易以及中国大陆与法国建交等问题焦头烂额，希尔斯曼的演说可能增加他们对未来的不安情绪，所以他建议国务院采用适当方式“安慰”蒋介石，但国务院对其建议没有直接表态。
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士，将希尔斯曼演说看成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新路标，各种指责纷至沓来，希尔斯曼穷于应付，只好辩称美国对华政策实际没有改变。由于不好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便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史蒂文森，要求借其之口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该讲话并不反映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有任何改变。史蒂文森说，“中国的问题取决于北京，而不取决于华盛顿。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是在北京制定的，而不是在华盛顿制定的。如果它要改变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关系的话，必须由北京作出这种改变”。他说：“我们已准备好、等待着，并且乐于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和真诚合作之手”。他认为，北京政权不大可能被推翻，因此美国“决心把大门敞开”。但是，在北京政权结束它支持各地共产党“侵略”亚洲国家的政策以前，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不可能改变。史蒂文森的遁词，一方面替希尔斯曼解了围，另一方面也间接满足了台湾当局要美国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的请求。
此外，美国一些持保守立场的报纸也发表社论为政府开脱，如《明星晚报》就认为，希尔斯曼在旧金山演说实质上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前国务卿杜勒斯1957年所表达观点的老调重弹，其目的在于争取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加强同北京打交道时美国的地位。
希尔斯曼演说引起美台各方普遍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希氏在演说中表达了全新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前提，修正了先前杜勒斯演说中表达的观点；其二，它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政府的第一次对华政策宣言，把美国长期以来行而不宣的政策首次告之于众。不过，希尔斯曼对华政策声明，实际上是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国务院几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联合撰写，其基本思路和提纲为肯尼迪所首肯，而不是约翰逊当政以后突然拟就的。肯尼迪的初衷是希望将希尔斯曼演说作为前奏，为今后采取更加灵活的对华政策鸣锣开道。肯尼迪突然遇刺，希尔斯曼对于是否如期发表这个演说还颇为踌躇。虽然白宫新主人约翰逊此时还没有多少心思考虑中国问题，但对他而言，发表该演说有百利无一害，因为如果公众对演说反应良好，约翰逊可顺水推舟继续实施酝酿中的对华政策调整；如果该演说招致骂声一片，约翰逊大可将责任推给已故总统肯尼迪，否认这是他本人的创举，或者让肯尼迪的遗臣希尔斯曼独背“黑锅”。
虽然“新总统”不是“新政策”的始作俑者，但他对希尔斯曼演说的默许，是否意味着他将秉承肯尼迪的遗命？约翰逊时期美台关系将何去何从？此后的历史给予了明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