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和易中天兄合作的成果，初版于1989年，原书名为《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美学方法论的革命》(花山文艺出版社)。它的最初的构思肇始于1984年在武汉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美学会议，我与中天联名提交的会议论文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和美学方法论的革命》，一万八千字(后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1、2期，该论文题目后来成为本书初版的副标题)。该文的写作实际上也是我和中天正式疏通和确立我们的“新实践美学”观点的过程。此前由于频繁的交流(我与中天同住一栋研究生宿舍，我是哲学系79级，他是中文系78级)，我们在观点上已达成一致，但只有通过共同建构一篇纲领式的文章，我们的观点才明确起来。我们的论文在会议上引起了重视，会后不久，东方出版社的方鸣先生来信，对该文高度评价，并认为这完全是一本书的大纲，建议我们将它扩展为一本专著。那时我们都还是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在学术界默默无闻，听到这一建议，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于是马上投入了狂热的写作过程。原计划由中天负责写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现、当代美学部分，其余部分由我来写，但中途由于中天其他杂事太多，只写了中国古典美学部分(即本书的第三章)，现、当代部分只好由我来代笔，这也是本书写得最弱的部分(尤其是王国维等人，基本上没有介绍)。写作过程中，我们互相审阅了对方的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互有改动，修改后再各自通读了全部书稿，全书于1987年初完稿。那年三月，当我和中天一起捧着一大摞手抄的三十余万字书稿(那时还没有电脑)去邮局寄挂号邮件时，那心情就像捧着刚出生的婴儿。
　　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的事一拖再拖，换了好几个出版社，书稿在不同的编辑手中转来转去，眼看着轰轰烈烈的“美学热”到达了喧嚣的极点，然后开始降温，我们的书还没有出来。我们自认为本书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所有引文基本上都是出自八十年代的出版物，对当时最热门的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解读也是最深入的，然而时运不济，当1989年4月本书终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连美学热的末班车都没有能够赶上。书印得极差，纸张和装订都是最次等的，书上标明只印了500册(实际上不止，我们自销就有1000册)，标价则在当时高得吓人(8元，当时一般这样的书只卖四五元)，看来是存心要把本书扼杀在摇篮里了。我们除了到各个大学图书馆去卖书外，还一起为武汉大学进修教师合开一门“中西比较美学”课，以尽量扩大本书观点的影响。我当时和中天说，由于中国出版人的这一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20年。
　　1998年是本书时来运转的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培元先生来信邀我参加“猫头鹰文库”的编委会，并向我约稿。我说我手头暂时没有书稿，但有一本旧书出得很不像样，似乎值得重出。培元兄读到本书后，非常振奋，马上敲定放在猫头鹰文库的第一批中重出，改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一次印6000册。此书不久就脱销了，并获得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那时中天已去了厦门大学，我以本书为教材给本科生陆续五次讲授“西方美学史”的选修课，反响极佳，并获得2003年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只作了少量删改。
　　这次武汉大学出版社再版，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第三版了，由作者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如下几方面：
　　一是注释。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的日益完备，我们在注释上也作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将引文中以前往往略去的出版社和出版年代进行了补全。其中，补得最多的是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出来后，所有四卷的页码都要更改，文字都要和旧版核对并按照新版改过来，这个工作量不小。类似的是康德著作《判断力批判》的引文，也按照2002年的新译本(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作了修订。
　　二是内容。这次修订发现，由于时间相隔20年，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如随着前苏联的倒台，俄苏美学对中国美学界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小，对当代世界美学的贡献的比重也已相应削减。再过50年，这一段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史”恐怕将在美学史上永远消失，原拟对这一部分作大幅度修订。但考虑到目前中国流行的美学理论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若要追根溯源的话，仍然要追到苏联美学的根子上，展示这派美学的来龙去脉以及兴衰规律，对于我们看清面前的道路并不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还是保留了这一段内容，只在措辞上做了一些调整(如将“苏联”改为“前苏联”，等等)。又如，对海德格尔的美学，在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只作了极其大而化之的概括，是很不充分和不准确的，这次也根据后来增加的资料作了修订和增补。再如，作者本人对黑格尔美学的部分感到阐述得过于简略，这次也作了一定的加强。
　　三是提法。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什么是新实践美学?》，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中提出，要将我们的“实践论美学”更名为“新实践论美学”，以和过去以“实践论”为旗号的其他美学区别开来。趁这次再版，我们作了相应的修改，在“实践论美学”前面加上了“新”字。另外还应该修改的恐怕是书中很多地方提到的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前(中、后)期”。近年来不少人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不能称之为“封建社会”，冯天瑜先生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论考》。而我们的书中仍然沿用了国内学术界以往通行的提法，并以此作为我们立论的框架，似有过时之嫌。当然，如果要改过来，那工程就大了，而且到底如何改，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所以我们也只好暂时仍旧，未加改动。再就是书中所提到中国古代社会是“隐秘的私有制”，似也是一个权宜之计。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是说东方社会的秘密在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我们的提法似乎也应据此而改为“隐秘的公有制”才对。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在未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之前，暂且不作改动。
　　尽管有这样一些应当修改之处，但本书二十年来能够第二次再版，这本身说明本书有它自身固有的学术价值。武汉大学出版社这次再版本书，不是为了赶什么“热”，现在早已不是赶热潮的时代了。本书虽然保留了很明显的八十年代热气腾腾的文风，但其实其中的真正的看点在于所思考的问题的深度，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些是不会因为什么热潮的过时而失去价值的。我们相信，一位喜爱思考的当代青年，不但仍然会为书中那青春的激情而感动，而且会被本书作者的独特的思路所吸引，在中国当代美学这一园地中作出自己的新的开拓。
　　
　　(《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邓晓芒、易中天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