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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现在语文课程改革中讨论很热烈的话题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古文与现代文的教学、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离合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依靠的是语文教材的编选。不过，这些问题并非当代才有，70年前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与文学院合办的《国文月刊》上，相关学者已经就这些问题做出了积极并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只不过“说法”略有不同。那时也像现在一样普遍面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困境。因此他们的讨论和思考就弥足珍贵。
《国文月刊》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文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办的一份杂志，主要刊载国文教育方面的论文，留存有国文（语文）教育观念变迁的珍贵资料，是当时持续时间最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国文教育期刊。其中朱自清、叶圣陶、浦江清、余冠英等主办者均参与了教材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和争议的中心是选择什么语体、体裁、性质的文章作为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最佳材料。本文试图从历史论争的角度剖析当下的问题，以期为现时语文“课改”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文言还是白话？
谈到语文教学（那个时代叫“国文”教学），文言与白话是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对它的质疑和探索便首当其冲。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掀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虽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学须使用白话文教学，但直到40年代，中学语文课仍旧以古典文言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说的：“小学教育单训练语体，所以问题简单，到中学的国文方始迎着复杂的问题。在课本方面，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高中课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纯粹了，但多数学生是作语体文的，所以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1]正如大多讨论者所言，学生课上学的是经典的古文，课下看的是白话的文艺，社会上需要的却是简洁的“民国文言”——这教与学的分离就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什么是“民国文言”呢？
叶圣陶曾说，当时的“文言”已经“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蔡元培先生写的那些”——他称其为“民国文言”。[2]实际上，最有趣的是，我们如果翻阅当时诸君讨论白话文的书信，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阅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的新闻报纸，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民国文言”意味着社会需要。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语文工具性的要求，语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具体到选什么文言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反对通行教材编选过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利于传播文化，还妨碍了语文的社会实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说：“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可以减低学生的趣味。”[3]多数人认为语文教材应该着重编选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国文名家对国文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同样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中学生难以掌握当时的国文教材，国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历史现实。
当时学者们也在刊物上对中学生国文低落现象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上得到多少帮助。”[4]有识之士便开始重新编选教材。叶圣陶在《国文月刊》同一时期，与朱自清、周予同、吕叔湘、郭绍虞、覃必陶等，尝试改革，把文言文课本与白话文课本分开，编出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教材。这是“在文白混编混教占据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进行的大胆尝试。①与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话在国文教学这一点已经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上，也统一到国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远的目标上了。
二、文学还是非文学？
在教材编选上，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中特殊的组分一直备受关注，选什么样性质的文章，选什么类型的文章也一直成为争议的话题。《国文月刊》从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离合的角度对此曾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希望“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的李广田和重视学术文章的张清常以及看重应用文的阮真。张的文章是发表在《国文月刊》18期的《对于坊间中学教科书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阮的著作主要是《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论争中李广田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反对教材中编入大量学术论文和应用文，同时也对当时“人文性”要求中关于文化传承的要求表示排斥。
李广田在1944年11月的《国文月刊》28—30合期上登出了他的首篇讨论国文教育的文章：《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直到1945年4月的34期，他的长篇系列文章才告结束。在这一组文章里，他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国文教育教材编制的相关问题，并与之前同期刊的文章以及社会上较有影响的相关论著进行对话。②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国文月刊》上最有体系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争论之一，因为它不仅形成了直接的、针锋相对的局面，同时还涵盖了当时国文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在谈到部颁中学生课程标准中关于文化传承的一条时，他直接指出：“中学生是不是应当了解‘固有文化’，‘固有文化’是什么西东（注：疑为“东西”），应当如何了解法，现在的中学生是否有力量接受这些东西，接受之后会发生什么效果……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只就国文教学的目的而论，也就是只就国文一科的责任而论，我们觉得这被教育当局和一帮国学大师们死咬住不放的‘固有文化’云云，实在并非国文一科的事情。”③
显然，国文科的确有责任传承固有文化，弘扬民族精华，但是用什么材料来达到这个目的一直颇具争议，文学性质的作品与非文学的文章成为其中主要的两类。叶圣陶曾将教材中文学的与非文学的文化因素进行对比，认为前者的特点是“内容和形式分不开来，要了解它就得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会有所得；如果不面对它本身，而只凭‘提要’‘释义’的方法来了解它，那就无论如何隔膜一层，得不到真正的了解”。因此他在实践中一直坚持文学教育要面对文学作品本身，而无法间接受教的原则，也就是“涵泳”“体味”的原则。后者则刚好相反：它们是“并不运用文学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记录，只是一种材料，一些实质……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分得开的”，所以在教材中“仅不妨摘取它的要旨，编进其他学科的课程里去”而“国文一科也就可以不管”。[5]他认为国文教材的内容大致应是“运用文学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记录”，也就是主要应该用文学的形式去承载“固有文化”的内容。
《国文月刊》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文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办的一份杂志，主要刊载国文教育方面的论文，留存有国文（语文）教育观念变迁的珍贵资料，是当时持续时间最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国文教育期刊。其中朱自清、叶圣陶、浦江清、余冠英等主办者均参与了教材问题的大讨论。讨论和争议的中心是选择什么语体、体裁、性质的文章作为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最佳材料。本文试图从历史论争的角度剖析当下的问题，以期为现时语文“课改”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文言还是白话？
谈到语文教学（那个时代叫“国文”教学），文言与白话是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对它的质疑和探索便首当其冲。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掀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虽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学须使用白话文教学，但直到40年代，中学语文课仍旧以古典文言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说的：“小学教育单训练语体，所以问题简单，到中学的国文方始迎着复杂的问题。在课本方面，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高中课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纯粹了，但多数学生是作语体文的，所以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1]正如大多讨论者所言，学生课上学的是经典的古文，课下看的是白话的文艺，社会上需要的却是简洁的“民国文言”——这教与学的分离就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什么是“民国文言”呢？
叶圣陶曾说，当时的“文言”已经“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蔡元培先生写的那些”——他称其为“民国文言”。[2]实际上，最有趣的是，我们如果翻阅当时诸君讨论白话文的书信，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阅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的新闻报纸，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民国文言”意味着社会需要。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语文工具性的要求，语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具体到选什么文言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反对通行教材编选过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利于传播文化，还妨碍了语文的社会实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说：“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可以减低学生的趣味。”[3]多数人认为语文教材应该着重编选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国文名家对国文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同样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中学生难以掌握当时的国文教材，国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历史现实。
当时学者们也在刊物上对中学生国文低落现象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上得到多少帮助。”[4]有识之士便开始重新编选教材。叶圣陶在《国文月刊》同一时期，与朱自清、周予同、吕叔湘、郭绍虞、覃必陶等，尝试改革，把文言文课本与白话文课本分开，编出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教材。这是“在文白混编混教占据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进行的大胆尝试。①与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话在国文教学这一点已经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上，也统一到国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远的目标上了。
二、文学还是非文学？
在教材编选上，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中特殊的组分一直备受关注，选什么样性质的文章，选什么类型的文章也一直成为争议的话题。《国文月刊》从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离合的角度对此曾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希望“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的李广田和重视学术文章的张清常以及看重应用文的阮真。张的文章是发表在《国文月刊》18期的《对于坊间中学教科书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阮的著作主要是《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论争中李广田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反对教材中编入大量学术论文和应用文，同时也对当时“人文性”要求中关于文化传承的要求表示排斥。
李广田在1944年11月的《国文月刊》28—30合期上登出了他的首篇讨论国文教育的文章：《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直到1945年4月的34期，他的长篇系列文章才告结束。在这一组文章里，他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国文教育教材编制的相关问题，并与之前同期刊的文章以及社会上较有影响的相关论著进行对话。②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国文月刊》上最有体系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争论之一，因为它不仅形成了直接的、针锋相对的局面，同时还涵盖了当时国文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问题。在谈到部颁中学生课程标准中关于文化传承的一条时，他直接指出：“中学生是不是应当了解‘固有文化’，‘固有文化’是什么西东（注：疑为“东西”），应当如何了解法，现在的中学生是否有力量接受这些东西，接受之后会发生什么效果……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只就国文教学的目的而论，也就是只就国文一科的责任而论，我们觉得这被教育当局和一帮国学大师们死咬住不放的‘固有文化’云云，实在并非国文一科的事情。”③
显然，国文科的确有责任传承固有文化，弘扬民族精华，但是用什么材料来达到这个目的一直颇具争议，文学性质的作品与非文学的文章成为其中主要的两类。叶圣陶曾将教材中文学的与非文学的文化因素进行对比，认为前者的特点是“内容和形式分不开来，要了解它就得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会有所得；如果不面对它本身，而只凭‘提要’‘释义’的方法来了解它，那就无论如何隔膜一层，得不到真正的了解”。因此他在实践中一直坚持文学教育要面对文学作品本身，而无法间接受教的原则，也就是“涵泳”“体味”的原则。后者则刚好相反：它们是“并不运用文学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记录，只是一种材料，一些实质……它的内容和形式是分得开的”，所以在教材中“仅不妨摘取它的要旨，编进其他学科的课程里去”而“国文一科也就可以不管”。[5]他认为国文教材的内容大致应是“运用文学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记录”，也就是主要应该用文学的形式去承载“固有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