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曾志去世十年，至今仍是家中鲜活的话题。她于1926年入党，第二年就赶上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在湖南则是“马日事变”中对共产党员的凶残大屠杀。她参加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保卫黄洋界、大柏地决战、古田会议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典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原型”——这些人的理念、追求、操守以及个性中共性的一贯风貌，即使在后来常态的生活环境中，也深深刻下原先的样子。
　　老照片
　　翻看曾妈妈年轻时照片，有一张是她在厦门开展地下工作时的留影，照片中的她天生丽质，清纯、俊秀，一副出自书香门第淑女的气度。照片背后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被当作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照片上，曾妈妈的青春亮丽与当下花季时尚少女别无二致，就连衣着发型也够时髦。如今的年轻人在课堂，在写字楼，在酒吧，在物质繁荣的氛围中各有追求。其中也不乏热血青年，但死神的阴影毕竟离他们很遥远。而70年前的一位美麗少女，却自愿选择一条出生入死、血雨腥风的道路，其间巨大的反差难道仅是由于时代相错，一者生于乱世，一者恭逢盛况吗？
　　那时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有时敌人由前门冲进来，她翻过后墙脱逸。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机敏地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中弹倒在血泊中，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她曾多次摆脱盯梢，甚至多次落入魔掌，被保安队抓住要就地正法，被国民党警察拿枪左右挟持，就在面对死亡的一瞬间出现奇迹，凭着她的临危不惧，也靠不可思议的运气，转而绝路逢生。20多岁时的曾妈妈智勇双全，她曾身揣双枪漂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也曾在国民党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分析天下大势，即使被认定为共产党也拿她无可奈何，根据是“只有共产党才这么能干”……从曾妈妈和她战友的身上，我平添了一些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性认识。
　　旧中国的百年耻辱，内忧外患，固然是激发中国人奋起的大背景，两湖处于大江南北风雷激荡的亮点以及近代史上曾国藩留下的尚武遗风，也是政治地理因素。同时我相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中华民族最出类拔萃的一批人，有胆识，有才华，有接受新思潮的智商，有对中国救亡之道的深刻思考。尤其是曾妈妈所追随的领袖级人物，更有诗人一般的气质和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1928年的湘南赤潮中，曾妈妈曾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全身包红。当我听到这个传说时，心想，不论用当时还是今天的眼光，曾妈妈都够“酷”的！


　　我见到曾妈妈时，激扬澎湃的岁月已成为过去。曾妈妈又经历了“文革”的丧夫之痛，以及协助胡耀邦为全国重点冤假错案平反的巨大操劳，她已满头银发，身体羸瘦，但神清气爽，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安详。
　　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指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不但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奇特的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这么一来，摆到餐桌上的菜就有些单调、寡味，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上世纪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充裕的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20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一下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脑震荡”。
　　休养时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身为医生的亮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人，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工资袋
　　我少年丧父，青年丧母，那时经济环境不好，一直对自己未能尽孝而深深内疚。与曾妈妈相处以后，按照中国传统，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也想借此对心中缺憾有所补偿。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为了方便看曾妈妈，我们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忘年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的太少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坚决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自己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桌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一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恍然有悟：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著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对于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庄严也更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