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在现代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由引致风险的诸多因素积聚,进而导致的突发性公共事件频繁发生。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打乱了社会发展的正常节奏,给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作为国家应对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环节和重点区域,乡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在整个国家疫情防控系统中至关重要。通过对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检视,乡村疫情防控在深刻体现乡村社会治理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亦反映了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及时总结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治理已有的治理经验,并朝向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迈进,是本文的研究旨归。本文主要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对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治理进行了研究。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治理主要体现了“控制”和“协同”双重逻辑的交互与耦合。“控制”是党和政府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应对公共危机的主要作用方式和表现方式,而“协同”的嵌入则是走出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中心论”困境的有效途径,综合两者笔者将其概括为“控制—协同”治理模式。具体研究内容以冀中南G镇为个案,进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对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控制—协同”治理模式作“结构—机制—过程”分析。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控制—协同”治理结构主要包括纵向控制结构与多向协同结构。其中纵向控制结构主要涉及党群、府民之间的“权力—权利”关系逻辑以及党政科层系统中的“权威一服从”关系逻辑;多向协同结构则主要包括乡镇一级条块之间的横向协同,乡镇与村庄之间纵向协同,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内外协同,村庄之间横向协同以及村庄内部协同等方面。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控制—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领导指挥与定责追责机制、联防联控与群防群控机制、摸排管控与资源调配机制以及共识生产与情绪引导机制。本文将新冠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控制—协同”治理过程划分为三个治理阶段:武汉疫情爆发引起全国进入疫情防控同步阶段、局部地区疫情反弹并演变为中高风险区域阶段以及低风险阶段。总体来看,这一治理模式具有结构复杂性、机制综合性以及过程波动性等特点。基于大量的调查资料,在G镇疫情防控过程中,“控制—协同”治理模式虽然彰显出强大优势与治理成效,却也存在治理结构略微失衡、治理机制系统性稍显不足以及治理过程展露诸多问题等不足。因此,应当以“有力控制—高效协同”为治理目标,构建并完善非常态下乡村社会“有力控制—高效协同”治理结构、优化并完善非常态下乡村社会“有力控制—高效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巩固和提升非常态下乡村社会“有力控制—高效协同”治理能力,从而形成“有力控制与高效协同”的治理格局,最终增促乡村社会韧性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