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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仿若“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断冲击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多次局部战争不禁让世人枉然,更是激化了民众对美国这种自我认同、排斥异己的“世界警察”模式的质疑与反感。由此,对增进对价值差异认同感,深入推进世界多元化进程,追求共同发展的理念再次进入人们思想视域。作为中国近现代伟人物:周恩来,其“求同存异”的价值认同思想也正是体现了“尊重价值多元”理念在中国军事革命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作为一种实践精神,价值的认同不仅对内强调集体与个人的和谐发展,增强凝聚,形成合力;对外更是突出正义价值的向导,且构建起互通、互信、互利的桥梁。这对我们当代社会、军事问题思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求同存异”;多元价值形态;整体性思维;价值认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思想被广泛的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方面,表达协调、融洽的含义。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思想,认为“和”的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的差异。老子更是以“道”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1]的思想。这些思想开启了求同存异的价值理想的本源。力求将传统“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念结合,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来分析和解决军事斗争工作中敌我及自身内部关系问题。不仅注意到双方价值的对立面,而且注意并且特别注意把握彼此的同一的一面,突出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在充分认识到敌我及自身内部价值对立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的基础上,突出人文价值,超越差异性,在保持绝对的、无条件的斗争性继续存在的前提下,着重发挥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寻求不同实体的价值结合点,从而创造性运用“求同存异”这一活生生的辩证法。[2]
周恩来关于军事斗争中的“求同存异”思想的人文意蕴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军事斗争必须体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主导价值形态,以人民利益为自身的最高价值追求;2、肯定不同军事实体间及同一军事实体内部多元价值形态的客观存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地分析敌我及自身的关系问题,从实际出发寻求“同”与“异”。3、在军事斗争中运用整体性思维,注重把握多元价值取向间的联系性。在联系中看待实体价值,反对孤立及抽象的把握价值问题,尤其是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问题。
(一)、坚持军事斗争必须体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主导价值形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军事斗争活动必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任何军事主体的必然选择,也是所有进步军队的价值取向所在,因而可以成为不同主体间形成精神共同体的前提与基础。周恩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在军事实践中始终坚持军事斗争服务于人民群众,采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首先,他明确指出军事斗争的直接主体是人民大众,军队的主体都来源于群众,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承担了双重身份,他们既要充当军事角色,同时也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脱离于社会关系的、抽象的军事关系是不存在的。他指出:如果“把群众与红军分为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2]他较早地看到了军队与群众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因此军事关系首先必须立足于社会关系,立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否则,军队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军队是阶级追求价值目的手段。在进步革命当中,军队总是代表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人民争取自身权益,显现自身价值的工具。因此在共同价值利益的要求下,军事斗争作为军队的主要活动方式必然要求以服务于人民大众为主导价值形态,否则,军队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现实意义,成为社会当中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而这样的实体也是不存的;再次,军队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社会和广大人民大众。军队作为社会发展体系里的一个结点同群众关系密切联系,在联系中彼此互相促进发展。具体作用上体现为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一方面,本职业的责任与义务要求军队表现出在军事行动中的主体性,在行为中显现出军人承担保卫国家与社会的特有价值;另一方面,军队是阶级追求价值目的手段其主体都来源于群众则显现出军队对人民的依赖性即客体性,二者必须统一起来。只有在社会的保证下,军队的特有价值才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同时社会只有在保持军队独立性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坚强战斗力,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 [3]
(二)、肯定多元价值形态的客观存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周恩来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的价值差异出发,寻求彼此的结合点。首先,他显现了坚持客观实际态度和肯定价值多元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在具体的价值认同上都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周恩来在总体军事指导思想中,并不是以否定原则进行直接的肯定与否定,而是承认彼此的差异。一方面,在军事思想中突破军事实体的主客体思维,通过主体间性思路,确定军事双方在行为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承认彼此都具有在军事斗争选择性自由,这也为双方价值的差异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则,突出强调不同军事主体在其自身环境及相应条件下,对待问题时显现出不同价值取向。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4]因此周恩来指出,所有工作都必须立足于实际,只有在肯定差异的前提下才能开展问题的探讨,否则,所有工作就如同空中楼阁不着边际。其次,周恩来认为在肯定选择自由的基础上,还应当积极开辟共同价值空间,逐步实现双方彼此的价值整合,使得在某一程度上价值趋同乃至统一。和平是众望所归,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体现人性关怀及人文意蕴的和平要远高于强制性和平的。因而在选择自由提供了可能性的基础上,周恩来坚持通过人内在的影响达到剧烈军事斗争目的。他的“求同存异”思想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抽象的黑格尔式的概念演变,而是从实际出发,从人的角度出发,把原则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将现实与价值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三)、在军事斗争中运用整体性思维,注重把握多元价值取向间的联系性。
在联系中看待主体价值,反对孤立及抽象的把握价值问题,尤其是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问题。唯物辩证法所说的联系,是指整体性联系,它包括整体内部的联系和整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在军事斗争中既为敌我及自身内部的关系问题。因此,运用整体性原则是要求把握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军事关系时,从全局出发,看到整体价值间及整体内部各部分价值之间的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看到“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的统领作用。周恩来在军事实践活动中高度重视和极其准确地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反复强调:我们“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 [5]
首先,他在多元价值的基础上肯定了彼此的联系性。一方面,战争的时空性要求任何军事主体必须立足于时空条件之下。作为同一时代社会整体系统的一个结点,军事主体的价值必然受到其他系统要素的影响即彼此间存在相互的联系性;其次,同承的文化传统为彼此的联系创造了价值内涵。悠久深远的中华传统不仅以社会规范和要求的形式外在影响于人,更是内化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其次,周恩来认为还应当在面的基础上看到点的作用。 他推崇整体性思维,顾全大局,强调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协调发展,但决不是不要重点。全面安排本身内涵着重点,重点和全局是有机统一体。周恩来指出不同价值主体在军事斗争中的具有相应的推动作用,军事斗争应当从点的功效出发,抱我彼此价值上的联系性,争取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周恩来的军事伦理思想远不止这些,然而“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作为其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积极有效地指导着中国的军事革命斗争。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伦理思想不仅内化于自身,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人,在军事上更是为统战工作,加强战斗力形成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柱与动力。当代我们纪念周恩来,研究和弘扬他的军事伦理思想,不仅要体现其内在的人文意蕴,更要把握它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虞云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理论问题[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P12
[2] 何怀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
[3]王凤贤.论周恩来的价值观及其重大现实意义[J].人大复印资料,1997.6
[4]伊家明.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M].解放军出版社,1998.2,P65
[5]严高鸿.邓小平国防建设方法论[M].解放军出版社,2001.6,P86
关键词:“求同存异”;多元价值形态;整体性思维;价值认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思想被广泛的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方面,表达协调、融洽的含义。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思想,认为“和”的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的差异。老子更是以“道”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1]的思想。这些思想开启了求同存异的价值理想的本源。力求将传统“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念结合,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来分析和解决军事斗争工作中敌我及自身内部关系问题。不仅注意到双方价值的对立面,而且注意并且特别注意把握彼此的同一的一面,突出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在充分认识到敌我及自身内部价值对立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的基础上,突出人文价值,超越差异性,在保持绝对的、无条件的斗争性继续存在的前提下,着重发挥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寻求不同实体的价值结合点,从而创造性运用“求同存异”这一活生生的辩证法。[2]
周恩来关于军事斗争中的“求同存异”思想的人文意蕴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军事斗争必须体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主导价值形态,以人民利益为自身的最高价值追求;2、肯定不同军事实体间及同一军事实体内部多元价值形态的客观存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地分析敌我及自身的关系问题,从实际出发寻求“同”与“异”。3、在军事斗争中运用整体性思维,注重把握多元价值取向间的联系性。在联系中看待实体价值,反对孤立及抽象的把握价值问题,尤其是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问题。
(一)、坚持军事斗争必须体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主导价值形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军事斗争活动必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任何军事主体的必然选择,也是所有进步军队的价值取向所在,因而可以成为不同主体间形成精神共同体的前提与基础。周恩来充分运用这一思想,在军事实践中始终坚持军事斗争服务于人民群众,采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首先,他明确指出军事斗争的直接主体是人民大众,军队的主体都来源于群众,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承担了双重身份,他们既要充当军事角色,同时也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脱离于社会关系的、抽象的军事关系是不存在的。他指出:如果“把群众与红军分为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2]他较早地看到了军队与群众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因此军事关系首先必须立足于社会关系,立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否则,军队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军队是阶级追求价值目的手段。在进步革命当中,军队总是代表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人民争取自身权益,显现自身价值的工具。因此在共同价值利益的要求下,军事斗争作为军队的主要活动方式必然要求以服务于人民大众为主导价值形态,否则,军队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现实意义,成为社会当中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而这样的实体也是不存的;再次,军队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社会和广大人民大众。军队作为社会发展体系里的一个结点同群众关系密切联系,在联系中彼此互相促进发展。具体作用上体现为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一方面,本职业的责任与义务要求军队表现出在军事行动中的主体性,在行为中显现出军人承担保卫国家与社会的特有价值;另一方面,军队是阶级追求价值目的手段其主体都来源于群众则显现出军队对人民的依赖性即客体性,二者必须统一起来。只有在社会的保证下,军队的特有价值才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同时社会只有在保持军队独立性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坚强战斗力,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 [3]
(二)、肯定多元价值形态的客观存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的军事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周恩来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的价值差异出发,寻求彼此的结合点。首先,他显现了坚持客观实际态度和肯定价值多元的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在具体的价值认同上都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周恩来在总体军事指导思想中,并不是以否定原则进行直接的肯定与否定,而是承认彼此的差异。一方面,在军事思想中突破军事实体的主客体思维,通过主体间性思路,确定军事双方在行为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承认彼此都具有在军事斗争选择性自由,这也为双方价值的差异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运用矛盾的特殊性原则,突出强调不同军事主体在其自身环境及相应条件下,对待问题时显现出不同价值取向。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4]因此周恩来指出,所有工作都必须立足于实际,只有在肯定差异的前提下才能开展问题的探讨,否则,所有工作就如同空中楼阁不着边际。其次,周恩来认为在肯定选择自由的基础上,还应当积极开辟共同价值空间,逐步实现双方彼此的价值整合,使得在某一程度上价值趋同乃至统一。和平是众望所归,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体现人性关怀及人文意蕴的和平要远高于强制性和平的。因而在选择自由提供了可能性的基础上,周恩来坚持通过人内在的影响达到剧烈军事斗争目的。他的“求同存异”思想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抽象的黑格尔式的概念演变,而是从实际出发,从人的角度出发,把原则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将现实与价值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三)、在军事斗争中运用整体性思维,注重把握多元价值取向间的联系性。
在联系中看待主体价值,反对孤立及抽象的把握价值问题,尤其是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问题。唯物辩证法所说的联系,是指整体性联系,它包括整体内部的联系和整体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在军事斗争中既为敌我及自身内部的关系问题。因此,运用整体性原则是要求把握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军事关系时,从全局出发,看到整体价值间及整体内部各部分价值之间的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看到“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的统领作用。周恩来在军事实践活动中高度重视和极其准确地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反复强调:我们“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 [5]
首先,他在多元价值的基础上肯定了彼此的联系性。一方面,战争的时空性要求任何军事主体必须立足于时空条件之下。作为同一时代社会整体系统的一个结点,军事主体的价值必然受到其他系统要素的影响即彼此间存在相互的联系性;其次,同承的文化传统为彼此的联系创造了价值内涵。悠久深远的中华传统不仅以社会规范和要求的形式外在影响于人,更是内化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其次,周恩来认为还应当在面的基础上看到点的作用。 他推崇整体性思维,顾全大局,强调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协调发展,但决不是不要重点。全面安排本身内涵着重点,重点和全局是有机统一体。周恩来指出不同价值主体在军事斗争中的具有相应的推动作用,军事斗争应当从点的功效出发,抱我彼此价值上的联系性,争取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周恩来的军事伦理思想远不止这些,然而“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作为其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积极有效地指导着中国的军事革命斗争。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伦理思想不仅内化于自身,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人,在军事上更是为统战工作,加强战斗力形成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柱与动力。当代我们纪念周恩来,研究和弘扬他的军事伦理思想,不仅要体现其内在的人文意蕴,更要把握它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虞云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理论问题[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P12
[2] 何怀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
[3]王凤贤.论周恩来的价值观及其重大现实意义[J].人大复印资料,1997.6
[4]伊家明.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M].解放军出版社,1998.2,P65
[5]严高鸿.邓小平国防建设方法论[M].解放军出版社,2001.6,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