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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能源的基本国情是:制造业发达,用电量大且增长快;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尤其是煤炭、石油等石化能源更为短缺,石油几乎百分之百靠进口;韩国还是碳排放世界第九大國。为此,增加电力供给、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对海外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量以应对世界气候变化,决定了韩国能源政策的基本走向。
2008年李明博政府时期,制定了一个《第一次能源基本计划》,其重点是开发清洁能源、再生能源,最核心的是积极发展碳排放量低、价格低廉的核电,加速电力供应。
当时,韩国已经拥有21座核电站,居世界第5位。《能源基本计划》提出,到2030年,韩国要在国内再建造11座核电站。把核能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由当时的23%提高到41%。
韩国还积极输出核电站,不断获得了替中东国家建设核电站的大单。该计划提出,到2030年,韩国要争取承揽到海外80座核电站建设的订单。目标是跻身世界三大核电站建设强国之列。
然而,今年10月中旬,韩国政府委托的由能源专家组成的一个民官联合工作组,提出了一个《二次能源基本计划》,标明了2013年到2035年的能源政策走向。其要旨是:拟放弃《第一次能源基本计划》大力发展核电的能源政策,到2035年,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仍维持在目前的22%—29%的水平;建议大幅提高电费,在今后20年内,工业和生活电费将涨至现在的3至5倍,年均增幅为13%至21%。运用价格机制,力图降低15%的用电量,着重从需求层面实现电力供求平衡。显然,《二次能源基本计划》标志着韩国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向。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核电政策急刹车是受到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影响,韩国国民对核电的不安感加剧的结果。
首先是民间掀起了巨大的反核电站运动。据韩国媒体报道,福岛核电事故后的当月,有49个社会团体组成联合阵线,进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要求韩国政府转换核能源发展政策。韩国《东亚日报》对3000名成年男女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韩国核电站“危险”的受访者,接近认为核电站“安全”的受访者的两倍。福岛事故后的一年,韩国民众对于核电站的恐慌心理增加了两倍。韩国报纸近年常用“核电站恐惧症(phobia)”这个新词来形容韩国核电政策的进退难艰。
其次,反对党强烈要求政府转换核电政策。早在总统竞选时,韩国最大的反对党候选人就表示:“政府要重新审议以核发电为主的能源供应计划,研究‘非核’增长之路。”
再次,新的核电站选址困难重重。过去,由于国家财政对建设核电站都会巨额投资,因而能极大带动核电站在建地的经济发展并增加就业,各地方政府都争取在自己属地兴建核电站。民众也多持支持态度。自从发生了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情况完全逆转,现在地方政府与民众更多考虑的是安全性而不是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了。别说新的核电站没地方愿意承建,连一些老核电站服务期满了设计的30年,所在地民众就坚决反对延长使用期,纷纷要求废弃该核电站,并以福岛核电站就是超期服役才出事故为例说明之。
韩国专家认为,发展核电站不能仅考虑直接经济效益,诸如一度电要花多少钱。还应计入国民对于核电的不安心理和为解决因此导致的社会矛盾而付出的代价等间接费用,对核电的经济性进行综合评价。只有获得国民对核电安全性的信任,核电站才能获得大发展。
目前,韩国舆论对《二次能源基本计划》反弹甚大,激烈反对提高电费,认为提价并不能减少用电量,而核电发展又原地踏步,只会使这几年屡屡出现的大规模断电的“电荒”现象愈演愈烈。
2008年李明博政府时期,制定了一个《第一次能源基本计划》,其重点是开发清洁能源、再生能源,最核心的是积极发展碳排放量低、价格低廉的核电,加速电力供应。
当时,韩国已经拥有21座核电站,居世界第5位。《能源基本计划》提出,到2030年,韩国要在国内再建造11座核电站。把核能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比重由当时的23%提高到41%。
韩国还积极输出核电站,不断获得了替中东国家建设核电站的大单。该计划提出,到2030年,韩国要争取承揽到海外80座核电站建设的订单。目标是跻身世界三大核电站建设强国之列。
然而,今年10月中旬,韩国政府委托的由能源专家组成的一个民官联合工作组,提出了一个《二次能源基本计划》,标明了2013年到2035年的能源政策走向。其要旨是:拟放弃《第一次能源基本计划》大力发展核电的能源政策,到2035年,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仍维持在目前的22%—29%的水平;建议大幅提高电费,在今后20年内,工业和生活电费将涨至现在的3至5倍,年均增幅为13%至21%。运用价格机制,力图降低15%的用电量,着重从需求层面实现电力供求平衡。显然,《二次能源基本计划》标志着韩国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向。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核电政策急刹车是受到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影响,韩国国民对核电的不安感加剧的结果。
首先是民间掀起了巨大的反核电站运动。据韩国媒体报道,福岛核电事故后的当月,有49个社会团体组成联合阵线,进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要求韩国政府转换核能源发展政策。韩国《东亚日报》对3000名成年男女进行了问卷调查。认为韩国核电站“危险”的受访者,接近认为核电站“安全”的受访者的两倍。福岛事故后的一年,韩国民众对于核电站的恐慌心理增加了两倍。韩国报纸近年常用“核电站恐惧症(phobia)”这个新词来形容韩国核电政策的进退难艰。
其次,反对党强烈要求政府转换核电政策。早在总统竞选时,韩国最大的反对党候选人就表示:“政府要重新审议以核发电为主的能源供应计划,研究‘非核’增长之路。”
再次,新的核电站选址困难重重。过去,由于国家财政对建设核电站都会巨额投资,因而能极大带动核电站在建地的经济发展并增加就业,各地方政府都争取在自己属地兴建核电站。民众也多持支持态度。自从发生了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情况完全逆转,现在地方政府与民众更多考虑的是安全性而不是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了。别说新的核电站没地方愿意承建,连一些老核电站服务期满了设计的30年,所在地民众就坚决反对延长使用期,纷纷要求废弃该核电站,并以福岛核电站就是超期服役才出事故为例说明之。
韩国专家认为,发展核电站不能仅考虑直接经济效益,诸如一度电要花多少钱。还应计入国民对于核电的不安心理和为解决因此导致的社会矛盾而付出的代价等间接费用,对核电的经济性进行综合评价。只有获得国民对核电安全性的信任,核电站才能获得大发展。
目前,韩国舆论对《二次能源基本计划》反弹甚大,激烈反对提高电费,认为提价并不能减少用电量,而核电发展又原地踏步,只会使这几年屡屡出现的大规模断电的“电荒”现象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