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一部元代以来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著作,亦可称之为我国现存较为完备的一部古代汉语文教学大纲。它具有明确的思想指导性和很强的现实可行性,既适合一般学校教授学业的教者执教规程,也适合不同阶段学习者的为学要求,具备着教与学的通用性质,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具体可归纳为四个主要的方面: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影响到与教育相关出版业的发展、明代科举所创八股程式之源、后世制定学规的蓝本。
关键词:《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程端礼;教育;影响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端礼撰。该书是一部元代以来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教育著作,也是一部可以称之为我国现存较为完备的古代汉语文教学大纲。该书的撰成,先从其著者著述目的而言,一方面是为了在元代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下,更加规范、更加严格地传授和学习儒家传统经典,造就当时社会所需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之后,出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应对科举考试的社会总需求而进行编写的。再从实际的成书背景考察,是著者在多年从事教育实践过程中,一贯遵照朱熹提出的读书法,不断进行探索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正因为如此,该书具有明确的思想指导性和很强的现实可行性,既适合一般学校教授学业的教者执教规程,也适合不同阶段学习者的为学要求,具备了教与学的通用性质。故在延祐二年(1315)初成书后,社会上广为传抄。二十年后,即元统三年(1335)十一月,该书在历经程端礼多次增删修订之后,才最终定稿,遂即刊刻于程氏甬东家塾,当时社会上这一版本广为传播,并引起了元政府的特别关注。于是,在著者生前便被国子监颁行各地,成为郡邑教官的范式。即如正如《元史》所载:“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1]于是该书在元代后期的汉语文教育教学中已经产生了相当深广的影响,著者程端礼也因此被时人所倍加推崇,即与其弟程端学被尊称为“二程”或“后二程”[2]。虽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程端礼、程端学兄弟的地位与影响远不及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兄弟,但这作为当世人对程端礼、程端学兄弟的一种高度尊崇,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盛行于世和科举制度的一度强化,该书更被诸儒奉为准绳,历朝历代一再刊刻,其流布的范围益加广泛,几乎成为天下士子无人不晓、公私学堂无不参照的一部教育教学方面的著述。本文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即可归纳为四个主要的方面:
其一,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程端礼在池州建德县学任上己经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贯彻这种思想,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他的高足冯彦思就是在这一大纲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后来冯彦思做了建德县县学训导,也遵行此法培养学生。设科取士伊始“彦思寻中江浙乡试冠左榜,擢第南归,录事常州”。在常州任上“廉慎不欺为主”,水旱灾时不辞辛苦亲自到田间户头慰问,当时其它官员都笑他迂腐拙陋。有司经过勘查认为他做的最实在,其他官员被免去十之七八,只有他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后来他被调任其它职务,名声越来越昭然于世。而且在从政期间遵行老师所编定的教学大纲教育学生“知根本是务”。冯彦思的学生也学有所成:呙哲台舜臣元统辛酉(1333)乡试中江浙冠右榜。这一年科举考试暂罢,舜臣不能参加会试,就侍奉父亲,不因为科举罢而一日废学。其“交友必端”,与友忻都舜俞“共学勤苦,严义利之辨”。舜臣另一位朋友徐立本,其父为鄞县幕,他一边侍奉父亲,一边“日读书不辍,能辅其父行儒者之政,不混流俗行害民事”。后恢复科举考试,1344年呙哲台舜臣又乡试中江浙冠右榜。程端礼的其他学生也不乏当世之名士。如蒋宗简,当时翰林柳贯异其文,且“人以颜子方之”;又如乐良,“一时名卿若黄溍、王袆咸器重之”[3],并“以学行表师后进”[4];等等。
另外,还有人用他的大纲学习或应用于教学实践。如陶安,“太平当徒人。幼颖敏有大志,通判马昂夫令赋《喜雨诗》,立就,奇之,自是肆力问学博极群书得程氏读书日程及吕舍人学规,益究心濓洛沉潜道艺。元至正甲申举浙江乡试,荐为明道书院山长,再调高节书院,讲明朱陆之学。时人称其龙姿凤质,非常人也”[5]。曾“间得四明畏斋《程氏读书日程》放考亭六条法及吕舍人规,节目次第,筋联脉贯,使攻儒术者有楷式,遂遵效其略,持循累岁,真若承严师而亲畏友也”。后为“童稚师,独爱导以程说,十年前分教泮庠”,弟子“列听演易旨、探索象数义理之隐,讥讽览考覈,亹亹忘疲,年渐盛,犹请益不已”[6]。
清代学者陆陇其所称:“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故一时人才,虽未及汉宋之隆,而经明行修,彬彬盛焉。”[7]及至明中叶,因学校废弛,“家自为教,人自为学,则此书虽存,而知之者鲜矣”。嘉靖抚州同知蔡元伟请人教儿子读书,“见程端礼《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叹曰:‘学当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8]。陆陇其在康熙已巳(1665)刊刻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指明《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他还在书札中反复提醒读此书的价值,参看前面论及书名,此处不再赘述。他又将刊刻的《读书分年日程》分送友朋。他文集中有送房师赵耐孺三部、送赵鱼裳三部、送魏荔彤一部的记录。
当然,也有学者结合教学实际对其加以改造。如陆世仪著有《思辨录》,他将生徒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自十五至二十五为“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成功”。后人又将此书精选为《思辨录辑要》,删去一些与程朱之学不同的言语。《思辨录辑要》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道九类,“小学类”应是依照程端礼之说发挥而来,譬如讲到读四书五经时,就可明见其脉络所在。
其二,影响到与教育相关刊刻业的发展
程端礼将《千字文》当做写字教材,后世把影写名家法帖作为书法教育的主要途径,改变了以往临摹碑帖的传统。如明代《菉竹堂书目》记载多种与《千字文》有关的法帖,该书法帖类中著录与《千文》有关的帖名有:《篆书千文》一册,《篆隶真草千文》一册,《篆书真草千文》一册,《怀素藏真帖》一册,《怀素千文》一册,《怀素法帖》一册,《真书千文》一册,《真书千文》,《四体千文》,《智永千文》一册,《真草千文》,《三续千文》一册,《大字千文》《岳麓千文》一册,《詹孟举千文》一册,《紫芝生千文》一册。这些法帖经考察元代以前已经存在的名帖有智永所书的各体《千文》。元代出现赵孟頫的字帖,元以后《千字文》帖成了学校专用习字教材,有关的本子被一刻再刻。如王重民先生有记载:“《千字文》一卷,明刻本。按此梁周兴嗣本,书法颇似欧赵,明代儿童习字帖也。”程端礼曾经把真西山的《文章正宗》、谢叠山的《文章轨范》列为读文教材和学习作文的范本,明代这些教材不断被刻印,也有一些书坊为了收益假托其名,刻印与原作者意图相去甚远的刻本。如王重民先生所述:“《合选文章轨范十卷补二卷》,其凡例有云:‘谢叠山先生《轨范》之选,是生平所深致意者也。大要有补举业者选,与举业无补者不选。故自秦、汉、唐、宋以及国朝诸名文,列《放胆》二卷,《小心》五卷,而邹东郭先生又续《放胆》三卷,《小心》四卷,以广其集。而张侗初先生又续四十五首,总为《放胆》五卷,《小心》五卷,共为十卷云’”。王重民先生认为去谢氏原编以远,“此皆坊贾伪托惯技。”程端礼指出有意于科举的学生,除了要学习唐宋八大家作文之法、实用类四六章表体外,还需涉猎诸家文体,因此还必须看旧本《翰院新书》。目的是“则见诸家之体,且并得其编定事料为用”。再至明代时,已经出现了“明人刻《翰院新书》,亦托之枋得,盖已枋得所辑《文章轨范》,为明代习举子业者所诵习,遂多为坊贾所托名”[9]。可以想见,此后随着科举日盛,而这一影响自然益加广泛。这也正是因为该书在学人阶层被推而广之,其一再地传播中又与后世科举的需求、书商的逐利等因素相结合,所以,该书对我国古代与教育相关的刊刻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巨的影响。
其三,明代科举所创八股程式之源
八股文产生于明代初年。朱元璋与刘基创制了八股文,作为开科取士的手段。这是指在一篇文章当中,要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这样八段结构,从题目到内容都要四书五经上的话。这种体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程端礼在指导学生学作经义时,曾举例说明作经义的具体方法。如作《书》义,仿张庭坚体,若考题指明用蔡氏《传》。则文章有三种开头法:第一,先破论,以蔡《传》之说为终篇主意;第二,如《传》辞已精紧而括尽题意,就用之为起;第三,如《传》辞略而泠,则以其意自己做开头。接着将开头稍稍衍开;接着入题发明以总结题意;接着在原题题下再提起前纲主意,历提上下经文而归重此题;接着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证,或反引事证,缴归主意;最后结题,或入讲腹提问逐节所主之说,所以释此章之意;逐节发明其说,援引以证之,缴归主意,后节如前,又总论以结之。作《易》义,也仿照这些步骤进行。学生按步骤经过长期的写作训练,逐渐掌握这类文体的写作要领。当然,这种按规定程式写作的方法程端礼是不赞成的,他主张写作不拘格律、直抒胸臆。但是,在当时科举考试规定的程式下,可惜“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为了使理学发扬光大,使“经术、理学、举业合一”,不得已而为之。刘基本是元至顺间(1330-1333)进士,在元为官“有廉直声”[10],后又投向朱元璋并协助建立明朝,遂成为明代第一次科考的主考官。于是通过刘基之手将八股文作为科举手段,致使程端礼作经义的方法功能被极度放大,并随着科举制的强化,用一种死板的格式,按封建正统思想解释经文,一直沿袭到清代以后。顾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其四,后世制定学规的蓝本
因《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程端礼遵照朱子读书法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故其所倡导的精神实质的核心是程朱理学,其所直接关涉对象是当时的官方教育。再结合著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元朝国学是蒙古学的现实,故又与程朱理学的复兴有内在的联系。于是,该书在元代撰成后,对蒙古族统治下的理学传承所起的作用之大,毋庸置疑;该书传至明代,随程朱理学的大兴于世,不仅儒家学子均以此为进学的基本要求,而且公私学校均以此为执教的基本准则。及至清代,由于各种因素致使朝廷屡有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以恢复和强化程朱理学为主的举措,而该书又往往成为制定学规的蓝本。如《道林诸集》提要称:“明蒋信撰信字卿实,武陵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其门人章评所刊……《桃冈训规》则读书日程也。”再如《圣学入门》提要称:“国朝陈瑚撰,瑚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人。前明崇祯壬午举人。是书分《大学日程》、《小学日程》二种。《大学日程》曰格致之学、诚意之学、正心之学、修身之学、齐家之学、治平之学。于八条目之中复分条目,各为疏解。《小学日程》曰入孝之学、出弟之学、谨行之学、信言之学、亲爱之学、文艺之学,其条目较之《大学》为简。其用功之要曰:“日省敬怠,日省善过。”并末附日程格式于后。毎日为空格,以四格记晨起、午前、午后、灯下。以二格总记敬怠、善过,又有半月总结之法。”又如《学规类编》提要称:“国朝张伯行撰。是编乃康熙丁亥,伯行官福建巡抚,建鳌峰书院,因併刻学规以示诸生。卷首载圣祖仁皇帝訓飭训饬士子文。而宋、元、明诸儒讲学条约以次类编,并以所自作《读书日程》附焉。自二十三卷以下题曰“补编”,又所以补原本未备之门目也。”[11]
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于1902年、1904年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前一个章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够实行,后一个章程正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学制。其中诸多项具体要求中,完全可以看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存在于其内的影子。如《钦定蒙学堂章程》中蒙学功课年程谓:“第一年,学科阶级:字课(实字);习字(所受字课教以写法),读经(《孝经》、《论语》;第二年,字课(静字,动字,兼教以动静字加于实字之上之方法);习字(同上);读经(《论语》、《孟子》);第三年,学科阶级:字课(虚字);习字(同上);读经(《孟子》);第四年,学科阶级:字课(积字成句法);习字(同上);读经(《大学》、《中庸》);凡儿童每一时教授中,宜略匀出时刻,督令温习前一日或数日所受之业;至一月间应令通体温习一次,以免遗忘。”再如《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总共五年,共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12]
实际上,章程中的这些具体规定,与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的规定相当地接近,即:“读书、倍温书、所读字数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并如前法,”又即:“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乃已。”再即:“使知虚实死活字。”等等。当然,上述章程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教学大纲,但是它们为语文独立设科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课程代替了读经讲经课程,《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渐渐被学校遗忘,成了个人研读的爱好。尤其是《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的颇具特色的“日程空眼簿式”,一直很受教者或学者的普遍关注。诸如梁启超先生不仅把“日程空眼簿式”的形式运用到自己的读书方法中,而且吸取了“日程空眼簿式”的优点,编写了《读书分月日程》,指导自己弟子的学业进程。又如马一浮先生1939年受聘为复性书院主讲时,将全部讲稿汇集成《复性书院讲录》六卷:第一卷总纲篇目有《开讲日示诸生》、《学规》、《读书法》、《通志群经必读诸书举要》等,旨在告诫学者为学之目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卷二至卷六是对儒家经典的全面阐释;纵观其中,《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子约略可见。
近年来,学者呼吁:民族的语文教育,必须追求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坚持民族化。当中国的历史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汉民族语文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民族语文教育的新格局、新体系[13]。于是,我们便想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作为我国古代较为完备的汉语文教学大纲,对制定语文课程标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撰《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4343页。
[2](元)张仲深撰《子渊诗集》卷五《哀故程敬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发行,1215册348页。
[3](清)稽曾筠撰《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524册197页。
[4](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卷一百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957册593页。
[5](明)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452册184页。
[6](明)陶安撰《陶学士集》卷十二《送王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225册731页。
[7](元)程端礼撰《读书分年日程》附(清)陆陇其撰《跋》,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页。
[8](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460册659页。
[9]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4、443、413页。
[1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3777页。
[11](清)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83、1258、1273页。
[12]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版,3、8页。
[13]张隆华、曾仲珊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页。
关键词:《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程端礼;教育;影响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端礼撰。该书是一部元代以来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教育著作,也是一部可以称之为我国现存较为完备的古代汉语文教学大纲。该书的撰成,先从其著者著述目的而言,一方面是为了在元代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下,更加规范、更加严格地传授和学习儒家传统经典,造就当时社会所需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之后,出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应对科举考试的社会总需求而进行编写的。再从实际的成书背景考察,是著者在多年从事教育实践过程中,一贯遵照朱熹提出的读书法,不断进行探索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正因为如此,该书具有明确的思想指导性和很强的现实可行性,既适合一般学校教授学业的教者执教规程,也适合不同阶段学习者的为学要求,具备了教与学的通用性质。故在延祐二年(1315)初成书后,社会上广为传抄。二十年后,即元统三年(1335)十一月,该书在历经程端礼多次增删修订之后,才最终定稿,遂即刊刻于程氏甬东家塾,当时社会上这一版本广为传播,并引起了元政府的特别关注。于是,在著者生前便被国子监颁行各地,成为郡邑教官的范式。即如正如《元史》所载:“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1]于是该书在元代后期的汉语文教育教学中已经产生了相当深广的影响,著者程端礼也因此被时人所倍加推崇,即与其弟程端学被尊称为“二程”或“后二程”[2]。虽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程端礼、程端学兄弟的地位与影响远不及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兄弟,但这作为当世人对程端礼、程端学兄弟的一种高度尊崇,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盛行于世和科举制度的一度强化,该书更被诸儒奉为准绳,历朝历代一再刊刻,其流布的范围益加广泛,几乎成为天下士子无人不晓、公私学堂无不参照的一部教育教学方面的著述。本文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即可归纳为四个主要的方面:
其一,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程端礼在池州建德县学任上己经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贯彻这种思想,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他的高足冯彦思就是在这一大纲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后来冯彦思做了建德县县学训导,也遵行此法培养学生。设科取士伊始“彦思寻中江浙乡试冠左榜,擢第南归,录事常州”。在常州任上“廉慎不欺为主”,水旱灾时不辞辛苦亲自到田间户头慰问,当时其它官员都笑他迂腐拙陋。有司经过勘查认为他做的最实在,其他官员被免去十之七八,只有他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后来他被调任其它职务,名声越来越昭然于世。而且在从政期间遵行老师所编定的教学大纲教育学生“知根本是务”。冯彦思的学生也学有所成:呙哲台舜臣元统辛酉(1333)乡试中江浙冠右榜。这一年科举考试暂罢,舜臣不能参加会试,就侍奉父亲,不因为科举罢而一日废学。其“交友必端”,与友忻都舜俞“共学勤苦,严义利之辨”。舜臣另一位朋友徐立本,其父为鄞县幕,他一边侍奉父亲,一边“日读书不辍,能辅其父行儒者之政,不混流俗行害民事”。后恢复科举考试,1344年呙哲台舜臣又乡试中江浙冠右榜。程端礼的其他学生也不乏当世之名士。如蒋宗简,当时翰林柳贯异其文,且“人以颜子方之”;又如乐良,“一时名卿若黄溍、王袆咸器重之”[3],并“以学行表师后进”[4];等等。
另外,还有人用他的大纲学习或应用于教学实践。如陶安,“太平当徒人。幼颖敏有大志,通判马昂夫令赋《喜雨诗》,立就,奇之,自是肆力问学博极群书得程氏读书日程及吕舍人学规,益究心濓洛沉潜道艺。元至正甲申举浙江乡试,荐为明道书院山长,再调高节书院,讲明朱陆之学。时人称其龙姿凤质,非常人也”[5]。曾“间得四明畏斋《程氏读书日程》放考亭六条法及吕舍人规,节目次第,筋联脉贯,使攻儒术者有楷式,遂遵效其略,持循累岁,真若承严师而亲畏友也”。后为“童稚师,独爱导以程说,十年前分教泮庠”,弟子“列听演易旨、探索象数义理之隐,讥讽览考覈,亹亹忘疲,年渐盛,犹请益不已”[6]。
清代学者陆陇其所称:“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故一时人才,虽未及汉宋之隆,而经明行修,彬彬盛焉。”[7]及至明中叶,因学校废弛,“家自为教,人自为学,则此书虽存,而知之者鲜矣”。嘉靖抚州同知蔡元伟请人教儿子读书,“见程端礼《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叹曰:‘学当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8]。陆陇其在康熙已巳(1665)刊刻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指明《读书分年日程》非程氏之法,乃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乃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他还在书札中反复提醒读此书的价值,参看前面论及书名,此处不再赘述。他又将刊刻的《读书分年日程》分送友朋。他文集中有送房师赵耐孺三部、送赵鱼裳三部、送魏荔彤一部的记录。
当然,也有学者结合教学实际对其加以改造。如陆世仪著有《思辨录》,他将生徒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岁为“十年诵读”,自十五至二十五为“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成功”。后人又将此书精选为《思辨录辑要》,删去一些与程朱之学不同的言语。《思辨录辑要》分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人道九类,“小学类”应是依照程端礼之说发挥而来,譬如讲到读四书五经时,就可明见其脉络所在。
其二,影响到与教育相关刊刻业的发展
程端礼将《千字文》当做写字教材,后世把影写名家法帖作为书法教育的主要途径,改变了以往临摹碑帖的传统。如明代《菉竹堂书目》记载多种与《千字文》有关的法帖,该书法帖类中著录与《千文》有关的帖名有:《篆书千文》一册,《篆隶真草千文》一册,《篆书真草千文》一册,《怀素藏真帖》一册,《怀素千文》一册,《怀素法帖》一册,《真书千文》一册,《真书千文》,《四体千文》,《智永千文》一册,《真草千文》,《三续千文》一册,《大字千文》《岳麓千文》一册,《詹孟举千文》一册,《紫芝生千文》一册。这些法帖经考察元代以前已经存在的名帖有智永所书的各体《千文》。元代出现赵孟頫的字帖,元以后《千字文》帖成了学校专用习字教材,有关的本子被一刻再刻。如王重民先生有记载:“《千字文》一卷,明刻本。按此梁周兴嗣本,书法颇似欧赵,明代儿童习字帖也。”程端礼曾经把真西山的《文章正宗》、谢叠山的《文章轨范》列为读文教材和学习作文的范本,明代这些教材不断被刻印,也有一些书坊为了收益假托其名,刻印与原作者意图相去甚远的刻本。如王重民先生所述:“《合选文章轨范十卷补二卷》,其凡例有云:‘谢叠山先生《轨范》之选,是生平所深致意者也。大要有补举业者选,与举业无补者不选。故自秦、汉、唐、宋以及国朝诸名文,列《放胆》二卷,《小心》五卷,而邹东郭先生又续《放胆》三卷,《小心》四卷,以广其集。而张侗初先生又续四十五首,总为《放胆》五卷,《小心》五卷,共为十卷云’”。王重民先生认为去谢氏原编以远,“此皆坊贾伪托惯技。”程端礼指出有意于科举的学生,除了要学习唐宋八大家作文之法、实用类四六章表体外,还需涉猎诸家文体,因此还必须看旧本《翰院新书》。目的是“则见诸家之体,且并得其编定事料为用”。再至明代时,已经出现了“明人刻《翰院新书》,亦托之枋得,盖已枋得所辑《文章轨范》,为明代习举子业者所诵习,遂多为坊贾所托名”[9]。可以想见,此后随着科举日盛,而这一影响自然益加广泛。这也正是因为该书在学人阶层被推而广之,其一再地传播中又与后世科举的需求、书商的逐利等因素相结合,所以,该书对我国古代与教育相关的刊刻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巨的影响。
其三,明代科举所创八股程式之源
八股文产生于明代初年。朱元璋与刘基创制了八股文,作为开科取士的手段。这是指在一篇文章当中,要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这样八段结构,从题目到内容都要四书五经上的话。这种体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程端礼在指导学生学作经义时,曾举例说明作经义的具体方法。如作《书》义,仿张庭坚体,若考题指明用蔡氏《传》。则文章有三种开头法:第一,先破论,以蔡《传》之说为终篇主意;第二,如《传》辞已精紧而括尽题意,就用之为起;第三,如《传》辞略而泠,则以其意自己做开头。接着将开头稍稍衍开;接着入题发明以总结题意;接着在原题题下再提起前纲主意,历提上下经文而归重此题;接着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证,或反引事证,缴归主意;最后结题,或入讲腹提问逐节所主之说,所以释此章之意;逐节发明其说,援引以证之,缴归主意,后节如前,又总论以结之。作《易》义,也仿照这些步骤进行。学生按步骤经过长期的写作训练,逐渐掌握这类文体的写作要领。当然,这种按规定程式写作的方法程端礼是不赞成的,他主张写作不拘格律、直抒胸臆。但是,在当时科举考试规定的程式下,可惜“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为了使理学发扬光大,使“经术、理学、举业合一”,不得已而为之。刘基本是元至顺间(1330-1333)进士,在元为官“有廉直声”[10],后又投向朱元璋并协助建立明朝,遂成为明代第一次科考的主考官。于是通过刘基之手将八股文作为科举手段,致使程端礼作经义的方法功能被极度放大,并随着科举制的强化,用一种死板的格式,按封建正统思想解释经文,一直沿袭到清代以后。顾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其四,后世制定学规的蓝本
因《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程端礼遵照朱子读书法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故其所倡导的精神实质的核心是程朱理学,其所直接关涉对象是当时的官方教育。再结合著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元朝国学是蒙古学的现实,故又与程朱理学的复兴有内在的联系。于是,该书在元代撰成后,对蒙古族统治下的理学传承所起的作用之大,毋庸置疑;该书传至明代,随程朱理学的大兴于世,不仅儒家学子均以此为进学的基本要求,而且公私学校均以此为执教的基本准则。及至清代,由于各种因素致使朝廷屡有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以恢复和强化程朱理学为主的举措,而该书又往往成为制定学规的蓝本。如《道林诸集》提要称:“明蒋信撰信字卿实,武陵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其门人章评所刊……《桃冈训规》则读书日程也。”再如《圣学入门》提要称:“国朝陈瑚撰,瑚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人。前明崇祯壬午举人。是书分《大学日程》、《小学日程》二种。《大学日程》曰格致之学、诚意之学、正心之学、修身之学、齐家之学、治平之学。于八条目之中复分条目,各为疏解。《小学日程》曰入孝之学、出弟之学、谨行之学、信言之学、亲爱之学、文艺之学,其条目较之《大学》为简。其用功之要曰:“日省敬怠,日省善过。”并末附日程格式于后。毎日为空格,以四格记晨起、午前、午后、灯下。以二格总记敬怠、善过,又有半月总结之法。”又如《学规类编》提要称:“国朝张伯行撰。是编乃康熙丁亥,伯行官福建巡抚,建鳌峰书院,因併刻学规以示诸生。卷首载圣祖仁皇帝訓飭训饬士子文。而宋、元、明诸儒讲学条约以次类编,并以所自作《读书日程》附焉。自二十三卷以下题曰“补编”,又所以补原本未备之门目也。”[11]
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于1902年、1904年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前一个章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够实行,后一个章程正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学制。其中诸多项具体要求中,完全可以看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存在于其内的影子。如《钦定蒙学堂章程》中蒙学功课年程谓:“第一年,学科阶级:字课(实字);习字(所受字课教以写法),读经(《孝经》、《论语》;第二年,字课(静字,动字,兼教以动静字加于实字之上之方法);习字(同上);读经(《论语》、《孟子》);第三年,学科阶级:字课(虚字);习字(同上);读经(《孟子》);第四年,学科阶级:字课(积字成句法);习字(同上);读经(《大学》、《中庸》);凡儿童每一时教授中,宜略匀出时刻,督令温习前一日或数日所受之业;至一月间应令通体温习一次,以免遗忘。”再如《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总共五年,共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12]
实际上,章程中的这些具体规定,与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的规定相当地接近,即:“读书、倍温书、所读字数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并如前法,”又即:“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乃已。”再即:“使知虚实死活字。”等等。当然,上述章程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教学大纲,但是它们为语文独立设科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课程代替了读经讲经课程,《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渐渐被学校遗忘,成了个人研读的爱好。尤其是《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的颇具特色的“日程空眼簿式”,一直很受教者或学者的普遍关注。诸如梁启超先生不仅把“日程空眼簿式”的形式运用到自己的读书方法中,而且吸取了“日程空眼簿式”的优点,编写了《读书分月日程》,指导自己弟子的学业进程。又如马一浮先生1939年受聘为复性书院主讲时,将全部讲稿汇集成《复性书院讲录》六卷:第一卷总纲篇目有《开讲日示诸生》、《学规》、《读书法》、《通志群经必读诸书举要》等,旨在告诫学者为学之目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卷二至卷六是对儒家经典的全面阐释;纵观其中,《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子约略可见。
近年来,学者呼吁:民族的语文教育,必须追求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坚持民族化。当中国的历史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汉民族语文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汉民族语文教育的新格局、新体系[13]。于是,我们便想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作为我国古代较为完备的汉语文教学大纲,对制定语文课程标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撰《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4343页。
[2](元)张仲深撰《子渊诗集》卷五《哀故程敬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发行,1215册348页。
[3](清)稽曾筠撰《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524册197页。
[4](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卷一百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957册593页。
[5](明)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452册184页。
[6](明)陶安撰《陶学士集》卷十二《送王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225册731页。
[7](元)程端礼撰《读书分年日程》附(清)陆陇其撰《跋》,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页。
[8](清)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六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460册659页。
[9]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4、443、413页。
[1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3777页。
[11](清)纪昀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卷九十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83、1258、1273页。
[12]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版,3、8页。
[13]张隆华、曾仲珊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