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询）问策略的使用超过一定界限容易演变成“非法方法”,可能影响到被讯（询）问人自由供述,涉嫌妨害程序公正,使本身客观真实、有证据价值的证供的“合法性”产生瑕疵,但又达不到“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证据效力因此待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亟待制度规范。因此,“瑕疵证供”可以合理定位为:使用“非法证据排除”标准以外的方法所获取的,客观真实但需要限制性适用的证供。瑕疵证供的获取方法介于（非法）禁止性规定、（瑕疵）排除性规定、（合法）侦讯策略三者之间,具体方式一直存有争议。对于瑕疵证供的可采性,办案人员往往掌握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适用恰当与否,决定相应的利害后果。瑕疵证供客观存在,需要立法和司法对其适用的必要性予以特别关注。瑕疵证供具备有条件适用的可操作空间肇始于“非法证据排除”和刑事证据“三性”之间的张力。追溯瑕疵证供形成的历史渊源,通过对其获取方法和证据力形成过程的归纳可以把握其特征,从而确立相应的认定规则。正确适用瑕疵证供,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价值位阶原则,在明确其适用的法律和道德界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来源的瑕疵证供,各自制定瑕疵排查的具体标准并出台采信的配套措施,从而在肯定瑕疵证供的证据地位同时,对办案人的自由裁量权通过限制适用规则予以制约,方能实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