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提出的重大倡议,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结合不断深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已成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新时代背景下,“走出去”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与周边经济体联系成为一个“经济发展圈”,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圈”成员亟需在全球化贸易链条中转换角色,提高自身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在国内生产与国际分工中取得进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得到提升和优化,国内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时刻关注世界的发展动态,积极承担国际社会责任,致力于推动建设去“中心化”的合作共赢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规划的部署,中国持续关注对于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进程,直接投资份额不断加大,不断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选择,起初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展开直接投资活动时主要利用沿线国家的资源优势进行项目开展,时至今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活动已从能源型为主发展至多个行业,包括服务业、金融业等。中国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项目中行业选择的扩展,有助于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资源更好地形成互补关系,更加合理的配置双方资源。同时,针对直接投资过程中出现的盲目投资现象和资金转移现象,推出相关政策从而确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业务活动开展的规范与真实,及时把关投资质量。中国积极探索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助力沿线国家发展进步,通过技术溢出及技术转移等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现如今随着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目的和影响出现了不同的讨论,因此,本文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促进沿线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治稳定性、法治程度以及政府的腐败控制程度等制度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分析加入了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是否会随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不同而改变,对研究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投资选择提供帮助,也为中国未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思路。本文共分五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基础章节写明研究背景与意义,同时梳理现有文献并进行文献的分析与评述;第二部分就相关理论与基础知识进行论述,进而进行影响效应分析,并探讨在影响过程中沿线东道国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机制,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影响如何随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不同而影响效应不同;第三部分为本文核心研究对象的现状描述章节,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同时确定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标准,而后使用数据计算并进行分析;第四章实证部分基于第二章的理论基础选择了相应的实证模型,得到直观的研究结果。最后一章进行总结,并提出优化投资质量、防范投资风险以及开展绿色投资数字化助力赋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