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曾以“敬”字概括圣贤之学,证诸先秦典籍,大抵不失其正。即以影响孔子甚深的《诗经》与《尚书》而论,“敬”字在《尚书》中凡66见,与“敬”同义的“钦哉”亦出现14次,《诗经》中的“敬”字亦有22次之多。大体言之,诸“德”源自“敬”,复因“敬”而成就诸“德”。中国人文精神的背后,内在动力即为“敬”。表现于外,为“敬谨从事”,对内而言,则是“深切自省”。
　　 “敬”的最早源头,就《诗经》与《尚书》所见,系来自中国先民对“天”的信仰,亦即“敬天”。然中国的“敬天”与一般宗教信仰的“畏天”并不全然相似,乃由“敬天”开出“敬德”的精神,尤其对拥有“天命”的君王而言,其“敬天”的真正外显乃为“敬德保民”,亦即透过政治实绩以证明自己的“敬天”。
　　 据《左传》与《国语》所载,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信天”、“敬天”已扩大成为对“鬼神”的信仰,然而“敬鬼神”与“敬天”仍有相同的内涵,亦即“保民”,神之降福与否,与施政者的保民有关,而非仅“享祀丰洁”而已。由“敬天”扩大到“敬人”,“敬”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乃至由“敬人”而“敬己”,“自重”与“敬人”成为春秋时代贤大夫的基本素养。
　　 本文即以《论语》的“敬”为主要探讨对象,由溯其历史渊源开始,逐次落到《论语》本文,一一探讨“敬”与“超越性存在”、“群己关系”与“修己”的关系。
　　 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亦曾经明确宣称:“敬鬼神而远之”,然而就《论语》全书所载,孔子未必不信鬼神之实有,其“敬天”、“知命”之迹仍然清楚可见,亦即孔学的“宗教元素”与“神圣性”实为其学说的基础。然孔子之相信“超越性存在”,并不是让他倒向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而是一秉此“敬畏”之心,推出更高的道德高度,在现实的人间世承担起“人”的责任。而就近年出土文献所见,孔子晚年曾明言:“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与他在《论语》中一贯“重仁”、“重德”的面貌全然吻合。
　　 孔子由“敬天”为起点,以此“敬畏”的“宗教情感”落于真实人间,开展为群己关系的“敬别”。是君,则以保民为天职,先养而后教,最理想的示范典型便是周文王,乃集“天”、“至德者”与“王”三位一体的最佳典范。是臣,则事君以“忠”,然此忠绝非一般认定的“愚忠”,而是“忠”于助君保民的职责,因此能在君道有过时勇于谏诤。是子,对父母尽“孝”,除了能“养”,更要能“敬”。回到“人”的最基本面,落于人际交往,莫忘因“敬人”而“责人以善”、“成人之美”,助成他人成就有德君子。“敬”的最后,或说最根本的出发点,仍在“敬己”,认清“天地之性人为贵”,因此格外“自重”,终能“修己以敬”,透过一生不断“下学而上达”,终而能成就“君子”的修身鹄的。
　　 孔子不反对社会阶级,然而其阶级乃建立在人的“内在价值”与“成德的能力”。学问可以达到什么境界,除了努力,还有背后的“资质”考量；“命”的半点不由人更令人无奈；唯独“德”,是人若知“自敬自重”,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便能“自力而致”,全凭自己作主。
　　 孔子之学的目标,或概括以“仁”,而孔子在答弟子问时,明确以“敬”为“仁”的内在动力。孔子教门人以“志于仁”,却绝不轻许弟子以“仁”,盖因“敬天体德”以成就仁德,乃一无限上达的目标’人当穷一生之力以赴,乃能在天地之中活出“人”的价值,以“体仁”来体现“人由天生”之“贵”。“仁”的无限开拓,实即“敬天”与“敬人”、“自重”的真实体现。
　　 徒知“敬”的外在仪文,而不知“敬”的内在精神,死守而不知权变,必成令人窒息的形式主义。孔门之“敬”,必为仁知双修,常、变并行,乃能“始”于“敬”,“终”乎“敬”,达到“敬天体德”的最高层次。
　　 孔学之“敬”用于今世,一如楼宇烈先生所言,当回到“修身养性”的初衷,或如余英时的说法,回归生活的基本面,重新建制“敬德”的大传统,方能凸显其最大价值所在。面临“和谐社会”的建构,若能由“敬”起兴,由敬“天”而敬“人”,并能“敬己”,亦即“修己以敬”,扩大到人际,在“互敬互重”的对应中,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而个人由自重重人,复因受人尊重,从而更加自重,因此成就大有担当的“君子”。实乃个人之幸,国家、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