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闸北广东街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召开。据担任大会记录的郑超麟回忆：“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0人，照例是由各地方党支部推选的，其中有一些新面孔，比如莫斯科的代表彭述之；法国的代表周恩来，尽管他已回国，并已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再有海参崴的代表何今亮。何今亮，原名何纪元，化名何今亮、何松林、何景元等，他在上海工作后，为了便于革命活动，根据陈独秀的建议，改名为汪寿华（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均用此名称之）。
　　汪寿华，1901年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清末秀才的家里。他性格开朗，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学习成绩很好。1917年，他考取了杭州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新旧思想博弈的觉醒年代，在这么一所学校里，汪寿华十分追求上进。他爱读《新青年》，几乎每期必买，并立下了“制造文明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的誓言。翻看他当时的日记，“日训：恒、恒、恒”“日训：勤学、勤学”之类的自勉之词多次出现，足见少年汪寿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荀子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汪寿华以此作为自己的准则，每日结束功课及一天的活动后，他都要反躬自省，曾作诗曰：“今日知己过，悔改望明朝。朝朝复自去，间日得改了。过深日一日，累积成巨恶。苍头不奋兴，白发复何能。追共习染深，善去小人成。愿誓今日起，毋使后悔生。”
　　1920年初，汪寿华追随学长俞秀松来到上海，并在他的介绍下到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不久，由俞秀松介绍，汪寿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4月，汪寿华离开上海想去苏俄莫斯科读书。当时从上海去莫斯科的主要途径有三条。一是从上海坐外国邮轮去法国马赛，再从马赛赴莫斯科。这一条路最安全也最舒适，但花费巨大。二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哈尔滨，再翻山越岭偷渡至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大铁道坐火车赴莫斯科。这条路行程最短最快，但危险性最大，因为当时的东北由奉系军阀统治着，搜查很严。三是从上海坐俄国货轮赴海参崴，再转莫斯科。这条路时间较长，班次不足，关键是货轮上没有铺位，只能睡在漆黑的底舱，条件很差。但当时大多数赴俄读书的学生都走这条道，汪寿华也不例外。
　　到达海参崴后，非常不巧，当时的俄国还处在国内战争中，白匪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汪寿华等一批同学只能逗留在当地。当时在海参崴负责党的工作的，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杨明斋。他非常欣赏汪寿华，觉得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有觉悟、有干劲、有担当，决定让他留下来负责工会工作，其实就是安排从中国来的革命者赴莫斯科，以及从莫斯科来的革命者偷越国境返回中国，任务艰巨而又繁杂。
　　汪寿华被推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部的主任，还曾担任过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他交友甚广，甚至与东北地区作案后暂避逃到苏俄的“红胡子”都交上了朋友。他建立了几条秘密穿越苏俄边界的交通线，并在海参崴风景秀美的列宁街上办了一个“海员俱乐部”，又在北京街上办了一个“五一俱乐部”，主要接待往返苏俄与中国的革命者，尤其是准备偷渡回中国的革命者，替他们提供资金、服装、行李，招待他们食宿等。赵世炎、陈延年、任弼时、李求实、郑超麟等，都曾在海参崴接受过汪寿华的接待与安排。
　　据郑超麟回忆：当年到了海参崴，没有船去上海，我们（指陈延年和郑超麟等一行十余人）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的生活并不寂寞，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里有两个京剧戏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室，商店则不可胜数。何今亮（即汪寿华）请他们去馆子吃饭，去戏院看戏，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一次，赵世炎和任弼时从莫斯科来海参威住了几天，即由汪寿华安排坐车经过一面山坡后，入东三省境内。
　　1924年末，汪寿华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他作为海参崴中国共产党支部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以后就留在上海工作——人生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领导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5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書记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林伟民任委员长。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主任，汪寿华任宣传科主任。除了负责宣传工作之外，汪寿华还承担着与上海各阶层人士交际联络的重要工作。
　　1923年，由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被军阀镇压后，革命处于低潮。但随着时间的积淀，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用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的话来讲：地火在地底下奔涌，只要有一点星火，随时可以喷发出燎原的烈焰。
　　1925年5月15日，年仅20岁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在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厂被日本大班川村枪杀，是为著名的“五卅惨案”。在中共的领导与号召下，上海市民从6月3日起举行了以罢工、罢学、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汪寿华除了组织宣传，还具体联络上海商会，号召商界人士慷慨解囊，支持工人罢工。同时要求他们举行罢市，声援工人与学生的斗争。上海商界的领袖虞洽卿、王晓籁、方椒伯等都同意支持工人、学生，举行罢市。这在上海开埠以来还是第一次。
　　“五卅运动”爆发后，汪寿华的联络工作十分辛劳。日棉纱厂的资本家原以为工人罢工一两个礼拜，没吃、没喝、没收入，就会乖乖投降，但这一次不同，支援罢工工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尤其是连南京路这条举世闻名的马路上的商店也关门罢市，让英国统治者颜面扫地，不得不答应了罢工工人的一些要求，释放了不少关押在巡捕房的学生与工人。
　　此刻统治上海的是军阀孙传芳。英国和日本的在华代表用巨款收买了他，要他加紧对付共产党人，尤其是一些总工会的领导人。1925年11月29日，刘华在英租界的静安寺路被捕，第二天即引渡给孙传芳，被下令处决。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审时度势，让李立三与刘少奇分别撤离上海，去广州和武汉。汪寿华担任了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他在四川北路的家也成了上海总工会机关的秘密地点。 　　当时汪寿华已经成家，妻子名叫赵兰花。四川北路，是日本人的统治范围，警车日夜在街上呼啸。赵兰花十分担心汪寿华的安危。汪寿华劝慰她说：“我一旦被害，你就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但千万不要哭，哭了抓我的反动派就会得意，而我的同事与朋友反倒会丧气。你带着孩子回诸暨老家，总能生活下去……”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宣誓北伐。不久即攻下南昌，向杭州、上海进发，上海工人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以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汪寿华是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
　　1926年9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起《告上海市民书》中，号召上海人民奋起反抗。在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又公开亮出了牌子，区委还派赵世炎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南市的三山会馆成了主要的活动据点。总工会还建立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并在闸北宝兴路秘密办起了武装起义人员的训练班。
　　当时在上海酝酿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活动的，除了工人外，主要还有两股力量。其一是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会力量，它拥有一支500余人装备精良的武装商团；其二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的力量，他号称拥有一支千人的武装队伍。根据上海区委的安排，汪寿华与虞洽卿、钮永建都进行了密切的联系，准备在10月24日举行起义。
　　24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了。虞洽卿态度暧昧，按兵不动。原先答应出动1000人的钮永建抱着侥幸的心理，派出仅百人进攻徐家汇警察署。敌人早有准备，起义武装放了一阵乱枪后便四處逃窜，销声匿迹。
　　汪寿华还不知道钮永建已经失败，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率领，攻打南市警察局；另一路由江元清、陶静轩率领，攻打浦东警察局。结果奚佐尧与陶静轩先后牺牲，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了。次日，上海区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罗亦农指出：“以后上海的运动，应该很坚决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
　　1927年2月，北伐军进军浙江，胜利攻下杭州。上海总工会于2月18日发出通告，号召全市工人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他们喊出口号“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取得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汪寿华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不出几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35万。22日中午，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钮永健与虞洽卿都加入了这个机构。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立刻将罢工转为起义，并于当晚6点采取行动。
　　傍晚时分，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两舰官兵举行起义，向高昌庙打炮二十余发。按照计划，浦东的工人听到炮声应摆渡上舰领取武器，然后再往浦西，与浦西工人一道围攻江南制造局。但炮响了许久，不见浦东工人上舰，浦西工人仓促进攻，也失败了。孙传芳驻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上街，当场杀死了40余人，逮捕300余人。
　　曾在中共三大担任中央局执委的王荷波的弟弟，已经打入“建威轮”担任武装起义事变的领导，他匆匆赶到三山会馆找到汪寿华，抱着他痛哭：怎么浦东工人不划船到兵舰上运武装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原来，北伐军总指挥白崇禧打下杭州后便按兵不动，想让工人与军阀去火拼。为了怕影响士气，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不把这消息告诉下面，指挥部对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犹豫不决，浦东的工人刚到江边，遭到李宝章士兵的阻击，便退了回去。
　　汪寿华向罗亦农报告后，忍痛以上海总工会名义下令复工。中共中央在《告上海全体工友书》上更为明确地说：我们今天“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人生的高光时刻】

　　就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当日，陈独秀就下定决心：举全党之力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党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指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周恩来、汪寿华、顾顺章八人组成，并由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汪寿华负责第一线指挥。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负责指挥起义前线的所有事项；汪寿华熟悉南市、浦东，主要负责南市、浦东的起义。据郑超麟回忆，关于起义的一切重大事情，需由陈、亦、恩、华四人开会商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特委”开会三十多次，四人的碰头会则不计其数。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汪寿华再次出动，拜访了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商业领袖、民族资本家等，对他们说：我们上海工人举行起义，是为了响应北伐军的号召，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起义成功后，上海会更美好。他希望各界人士能支持工人，至少不要和工人为敌。
　　3月19日，北伐军进驻龙华，与上海市中心区域仅一步之遥。中央“特委”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80万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趁势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1日早上，大罢工开始，中午12点，位于南市小东门的救火会钟楼上的大钟敲响，武装起义开始。仅4个小时，整个南市已被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控制。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攻下了1910年由湖州商人建造的湖州会馆，周恩来领导的指挥部进驻湖州会馆。但在东方图书馆、北站与天通庵车站，由于敌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尤其是铁甲车上还有一批白俄雇佣兵，十分凶悍，故战斗十分激烈。
　　汪寿华奉“特委”的命令，赶赴北伐军驻龙华指挥部，面见白崇禧，要求北伐军立即起兵进攻北站，与工人纠察队南北夹击，消灭顽军。但白崇禧却出来打官腔，说部队兵马劳顿，需要休整几日方能出击。汪寿华十分愤怒，怒斥道：“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他匆匆赶到湖州会馆，只见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均已抵达指挥部，全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东方图书馆、北站、天通庵车站这三个据点，完全切断了敌人饮水与粮食的供应。22日，天蒙蒙亮，工人纠察队又发起猛攻，到当天下午6点，经过整整30个小时的激战，牺牲了300余人，歼灭了北洋军阀直鲁联军3000余人，警察2000余人，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上海除租界外，第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也是在这一天，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召开，选出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会”，汪寿华被任命为劳动局长。 　　3月24日，上海总工会迁入湖州会馆办公。总工会签发的第一条命令是号召全市工人（除2700名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员外）全部复工。25日，赵世炎以工人纠察队指挥的名义在湖州会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报界介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与意义，并先后发表了《告上海民众书》和《告世界工人书》等重要文告。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回忆，当天下午，数千工人在共产国际前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中山大学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一直持续到晚上，莫斯科远郊区的工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参加集会游行。列宁格勒的工人们甚至发起了“一日捐”，仅一天时间就募集到数万金卢布，并将其汇到上海。
　　3月27日上午，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在湖州会馆召开，全市502个基层工会宣布加入上海总工会，80多万工人成为工会会员。在这次大会上，工人代表们一致推举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这也是汪寿华的“高光时刻”。

【只身奔赴“鸿门宴”】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坐楚谦舰抵达上海，他坐车直接驶入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交涉公署。租界当局特别让出了交涉公署，让蒋介石当作行辕，并给他一张可带十名武装卫士的特别通行证为“见面礼”。从那时起，该公署门庭若市。
　　27日中午，汪寿华见到了蒋介石，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汪向蒋介绍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蒋兴趣不大，但也没有表现出太多不耐烦，他宽勉了几句，说工人纠察队拥有武装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遵守法令——其实，拥有几千枪支的工人纠察队，恰恰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汪寿华当然不会知道，就在27日上午，蒋介石会见了虞洽卿。这位买办阶级的代表、商界大佬向蒋介石说：“现在上海人心惶惶，一是担心革命军是否会收回租界？二是担心是否会抄没商界各同仁的资产？”“不会。”蒋介石对他的宁波老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虞洽卿当即开出1000万大洋的支票给国民革命军作军饷。
　　随后，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令人眼花缭乱。他在行辕走马灯似地会见了国民党大佬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还有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王晓籁、陈光甫；接受了《申报》记者金华亭、《时报》记者金雄白、《时事新报》记者叶如音的采访，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汪寿华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不久，英文《字林西报》刊发具有煽动性的评论：“他（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维持这里局面的人”，“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十分不满，让汪寿华以总工会的名义出面抗议，并举行示威游行。
　　4月5日上午，蒋介石委派自己的亲信蒋伯诚，将一块由他亲笔题字“共同奋斗”的匾额送到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第二天，一身戎装的蒋伯诚与穿着长衫的汪寿华亲切握手的照片，刊登在各报的头版上。而蒋介石却轻车简从，来到刚落成不久的黄家花园，拜访了上海“三闻人”之首的黄金荣。据担任黄金荣清客并做过一段时间管家的杨管北回忆：蒋介石一进门就双膝跪下，对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磕了一个头。吓得黄金荣跳起来连声说：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并把十年前蒋介石落魄时写下的拜师帖还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日后我還有大事要仰仗先生……”
　　6日夜里，蒋介石在行辕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将薛岳率领的北伐军第一师调离闸北到吴淞口；由投降不久的反共军阀周凤岐率领26军进驻上海准备“清共”，将全部军政大权交给白崇禧。他特命杨虎为警备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为上海警察机构负责人——这两人由于日后血腥屠杀工人大众，得了个外号叫“虎狼成群”。
　　4月9日，蒋介石觉得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登上楚谦轮离开上海，前往南京。
　　两日后的早上，汪寿华突然接到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当晚到法租界新落成的“杜公馆”吃饭，说有要事商量。当时陈独秀已赴武汉，在上海主持党的工作的是罗亦农。罗亦农认为当前局势很不明朗，还是不去为妥。担任工人纠察队负责人的顾顺章则认为：一定要去，不过需带上一队工人纠察队护卫。而汪寿华想趁机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动向，最后答应只带工人纠察队中李泊之一人前去。
　　11日晚7点许，汪寿华与李泊之坐上汽车前往杜公馆。在离公馆还有一段距离时，汪寿华让李泊之下车，叮嘱他：若两小时后自己未出来，就说明发生了意外，要迅速报告组织。车到门口后，万墨林走上前来，恭敬地将汪寿华迎了进去，同时吩咐门口的守卫将司机“安顿”好。
　　汪寿华步入客厅，里面灯火通明，大厅里站着三大亨和张伯岐、杨虎、陈群等人。汪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朝凶险方面想过，还觉得这些人都在也好，方方面面的情况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
　　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对汪寿华被害的经过有详细交代：杜月笙等见汪寿华单身到来，暗自庆幸阴谋得逞。他们和汪寿华寒暄了几句后，就威胁他下令将工人纠察队缴械。汪发现周围情况异常，仍态度沉着镇静，严词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并对他们晓以大义。
　　这时，在旁指挥的张啸林见汪不为他们的威胁所屈服，便高声喊打，早已埋伏在大厅周围的流氓打手蜂拥而上，汪寿华退了两步，连声说：“我是杜先生请来的客人……”很快他便被打昏在地。杜月笙的“四大金刚”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马祥生立即将汪装进麻袋，抬上早已预备好的汽车，直驶法租界与华界分界处的西郊枫林桥附近。路途上，芮庆荣和叶焯山又将苏醒过来的汪寿华扼住咽喉试图闷死。但到枫林桥附近将汪抬下汽车后，他们发现汪又活过来了，于是挖了个坑将汪活埋在荒地中。
　　就在杀害汪寿华的当天深夜，杜月笙和公共租界公董局的费信惇会谈，用费信惇的话来说，杜月笙“像谈生意似的直入主题”，杜要费同意让共进会的队伍通过公共租界。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十万人的上海工会变得群龙无首，局势一片混乱。
　　杜月笙一生信奉的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在大事变中哪股势力都不得罪，但这一次他将杀害汪寿华作为“投名状”，彻底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那一边。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封杜为“少将参议”。杜穿着少将军服拍了张照，然后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将少将军服压在了箱底，此后再也没穿过。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曾邀杜月笙前往台湾，但杜月笙没去台岛，而是拖家带口迁居香港。杜月笙患有哮喘病，非常不适合那里潮湿的环境，来港时身上亦仅剩十余万美金。
　　上海解放前，杀害汪寿华的凶手芮庆荣、顾嘉棠已去世，马祥生、叶焯山因为舍不得放弃上海的产业和财物，带着侥幸心理留在了上海。1950年末，上海市民在枫林桥附近挖到了汪寿华的遗骸。不久，马祥生、叶焯山被公安局逮捕，并在逸园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后被押赴枫林桥，在当年杀害汪寿华的地点被枪毙……
　　杜月笙通过报纸得知马祥生、叶焯山被捕后枪决的消息，心理压力非常大，不久就得了重病，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上海了。
　　汪寿华牺牲后，上海工人一直没有忘记他。解放后，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通过决议：立即派人赴浙江诸暨寻找汪寿华的遗孀赵兰花与女儿何杏英，把她们接到上海生活，并由上海总工会终身抚养赵兰花。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工人运动史料陈列》、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都曾展出汪寿华的革命事迹——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最朴实的情感，表达对汪寿华烈士深深的怀念。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