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之城》:好莱坞的法国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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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既主流又先锋,既商业,又很有种。”
  瑟堡的雨伞
  颁奖季在即。
  尽管开奖前的所有预测和热门分析,在开奖后会变得没什么意义,人们对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几个重量级大奖的预测,还是乐此不疲。
  《爱乐之城》(La La Land)今年光是在奥斯卡就得了14项提名。为了说明这个数字的重要性,人们往前追溯,发现历史上只有《泰坦尼克号》有过同样的纪录。
  在这之前的第73届金球奖,《爱乐之城》七提七中,其中,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这个成绩几乎有点残暴。而上一部获得类似成绩的是《飞跃疯人院》,那还是1975年。
  更让观众吃惊的,是導演达米安·查泽雷(Damien Chazelle)本人的成长速度。这位32岁的年轻人,只用两部电影,就从一个三线小联盟,打入了全明星赛。《爱乐之城》,还只是他的第三部剧情长篇。而在此前的《爆裂鼓手》(Whiplash),在2014年的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上映后,口碑就很好。
  达米安·查泽雷在这年的戛纳一战成名。他从无人知晓的年轻入行者,成了人们查问名字的对象。法国人惊讶于查泽雷的一口流利法语,美国人则发现了一颗巨大的新星。
  不过大多数人会误以为,《爆裂鼓手》是达米安的处女作。实际上,在此之前,达米安还拍过一部同样是歌舞片的《公园长椅上的盖伊与玛德琳》(Guy and Madeline on a Park Bench)。其中,盖伊的名字就来自雅克·德米的《瑟堡的雨伞》(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中的男主角。后者是一部法国新浪潮时期的音乐片,每句台词都用吟诵的方式唱出来。1995年,它曾在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雅克·德米的妻子,被称为“新浪潮之母”)的监督下,制作过一个修复版本。2013年又再度修复。
  这部上世纪60年代的歌舞片,原本就是对5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某种致敬。如今,在《爱乐之城》的影响下,《瑟堡的雨伞》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关注。B站上能看到2013年修复的版本,自《爱乐之城》,就能看到弹幕跳跃着欢快的“因为爱乐之城来的”。
  达米安说他一开始看这部电影,心里想的是:“真的每句台词都要唱吗?”看到最后,被幻想与现实的结合触动,“开启了新的世界”。
  随后的2015年,达米安获得了人生首个最佳奥斯卡影片提名。今年,又和拍了《月光男孩》(Moonlight)的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以及拍了《爱恋》(Loving)的杰夫·尼克尔斯(Jeff Nichols)一起,几乎涵盖了奥斯卡的大部分提名,好莱坞新一代导演雏形初具。
  而《爱乐之城》电影本身的故事,其实挺简单。它讲的是男女主角,一个梦想开一家爵士俱乐部,另一个则有演员梦。两位在洛杉矶怀有梦想的年轻人,遇到彼此,“唱唱跳跳中坠入爱河”,遭遇现实与梦想和艺术的对立,最终达成某种和解。
  巴黎的电影课
  达米安出生在美国新泽西。父亲是法国人,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数学,母亲也是一位大学教授,专业领域是中世纪历史。
  不过,除非是影二代,一位导演的家庭和出身很少会被好莱坞特意提起。但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对达米安的要求是,想要去做电影,可以,但他得在大学里门门课程都拿A。他念的大学,也是好莱坞人的非主流选择,哈佛大学的视觉与环境研究。
  “当然,等我到了洛杉矶,根本没人在意我的课业分数。”
  《爱乐之城》这个剧本,达米安拿在手里8年。被所有的制作公司拒绝后,他决定先拍一个商业片,证明自己票房影响力,于是就有了《爆裂鼓手》。“趁热打铁,我就赶紧重新把《爱乐之城》拿出来,谁知道热度过去,下次机会是啥时候。”
  他小时候,跟大多数小朋友一样,喜欢迪斯尼的动画片,再长大一点是《星球大战》,青少年审美趣味的落点在印第安纳·琼斯身上。
  离影迷,还差一个巴黎的假期。
  中学那会儿,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了法国。第一个暑假,他第一次一个人在巴黎。他谁也不认识,不知道能干点什么。最后,他打开巴黎的方式,就是电影院。
  巴黎那些艺术电影院,他一家一家刷过去,影院里在放什么,他就看什么。就像许许多多在巴黎的学生会做的那样。
  这个假期,他算是接受了一次电影洗礼,巴黎这座城市,用它惯有的方式,为达米安上了一次野生电影课。这位少年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了《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和马龙·白兰度,还有许多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
  从此算是开了窍,并开始对歌舞片着迷。
  仅仅是《爱乐之城》的开头一幕,影迷们就看到了好几部好莱坞黄金年代电影的痕迹。如果洛杉矶有什么叫所有人都讨厌的地方,它的堵车一定是其中之一。导演自己说,一座城市的进城之路,是他特别喜欢的地方。但一座城市的进城之路,总给他特别的感触,因为它在会聚人群和他们的梦想,又送他们去各自的远方。
  而无论是雅克·德米的《柳媚花娇》(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卓别林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还是莱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的《新桥恋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都有这样的桥段,人们总是在街上偶遇。达米安说他对这个想法念念不忘,所以为《爱乐之城》创作了这样一个开场:傍晚时分的回城之路,堵车叫每个人心烦意乱。
  即便是如此令人不悦的场景里,仍然可以制造人与人之间相遇的契机,产生联结。
  洛杉矶的情绪肖像
  开头这一幕,发生在去往洛杉矶的进城公路上。这个司空见惯的堵车场景,突然之间,变身成了舞台。达米安用一段长镜头,为整部电影奠定了某种浪漫气质。而且这种浪漫气质,是基于与现实的对立而建立的。   片名“La La Land”,是洛杉矶的别称。但这座充斥着明星们的城市,气韵特别,最典型的就是每位餐厅侍应生都可能说自己“主业是演员,这里不过兼职罢了”,并信誓旦旦,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鬼工作。
  所以,人们也会用“La La Land”,来讽刺这些扎在梦想里的人。他们会说:“喂,从你的La La Land里滚出来吧。”
  然而,正是这批不现实的人,让洛杉矶总是弥漫着一股独有的情绪。就像电影中的米娅,每次试镜前都充满希望,试镜完后,又是不无意外的失落。
  达米安说,他减弱了现实主义电影所依赖的元素,并用歌舞给洛杉矶以情绪,“就好比我為它创作的一个情绪肖像”。虽然歌舞片这个类型早就被好莱坞放弃,并且原因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看逼真的接近现实的东西。实际上,也的确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追求越逼真越好的视觉特效。
  达米安也想要真实,但却是通过隐晦的方式。他说,鲍威尔(Michael Powell)或皮尔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曾经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电影总是为了表达情绪而超越现实主义。“他们既主流又先锋,既商业,又很有种。”
  不过,歌舞片这个电影类型,也的确式微已久。《爱乐之城》后,许多人开始回顾,歌舞片最初是如何失去阵地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女性自由主义和两性关系让好莱坞困惑。
  好莱坞擅长拍摄续集,反复使用一个故事原型,甚至也有能力让某个过时的电影类型回潮。然而,当电影涉及女性和女性主义时,人们发现,“白马王子当作终极幸福归宿”这个观念,越来越行不通了。
  《追求幸福》(Pursuits of Happiness)一书的作者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分析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几乎创造了新的女性形象,甚至,他称其为“新的人类”。这个阶段的男女平等意识处在觉醒和挣扎中,而同时期的电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此项社会寓言。
  所以,总是以“王子和公主式的童话故事”为故事内核的歌舞片或者音乐电影,革命式的价值观成了它式微的一大主因。
  另一个现象则是,这部浪漫并拒绝现实主义的电影,在美国本土引起了激烈现实层面的讨论。有关它的话题涉及种族、阶级和性别,政治意味十分明显。似乎在当下美国,人们处在一个大选后的敏感时期,政治正确从未如此遭人生厌,也从未如此“普适”地成为借题发挥的工具。这大概也算得上电影内外的浪漫与现实。
  “他们既主流又先锋,既商业,又很有种。”
  专访导演达米安·查泽雷
  记者:电影中,米娅在她最后一次试镜的时候,穿了件很普通的蓝毛衣。
  达米安·查泽雷:没错,这是个大概只有女性观众才会注意到的细节。因为米娅从头至尾,基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然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不需要其他辅助,观众都能知道,就是这次了。所以我反而希望,其余的元素是最简单的,没有多余的装饰。而且这必须是整部电影里,最简单朴素的一幕。
  此时此刻,她是没有所谓的女主光环的,她不是那个穿着漂亮裙子、妆发无懈可击的演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姑娘。讽刺的是,一个演员,工作就是扮演另一个人,但有时候,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演员,或许需要展现那个真正的自我,暴露无人知晓的自我。
  所以,经历过那么多试镜,试图扮演其他人,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刻她穿着最舒适的衣服,只会是更自然的一件事。而且,也正是这个纯粹的自我,助她成功的。
  记者:相比艾玛·斯通在电影中的光芒,高斯林的角色似乎更多是在衬托女主角?
  达米安·查泽雷:瑞恩的角色,的确更年长一点,背负的东西也更多一点。我也有意让二人在这点上形成某种对应。艾玛的角色,是一个仍然在追求梦想的人,尽管她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一直还没有真正给她造成负担。而瑞恩的角色,过去的失意已经蓄满。
  两个人走的是一条类似的路,只不过进程有先后。这也是为什么故事往前发展的时候,他品尝到了一点成功的滋味,而她仍然持续地被好莱坞打击。
  这样的情形总是会让人觉得悲伤,一个像她这样充满希望、最终放弃的人。然后开始自我质疑,我是不是还不够好。这是能引起共情的东西,所以人们会更喜欢艾玛的角色,会觉得她更出色。
  记者:这部电影,大量篇幅都在怀旧,在向过去致敬,但它的现代性呢?因为很可能观众会无法产生共鸣。
  达米安·查泽雷:其实就是在新旧两种元素之间找到平衡。音乐层面、故事讲述层面、服装以及室内设计,尽可能弱化年代感。整体上有一种任何年代都有可能的感觉。但与此同时,又特意加入了一些细节,提醒观众,我们还是在2016/2017年的,比如某款手机,比如某个车型。
  两位主演,也是非常当代的。做这样的关于老电影的电影,关于过去的电影时,的确总有成为一个博物馆的风险。我希望它是与当下相关的,观众看了不会有隔阂。
  另一个方面是,说到底,这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觉得这是比致敬、歌舞这些元素更重要的。男女主角经历过的,是你我都经历过的。他们陷入爱情,心碎,试图在爱情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都很普适,也很现代。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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