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民法典》第500条对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合同义务而需承担责任的情形进行了规定,即缔约过失责任。其中第2项规定的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信息告知义务的情形,本文将其称作“告知型缔约过失”。该情形下行为模式分为故意隐瞒与虚假陈述两类,而关于披露信息的内容则是“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在实践中认定合同当事人是否存在告知义务时,其行为模式往往与主观心态相关,而告知的内容则是与双方订立合同的客观事实挂钩。但同时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告知型缔约过失的概括性规定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因而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告知内容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况。此外在当下的信息化时代,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时因双方市场地位的不同,而导致双方信息差距的情况十分普遍。并且特定的信息在一些情况下也属于当事人确保所订立合同有利于自身的“资本”,并非所有的信息都需要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披露。因此就有必要根据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定,结合缔约过失制度背后的诚实信用原则,进一步解释信息披露的范围。本文在引言中主要从实践案例入手,归纳了不同法院在不同合同纠纷中对需要披露的信息范围界定的路径,并对告知型缔约过失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将论述重点定位于告知型缔约过失故意隐瞒和虚假陈述的行为模式上。且虚假陈述只要求所告知的信息为不实信息即可,因此为方便论述本文仅讨论如何解释“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本文包括三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欺诈制度与告知型缔约过失的关系,首先介绍了论述两者关系的必要性,即欺诈与告知型缔约过失在制度与行为模式上存在交叉,但导致了程度明显不同的结果,那么根据“行为与法律效果相适应”的理论,适用不同的制度是否会对涉及的信息内容产生影响,告知型缔约过失所涉及的信息范围是否会宽泛于欺诈情境下的信息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引用了我国学界主要的两种理论路径,即“制度竞合说”与“逻辑承接说”。无论从何种技术路径来分析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其重点始终在于如何处理过失违反信息告知义务的情形。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只会影响法律评价的路径,而不会对所需要披露信息的范围产生影响。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主要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根据《民法典》第500条第2项的规定,对“与订立合同有关”以及“重要”两个特征进行分别论述。在第二部分,因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本文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出发,分析出意思表示的构成以及效果意思决定了意思表示内容。再引入“合同目的”并分析其内涵,明确合同目的是由当事人意欲通过合同发生的法律效果即典型目的以及当事人表示于外的动机即特殊目的组成,由此建立合同目的与效果意思的联结。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合同目的”概念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基本出现在“合同解除和条款补充的情景,为防止在解释上出现混淆的情况,再参考相关案例裁判文书的表述,形成“与缔约目的有关”的界定标准,并在本部分最后结合相应案例进行展示运用。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重要”的标准,明确“与缔约目的有关”的信息之间应当有关键程度的划分。考虑到直接解释“重要”难以切入,因此本部分从经营者告知义务这一特殊情景入手,首先分析经营者告知义务产生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在缔约过程中不平等的缔约地位以及消费者对于经营者的高度信赖,在此基础上得出信息披露必要性、信赖程度的标准。并由此归纳到一般合同当中,讨论披露可能性的标准,在最后论述不同标准在适用过程中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