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力更加捉襟见肘,长时间官员唯GDP考核晋升体系更是助长了区域竞争,这种区域竞争一方面带来区域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到来区域基础设施及公共产品的大幅或超前投入。缺少财政收入的同时需要大幅的财政资金支出,除了举债以外别无他法,《预算法》出台以后,能够有效绕开年度预算的隐性债务成为地方政府的“宠儿”。这种大规模的隐形负债,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也因其口径不一、数量未知、隐蔽性强,且与地方政府信用和地方金融体系风险联系密切,带来巨大的风险。重庆市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直辖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各项基础设施完善提升速度非常快。但处于发展期的现实也注定了重庆市本身财政收入不能完全覆盖大额的债务支出,特别是三峡库区数个国家级贫困县划入重庆市后,财政收支不匹配更成为常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脱贫任务的不断压实,重庆市财政收支愈发不匹配,即使每年有大量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隐性债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加之市内各区县经济基础不一致、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情况各有差别,导致不同区域间债务规模差别也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竞争的加剧,部分区域已经严重收支不匹配,甚至出现财政被市财政托管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识别并化解区域隐形债务风险,极可能会因个别区县的信用危机带来整个重庆市财政的系统风险。为此,本文对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展开探索,对重庆市所属区县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了解,对重庆市各区县各种债务的统计和计量,尝试摸清楚重庆市各区县显性和隐形债务大致规模,从总量上对各区县债务负担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利用KMV模型,对重庆市各区县债务风险进行统计分析,大致摸清各区县债务风险水平,并对重庆市2021-2022年隐性债务风险水平进行预测。发现问题的同时,本文还结合重庆市各区县现状和现阶段各地方财政对隐性债务的依赖性,有针对性提出相应的对策,便于政府从政策上、产业上、监管上进行针对性的管理,避免区域性风险引发的整个重庆市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