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年来,在政府补助规模大幅上涨的同时,补助资金使用是否规范、补助信息披露体系是否完善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但当前企业对政府补助信息的披露质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补助信息的及时性与真实性通常被大打折扣,这种信息披露的低透明度与政府补助规模的大幅上涨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加上在职消费界限模糊、隐蔽性强、操纵成本低等特点,使得补助资金流入企业之后,为高管以正常活动之名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条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在政府补助规模大幅上涨的同时,补助资金使用是否规范、补助信息披露体系是否完善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但当前企业对政府补助信息的披露质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补助信息的及时性与真实性通常被大打折扣,这种信息披露的低透明度与政府补助规模的大幅上涨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加上在职消费界限模糊、隐蔽性强、操纵成本低等特点,使得补助资金流入企业之后,为高管以正常活动之名来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此时,如何规范政府补助信息披露制度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则显得愈发重要。为了统一规范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信息披露的格式,2017年11月,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公告格式》(后文简称《格式》),对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如何披露政府补助信息做出了具体规定。为了检验《格式》发布前后,政府补助资金使用透明度提升是否会对高管在职消费发挥治理作用,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格式》发布前后,相对于无需进行政府补助信息强制公告的企业,进行政府补助信息强制公告的企业高管滥用现金资源、谋取私有收益的在职消费现象得以显著改善。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这一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信息强制公告能够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协同网络监督与分析师关注等多个途径来抑制高管在职消费;(2)政府补助信息强制公告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内部治理环境较差、机构投资者股权集中度较低和外部审计监督较弱的上市公司。现有文献大多从政府补助视角探讨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对政府补助信息披露是否可以带来抑制作用的关注则较少。因此本文从信息披露视角验证了政府补助信息强制公告政策的治理效应,为公开政府补助信息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丰富和补充了信息披露、政府补助和高管在职消费方面的文献研究,为研究类似选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在此基础上,异质性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信息强制公告可以弥补内部治理、股东监督和外部审计监督的不足之处,通过减少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加大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来发挥治理作用,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不断扩张的自利动机、发挥信息的正向溢出效应、降低公司的在职消费水平。这一内外部治理环境下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深入思考不同环境下信息披露政策的效果,从而为不同主体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意见,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其他文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央行传统货币政策调控面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推进货币政策体系创新,不仅创设了多种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而且构建起与之匹配的央行担保品框架,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区别于传统货币政策的总量调节,创新型货币政策意在通过政策工具操作来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以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问题。人民银行创设担保品框架,并首次将高等级企业信用债券纳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沪港通和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正式实施。作为股市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沪深港通加强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流失问题严重,而造成企业逃税、漏税的重要原因包括委托代理问题和融资困难。股市开放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者结构,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企业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也有助于企业获得境外资金。因此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疫情激化了大变局的推进,经济全球化逆流,全球产业链重组,地缘政治矛盾恶化,当前不确定因素激增且呈现常态化的趋势。随着全球局势的深入调整,技术创新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企业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如何提高其技术创新水平对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广受关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有重大意义。而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微观企业的贡献,可以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而劳动力是产出重要的要素投入,劳动力的价
中国推行“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长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准入管制的放松使得企业可以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前提下自由进入行业市场领域,这些制度环境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投资并购行为,然而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为实验场景,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
在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我国进行环保费改税改革,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税法》是我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对于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环保税能够产生一定的微观效应,对企业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现金持有便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现金是流动性最高的资产,企业
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一直是金融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年报中的财务信息如何影响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进行了研究,然而年报中除财务信息外,也拥有大量文本信息等非财务信息,作为文本信息的一种,年报语调是指文本信息所表达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倾向。已有研究基于有效市场理论发现,市场会对年报语调信息产生强烈的反应,进而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然而,语调作为一种管理层自愿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具有
审计师在财务(审计)报告中签字作为一种重要制度安排,在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高财务报告透明度、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理论界探索审计师个体特征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场景。近年来,较为特殊但增长趋势不容小觑的签字审计师超额配置(三个审计师签署审计报告)现象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中。据统计,2020年已有346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由三名注册会
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逐渐在二级市场形成了全流通的局面,这也使得利用减持股票进行高位套现成为了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又一渠道。大股东作为内部信息的近距离接触者,相比于中小股东而言,在公司价值判断与内幕消息利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如何削弱中小股东的信息劣势地位,以及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01年以来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管理层经营业绩目标。一方面,
审计报告是审计师与利益相关者沟通被审计单位信息的最主要载体之一,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为降低传统审计报告的模板化问题,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和审计工作的透明度,我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23日正式颁发12项新的审计准则,其中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为本次改革的核心,旨在传递出更多被审计单位的个性化信息和相关的审计应对措施。审计师作为该项政策的执行者,其个体特征会直接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