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式经济发展下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渐渐浮出了水面,地球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环,生态失衡越来越严重。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强调以高速增长为中心,而是转化为以经济发展质量为中心。因此,环境保护已经达成人类共识,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碳中和的绿色发展目标。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此中央提出我国的碳排放目标是:2035年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完成碳中和。这是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围绕碳中和出台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实现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而绿色创新是指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开发,且其对环境保护有促进作用。因此,绿色创新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此时,以政治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的我国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促使地方官员重视本地域的短期经济增长,而对具有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金投资不足,给绿色创新的实现增加了诸多阻碍。这种以GDP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急需进行调整,应该开创多元化的考核维度,必须要将环境保护的指标纳入其中,才能使地方官员对环境保护给予应有的重视,增加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贡献,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也是影响绿色创新的因素之一。企业为了维护与政府的政治关联,会将企业内部稀缺的资金用于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挤占了研发资金,导致绿色创新活动进展缓慢。本文通过梳理以往文献,结合相关理论,选择全国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官员晋升压力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还加入了绿色投资作为中介变量,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官员晋升压力的增加,会减少绿色创新的数量。以GDP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让地方官员的关注重点转向投资于能在短期内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项目,从而减少对企业的环保补贴,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进展减慢。（2）官员晋升压力的增加,会减少绿色投资。绿色投资具有见效慢、风险高、公共性等特点,为了提高地方官员晋升几率,他们将政府资金较少的投资于对于环境污染有促进作用的绿色投资。此外,政府转嫁给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政治包袱会使得企业打乱自己的投资计划,挤占企业内部的有限资源,使得研发投资、绿色投资缩减。（3）绿色投资增加,会促进绿色创新。在长期来说,绿色投资可以改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企业为了响应环保政策和创新驱动而购进环保设备,学习先进绿色的生产技术,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绿色创新。（4）官员晋升压力的增加会抑制绿色投资,进而减少绿色创新数量。政府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晋升概率,企业过度投资于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项目,减少了对具有环保属性的绿色投资。随着绿色投资的减少,企业的环保设备引进以及先进技术的升级都面临着重重阻碍,使得绿色创新数量减少。（5）在政治锦标赛为基础的官员晋升机制中,政治关联的增加会削弱绿色投资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最终导致绿色创新的减少。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目前国内外关于官员晋升压力、绿色创新、绿色投资的关系未达成共识,未有文献将三者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本文研究官员晋升压力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绿色投资的在这过程中如何发挥了中介作用,弥补了以往文献将官员晋升压力和绿色投资分别研究各自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的脱节现象,将绿色投资作为官员晋升压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变量为相关领域研究开辟新思路。第二,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将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推进到官员个体层面,分析官员晋升压力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可从根源上理解绿色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并丰富地方官员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官员晋升压力指标有多种测量方式,本文仅采取了其中一种,而其他官员晋升的测量方式,由于自身能力所限,并未进行研究。第二,由于样本数据存在缺失的状况,本文采用相邻年份的均值对缺失年份数据进行估计,可能会有些许误差。第三,政治关联的衡量大多采用的是基于企业内部信息的虚拟变量,而本文整体是基于宏观进行研究,故而采取的是政府与市场指数进行衡量,与微观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存在一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