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在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奇迹过程中,人力资本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的数量红利消失。在新的发展阶段下,要保持我国人力资本优势一方面要保持人口的数量红利,为此,我国出台了“三孩”政策;另一方面要提高人口的质量红利,既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为此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以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推进教育公平以及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而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能仅依靠国家,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小单位,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对于家庭本身和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家庭养老负担增加,与此同时,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的社会环境,家庭需要在下一代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源。那么,在家庭资源稀缺的限制下,中年一代在进行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时需要作出多重权衡。因此,家庭养老负担情况对于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值得探讨,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层面以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模型,构建了包含养老负担和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在家庭预算约束下,家庭的养老支出与子女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增加养老支出意味着要减少子女教育支出;而当存在隔代抚养时,老年人提供隔代抚养所带来的中年人收入的增加放宽了家庭的预算约束,此时,家中老年人的存在可能会通过收入效应提高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在这一框架下,家庭对于代际资源的分配取决于代表性家庭成员对各项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因而,从理论层面而言,养老负担对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是不明确的。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基于现有微观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本文研究的匹配性,本文选取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以及2018年共五期的面板数据,通过数据匹配以及数据处理后得到了五期共9694组家庭数据。在实证模型选取方面,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故建立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对子女的总教育支出,主要解释变量家庭养老负担以家庭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家庭的老龄化对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为验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样本中有12.3%的家庭无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样本数据为归并数据,故采用面板Tobit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其次,考虑到对于正接受义务教育的子女而言,政府承担了其大部分的教育支出,故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家庭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教育支出;再次,将家庭教育支出进一步区分为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最后,考虑到衡量家庭养老负担的指标并不是单一的,故将解释变量替换为家庭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以上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均与基准模型相符,表明基准模型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此外,考虑到理论研究表明,当老年人提供隔代抚养时,家中老年人的存在给家庭带来养老负担的同时也减轻了中年人抚养小孩的压力。因此,本文将样本区分为存在隔代抚养家庭和不存在隔代抚养家庭。结果表明,老龄化对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为负,但隔代抚养的存在可以缓解这一负效应。而城乡异质性检验和收入异质性检验结果则显示,老龄化对城市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更明显。为进一步分析养老负担对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本文还进行了机制分析,表明了家庭的老龄化程度通过增加家庭医疗保健支出这一渠道影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力度。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家庭的老龄化对家庭子女教育投资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剔除九年义务教育的影响后,结论仍成立。（2）老龄化挤出的家庭子女教育投资主要为校外教育投资,因而这一挤出效应在城市地区和高收入家庭较显著。（3）老龄化对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家庭医疗保健支出这一中介。（4）隔代抚养的存在减缓了老龄化对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