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古老而常新的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在欧洲,早期的工业化便是伴随着家族企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采用家族管理模式。即使在当代,家族企业仍然是所有企业中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也是经济增长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广东、浙江、江苏等传统经济大省,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均贡献了重要力量。企业的持久生命力与其自身成熟的公司治理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快速增长且持续活跃的家族企业势必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然而,在外部发展环境日益改善的背景下,一些家族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且多与家族治理有关。创立初期的家族企业往往仅有较小的规模和较低的外部信用,主要依赖创业者及其家族成员的共同经营获得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家族化管理特征。随着家族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展,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逐步加大,家族管理模式的局限和弊端就显露出来,表现为企业权责利界定模糊、家族股东不堪管理重负甚至决策失误频现、难以有效融合社会生产要素等。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给家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必然形成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压力,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为有效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更好地发挥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一系列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充分强调了优化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也高度肯定了企业家以及职业经理人的治理作用。事实上,许多企业家已经认识到,要想适应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扩展,以及实现专业化的管理和可持续的发展,过于集权的家族治理需要逐步进行规范化和社会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企业建立在血缘或姻缘的家族关系基础之上,那么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就不仅依赖于企业规章制度,还遵循着家族的情感与文化。从众多家族的创业与守业历程以及他们对于家族治理的态度和思考可以发现,家族亲缘关系、家族价值理念、家族权力格局等家族层面的因素往往才是家族企业行为与决策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家族企业,其经营风格与治理模式存在着明显差异。因为文化往往具有社会普遍性,其包含的价值观为当地大多数人所认同并长期传承。对于兼具家族和企业两种组织属性的家族企业而言,文化既可以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对企业经营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改变家族经营理念、家族权力格局等家族层面因素影响企业治理。因此,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治理更容易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理论上,家族企业治理方面的异质性,能否从文化的角度予以解读?现有家族企业治理研究鲜有涉及。文献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对家族企业治理差异的研究日趋深入。虽然国内研究在讨论了公司治理领域的基础问题之后,也考察了家族企业因为家族涉入以及制度环境因素所导致的差异,但是尚未形成一个以异质性为主题的研究集群。一套成熟的家族企业理论不仅需要解释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不同,还需要理解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那么认同家族企业异质性是开展理论探讨的第一步。而且,将家族企业视为同质体开展研究,很容易认为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所有家族企业,进而提出一些公司治理的“灵丹妙药”,这对于实务界和学术界而言都是一种误导。已有实证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不一致甚至彼此冲突的结论,不仅提示家族企业治理方面的异质性问题不容忽视,而且表明家族企业治理研究的突破亟需进一步增加情境变量。已有研究认为,家族企业之所以不同于非家族企业,是因为具有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参与到了企业经营之中。这表明,管理家族化是决定家族企业性质和治理特征的最关键因素。然而,关于家族管理模式文化成因的探究还相当缺乏。我国家族企业是在正式制度支持比较缺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管理模式的选择深受“家族”“人情”“面子”等社会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关系治理”“信任治理”等治理模式。因而,在研究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特征时,尤其要重视我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传统文化资源。宗族文化强调“一切以家族为重、以家族利益为先”,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同样表现出对家族利益的重视和偏爱。然而,就宗族文化而言,已有文献大多探究了其社会治理尤其是农村治理功能,关于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少数学者进行了探讨,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更没有实证的普遍支持。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宗族文化通过改变家族企业的管理家族化程度进而发挥治理效应的中介模型,从文化视角更好地解释家族企业治理的异质性,进一步丰富现有的家族企业治理研究。本研究分三个部分就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是理论研究。本研究从国内外核心期刊搜集家族企业治理领域的相关文献,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中的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等分析方法识别家族企业治理的研究趋势、知识基础和学科结构,捕捉研究的热点、前沿和不足。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家族企业治理的异质性问题上,归纳分析文献中四种学术视角（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情感财富）在解释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以及不同家族企业间差异上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文化的公司治理机制,尤其关注从宗族文化视角解释家族企业治理异质性的相关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已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提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即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该部分还对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社会嵌入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在家族企业治理研究中的应用进行系统梳理,为后续的模型构建与假设推演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观点:宗族文化首先作用于家族管理者参与企业经营的意愿,确定家族企业管理的家族化程度,形成家族关系和情感对家族企业的嵌入;而管理家族化程度的高低,反映了家族在社会情感财富方面维持动机的强弱,会产生家族企业治理的差异。基于上述理解,本研究构建以管理家族化为中介的宗族文化治理效应分析模型。模型中,自变量是宗族文化,中介变量是管理家族化,因变量是基于控股股东约束、经营管理效率、社会责任承担三个分析视角的家族企业治理效应。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主要内容包括:宗族文化越浓厚,当地家族企业的管理家族化程度越深、控股股东约束越强、经营管理效率越高、社会责任承担越多;管理家族化在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根据本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选取所有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同时考虑到亲属关系指向的准确性和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进一步对研究样本进行筛选。基于所选择的研究样本,本研究通过招股说明书、企业年报、《中国家谱总目》、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等,获取研究需要的所有数据,并利用搜集的数据对研究中的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等进行度量。之后,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为采用样本数据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提供基础和保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受限因变量回归（Tobit）、中介效应逐步回归等,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的影响效应和管理家族化的中介效应均得到支持。最后,采用变量替换、样本转换、方法变换等多种方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均能够验证研究假设,说明本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和非随机性。本研究发现,由于宗族文化主张家族利益至上,因而在宗族文化盛行的地区,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稳固,人们意识中的家族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更为强烈。通过考察这一情况对家族企业治理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共得到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效应,对应假设1至假设4,结果显示这四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支持,包括:宗族文化越浓厚,当地家族企业的管理家族化程度越深;宗族文化越浓厚,当地家族企业的控股股东约束越强;宗族文化越浓厚,当地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越高;宗族文化越浓厚,当地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多。二是管理家族化的中介效应,对应假设5至假设7,结果显示这三个研究假设均得到了支持,包括:管理家族化在宗族文化与当地家族企业控股股东约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管理家族化在宗族文化与当地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管理家族化在宗族文化与当地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就地区外来文化和企业经济目标对宗族文化发挥治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一,考虑到外来流动人口势必会对当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传承产生一定冲击,本研究采用不存在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地区子样本进行检验,证明了家族企业管理家族化以及治理效应根植于当地传统宗族文化。其二,鉴于家族企业通常需要在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非经济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本研究采用存在较高财务风险的企业子样本进行检验,验证了浓厚宗族文化影响下家族企业会优先选择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全。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首先,本研究从宗族文化视角讨论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差别,有利于丰富和补充家族企业异质性领域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基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对于识别家族企业治理差异的来源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一致认为管理家族化是影响家族企业性质和治理特征的最关键因素。但是,目前关于家族管理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探究还相当缺乏。本研究基于我国家族企业管理实践,区分宗族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强弱程度,证明了其在家族企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是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本研究探讨的是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效应问题,对于研究宏观文化环境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在公司治理的跨文化比较领域,部分学者基于国家层面和文化维度进行了实证探索,但是这些研究结论会因为国家之间除文化以外因素的差别而具有较大噪音。就宗族文化而言,相当一部分文献探究了其社会治理尤其是农村治理功能,关于宗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少数学者进行了探讨,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更没有实证的普遍支持。本研究以宗族文化为研究视角,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分析模型,有助于丰富文化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最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本研究考察了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关系,有益于扩展社会学与管理学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范畴。宗族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特征,发挥着关键的社会教化作用,是探究我国生产实践问题重要的社会学视角。而家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公司治理具有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已经成为管理学中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本研究采用地区族谱数据度量宗族文化,并将其引入家族企业治理的实证研究中,为社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本研究的结论对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以及社会公众都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重视文化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关注社会文化难以发挥治理效应的地区,对当地家族企业治理优化给予特殊支持;对于家族企业管理者来说,需要在设计家族企业治理机制时考虑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带来的影响,重视情感的投入和信任的培养,促进文化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对于社会公众来说,需要更全面、理性和客观地评价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加深认知和理解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