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哲学思考

来源 :哲学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angqiling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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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既是当代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内涵深刻、意义重大的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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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文化发展方面则提出:“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①本文的目的是以科学发展观的一般原理为指导,根据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于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态势对文化发展作出的系列论述,结合我国当前文化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对新文化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对我们所理解的新文化观的主题、概念和逻辑关系进行探讨。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唤醒了全国人民潜藏于生命之中的生态智慧与和谐理念,使人们的视域开始从生物生态转向人的生态,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主客二分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转向“有机整体”、“和谐共生”、“本体平等”的多样统一的具体意义的存在。这预示着在我国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开始到来。因此,在考察传统和谐理念的基础上研究现代和谐理念,成为学术界必须完成的重要课题。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指出,知识是加上逻各斯的真信念。这个提法的当代表述为: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它满足以下三个条件:A知道P,当且仅当(1)P是真的,(2)A相信P,(3)A有充分的理由R相信P。就条件(3)而言,我们发现柏拉图对什么东西才能够作为理由R作出了很强的限制。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认为,抢劫案是“非目睹不能知的事实”,而审判官“凭耳闻而判决,判决虽确,毕竟非凭知识”。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对于审判官而言,关于抢劫案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算作知识,知识只能是“仅能被目击证人所知道的事实”。
人们在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的过程中,对国外解释学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我国深刻的社会变革,又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置于需要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视域融合”的思潮中。然而,到底何种解释更契合经典文本的意义或原作者的用心,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想寻求马克思的意见,尝试将其在繁浩的文献解释实践中提出的某些解释学原则、方法给予梳理,作为文本解读中的解读,以就教于同仁。
近年来关于正义的讨论很多,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其实,对于正义的追问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于人的理解上。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现实统一,所以,对于正义的理解也就包括从人的差异性:着眼和从人的同一性着眼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从而产生了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这两种正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由慧能(638-713年)所实际开创的南宗禅在马祖道一(709-788年)的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南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代名词。马祖道一在慧能禅宗的阐扬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关键而重要的作用。关于马祖禅在慧能禅宗发展中的地位和特征,正如洪修平先生所指出的:慧能奠定了南宗禅的理论与禅行之原则,而以马祖道一为最重要代表的南岳怀让禅系及青原行思禅系则将这种原则贯彻到宗教实践中去,并在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将禅宗进一步发展并使之繁盛。(参见洪修平)这是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本文主要从教学精神、教
一、奎因 奎因批评模态逻辑的武器是所谓的等词可替换性原则。根据他的表述,“这一原则规定:给定一个真等同陈述,可以用它的两个词项中的一个替换另一个出现在任一真陈述中的的词项,得到的陈述仍是真的。”
“回归生活世界”无疑是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发源于启蒙理性的近代哲学何以进入到以“回归生活世界”为核心诉求的现代哲学,它在回应近代科学思维向人文精神领域的渗透时是怎样确立哲学的思考范围并开辟现代哲学的新方向的,这尚是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扩张和知识的进步所构建的生活世界图景及其现实困局,以确认现代哲学之“回归生活世界”的合理意义与价值。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王朝初期,主导韩国社会前进的势力一直是士大夫。这与中国宋代的情况并无很大的区别。(参见崔承熙,第119页)他们批判了作为之前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佛教思想,从理念上试图克服高丽时期的思想。在把朝鲜建成为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的过程中,先朝的官僚儒学者以及其反对力量——士林派,在理念、方式上产生了极深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理念性的冲突逐渐深化,后来便分化成了朝鲜后期畿湖学派和岭南学派。另外,中国的朱子学传到朝鲜后,这时发展成为性理学。
民主政治是制度变迁和人的发展相互促动的统一体,其终极目标就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公民素质的提高而实现经济富足、社会和谐与人的解放。这其中,“制度”与“人”是评估、把握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变量,而制度与人的关系又是衡量、测度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不可否认,民主首先和主要是指政治制度,但这种制度能否有效运转关键在人。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外源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为人们研究政治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事实和经验事实告诉人们:即使是按照最先进的理念和原则而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如果公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个制度以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