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祝福》作为鲁迅小说的名篇，集中反映了鲁迅小说反封建反礼教，哀民众之不幸，怒百姓之不争，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无边的主题。人们已经对小说形象的意义基本达成了认识。但这种传统的认识与分析过于概括，多少给人一种概念化、政治化的印象，特别是有些问题，无法给人一个清晰的解释。比如《药》的两条线索为什么这样安排而不把它调换过来？作者在《药》中要告诉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可供探询的切口或视角？《祝福》中的“我”有软弱性，但作者的用意仅仅在此吗？这些问题的探究，对挖掘文本内涵，进一步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图运用文学符号学方法，从文学故事的人物对立关系的角度，通过探究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解构这两篇小说的主题，体悟构思之独到，并进一步研究作者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创作立场。
　　A·J·格雷马斯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中得到启发，同时又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和他自己的“六行动位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上，开始在叙事学研究中采用符号学方法，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符号矩阵”。在格雷马斯看来，文学故事起于X与反X之间的强烈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有了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与反X矛盾的甚至强烈对立的非反X，当这些方面的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矩阵的结构形式为
　　
　　由此矩阵，可以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有个清晰的把握。
　　先看《药》。小说以“药”为线索串联人物，展开情节。人物有华老栓、华小栓、华大妈一家，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等茶客以及刑场上的看客，夏瑜（药），康大叔、阿义和夏三爷。我们按照小说明暗两条线索，确定两个叙事主语——华小栓和夏瑜，在“符号矩阵”中给上述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就其明线说，小说以华老栓一家为叙事视角，以给华小栓买药物治病为叙述起点，所以“X”位为病华小栓（华老栓夫妇是其代表）；夏瑜作为治病的药，与病华小栓是对立的，是反X；茶客、看客与康大叔是对夏瑜的仇视者和杀害者，是非反X。非X呢？没有！结构形式为
　　
　　在这两个结构图里，病华小栓与夏瑜是不能共存的药与病的关系，与茶客、看客及康大叔是主顾以及互惠关系（病华小栓是茶馆的主人，茶客是顾客，看客是隐性顾客；康大叔是卖药的主人，病华小栓是买药的顾客），夏瑜与茶客、看客及康大叔是新旧力量的不可共存的敌对关系。但是由于符号人物（明线中的非X或暗线中的非反X）的缺失，使得小说人物关系不完整。
　　那么“非X”（明线）、“非反X”（暗线）的缺失是鲁迅小说人物因素的一大缺陷还是“符号矩阵”自身的缺陷？都不是！这恰恰是《药》构思的巧妙之处和思想内容的深刻所在。
　　从故事叙事的结果来看，病小栓和夏瑜殊途同归，葬于“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不同的是一右一左，“不能共存”的关系变成了“共不能存”。从人物关系来看死因，夏瑜的生存环境实在恶劣，都是与他“不能共存”的关系，唯一可能与他发生良好性关系的非X（明线）或非反X（暗线）已然缺失，所以他的死也就是必然的了；既是理所当然，在心里也就容易接受，也就会少一些悲凉的气氛。反观病华小栓，虽然与夏瑜是“不可共存”的关系，但夏瑜在故事里早早死去，“药”早早得到，所以实际上这种关系并不构成他的死亡因素；与夏瑜与茶客、看客及康大叔是主顾及互惠关系，唯一与他产生矛盾对立的非良好性关系的非X（明线）或非反X（暗线）都缺失了。也就是说，在叙事结构上华小栓是不具备走向死亡之路的理由的，是不应该也不会以悲剧结局的，但小说就是以这样的反常理来构思，这就使小说的悲剧意味尤其浓厚。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反X”和“非反X”尽管不是促成华小栓悲剧命运的因子，但死亡就是在这样的的人物关系中降临到他的头上（原因是这种药根本治不了病）。从故事的实际叙事看，夏瑜用生命为他“奉献”了“药”，康大叔“照顾”他，弄来了“药”，花白胡子认为华家有了好运气，得到了“药”，一切都显示着华小栓的命运似乎将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他恰恰就是在事事顺意中不治而死，不能不引人深思。
　　所以这篇小说，作者用反衬的手法，突出的是“顺意”的悲哀，“顺民”的悲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奴隶的悲哀。华老栓一家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包好”的“人血馒头”上——正是民众的麻木与愚昧造成了华小栓的死亡悲剧。这是作者创作意图之所在，是作者以华老栓一家的故事为主线的根本原因。虽然作品也表现了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不为民众理解的不幸，从而凸显其革命脱离民众的弊病，但这只是次重点，所以作者只是把它作为暗线来叙述交代。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的“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本文就是要揭示民众愚昧麻木的灵魂（作者的苦痛），以“引起疗救者注意”，而暗线则揭示了民众愚昧麻木的原因之一——革命者的失职——没有唤醒群众。
　　再看《祝福》。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具有符号人物作用的主要有祥林嫂、我、鲁四老爷、四婶、柳妈、卫老婆子、大伯等。这些人物的关系非常复杂：主人公祥林嫂应该是X，鲁四老爷和四婶与她是主与顾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仅从两句“祥林嫂！你放着罢”来看他们就与祥林嫂的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柳妈与祥林嫂同为鲁四老爷的的帮工，可以说是同事关系，她给祥林嫂指出了一条行不通的“赎罪”的出路，加速了祥林嫂的精神崩溃，从而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从这一点来说，尽管经济地位不同，但与鲁四老爷一样对受事者祥林嫂施加了精神迫害。卫老婆子是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儿子赚一笔彩礼逼迫祥林嫂再嫁贺老六，也就把祥林嫂推向了“罪恶”的深渊，并永远受此煎熬。大伯处于家族利益，赶走祥林嫂，使她置身于是非之地，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众人面前。“我”与祥林嫂见过几面，不能回答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有无”的问题，而使祥林嫂在当天夜里就寂然绝望地死去；与鲁四老爷是本家，但感情淡漠，无法久呆在令人窒息的鲁家，决计“明天”就走。
　　我们试着用“符号矩阵”来给他们对号如座。祥林嫂是小说的叙述主语，是X；鲁四老爷（四婶为附属）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思想意识形态来考察，都与祥林嫂的死有密切关系，应为反X；柳妈、卫老婆子、大伯与祥林嫂同样是底层包，但或在经济利益，或在家族利益，或在意识形态上都与祥林嫂有矛盾，可以视为非X；“我”与鲁四老爷有着无法逾越的思想鸿沟并深恶之，而且对祥林嫂至少有一种本能的同情，似乎应该担当非反X的角色，但事实上呢？
　　小说中“我”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在年底回到鲁镇“四叔”家，但与“四叔”这样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谈话是总不投机的，刚一回来，过不多久，就只能“一个人剩在书房里了”。“四叔”的书房一派封建礼教的摆设，这让我精神压抑窒息，找不到喘息的出口，再加上鲁镇还是那个鲁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如此”，丝毫看不到新的气象、新的希望，所以，“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很显然，“我”与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四叔”，与依然笼罩在封建余毒之下的鲁镇是相抵牾的，格格不入的，“我”确实有一定的非反X的思想血液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从“我”与祥林嫂的一次简短的交谈以及交谈以后的心理来看，就更能看清“我”的思想本质了。“我”是一个见过世面、有思想的值得信赖的咨询对象，所以祥林嫂见到我时“眼睛忽然发光了”，但“我”面对“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问题“很悚然”，“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为什么？不知“怎样回答她好”！也就是说，自己怎样想的不重要，到底有没有不重要，关键看祥林嫂希望怎么回答。所以为不“增添末路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从一开始的“也许有罢”到“然而也未必”再到“说不清”。这样的回答让已经对“生”失去留恋的祥林嫂，对即将去的死后的世界也充满了虚空的绝望。这一回答的深刻意还在于，“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作为第一次回答的背景，让我们看到了“我”对社会，对旧思想、旧势力的妥协与软弱；由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使“我”原本担心“这答话怕于她有危险”，到后来已觉得“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更见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责任的逃避与漠视。在逃避的思想根源下，“明天决计要走”是不可避免的了。综合以上两点看，非反X的符号人物可以说是“缺失”了；如果把“我”看做非反X符号人物，但由于“我”只有思想意识之名，而无实践行动之实，所以“我”只能是“失位”非反X。
　　通过对《药》的分析，我们看到了符号人物的“失位”必将给其他符号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样，《祝福》中非反X的“失位”或“尸位”的必然结果就是集体无意识地把祥林嫂从“尘芥堆”里打扫掉了。
　　
　　曾晓娟，教师，现居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