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大气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大气环境恶化严重制约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公共健康造成了极大损伤。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首个大气环境治理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本文中简称《大气十条》）,得益于此计划的有效实施,到2017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PM2.5浓度显著下降,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现有研究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公共卫生经济效应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将进一步拓宽该研究领域的范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并首次提出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因此,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大气污染治理的公共卫生支出效应和疾病负担效应,以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检验中国大气治理政策的有效性,促使公众和政府对污染造成的公共卫生成本和经济成本有更清晰的认识,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可行的政策参考。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综合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和流行病学相关理论,本文将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中国近年来大气污染治理的卫生经济效应进行全面分析。首先,本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作定性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包括《大气十条》实施以来污染物排放变化分析和公众对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感受分析,定量分析则运用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大气污染治理具体政策的减排效果。这部分研究表明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大大改善了大气环境质量,为后文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卫生经济效应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评估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直接公共卫生支出效应。再次,本文将构建大气污染的疾病负担测算模型,并运用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大气污染治理带来的各城市疾病负担效益和具体政策的疾病负担效应。最后,本文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立足于“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健康GDP”概念。本文的贡献在于:（1）考察中国大气污染和公共卫生支出之间的非线性联系。已有研究表明大气污染会影响公共卫生支出,但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大气污染和公共卫生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联系,本文将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中国大气污染和各省公共卫生支出之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2）模拟了大气污染治理具体政策的疾病负担效应。现有的关于大气污染疾病负担评估的研究极少关注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具体政策的疾病负担效应,基于此,本文研究了技术进步、2016年排污费费率上升和2018年征收环境保护税等具体政策的人群疾病负担和疾病经济负担,从公众健康层面验证中国能源政策和环境保护税费政策的有效性,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添加了新角度的证据。（3）提出“健康GDP”概念。本文通过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成本和公共卫生收益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了“健康GDP”的概念,即考虑在绿色GDP的基础上,把大气污染治理的健康经济收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而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制定及执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积极性。（4）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应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多种方法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公共卫生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和可靠的研究。其中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在大气污染的公共卫生效应领域的研究中极少使用,本文为这两类方法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做了积极尝试,丰富和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工具。另外,本文使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不但可以反映各项政策措施的即时经济效应,而且能够追踪政策效果的动态变化。因此,利用该方法,本文模拟了中国总体及具体减排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公共卫生经济效应,为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增添了新的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不同人群中国大气污染及治理政策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女性比男性更能认识到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而且更容易对雾霾敏感,也更注意雾霾防护;年龄在15～44岁之间的人群、高学历人群对空气污染和健康之间关系的认知更为准确;农村居民对空气污染的认识普遍不如城市居民。另外,年轻人普遍认为近年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老年人则对自己所在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更为关注,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空气质量改善得益于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2）中国大气污染对公共卫生支出存在非线性影响,总体上我国的公共卫生支出随着大气污染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人均GDP约为21333元时,大气污染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出现拐点,即收入水平较高时,大气污染对居民卫生支出的影响更大。另外,PM2.5作为阈值变量时,收入和卫生支出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具体来说,大气污染程度较轻时,收入对卫生支出影响较小;大气污染程度较重时,收入对卫生支出影响则较大。（3）中国大气污染引起的2017年全国因PM2.5造成的慢性死亡人数约为328万人,比2015年减少约22万人,但2017年全国急性疾病的患病人数相比2015年却有所增加。2015至2017年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变化和上述人群疾病负担的变化一致。因此,虽然2017年绝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明显提高,但是与2015年的疾病经济负担相比,2017年的疾病经济负担却更大,也就是说慢性疾病负担的下降被急性疾病负担的增加所抵消。这主要是因为2017年人均GDP 比 2015年更高,人口基数也更大。若2017年PM2.5浓度相比2015年不变,则2017年全国288个城市因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经济负担约为16165亿元,比2017年的实际疾病经济损失多683.8亿元。其中,技术进步、调整排污费费率和征收环境保护税等政策均对人群疾病负担和疾病经济负担的降低有明显促进作用。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均会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排放量,从而空气中PM2.5浓度也随之降低,进而降低健康经济损失。与排污费费率增加相比,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疾病负担效益更大。（4）结合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本文进一步估算出2015至2017年三大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净经济成本约为574.95亿元。另外,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忽略了 PM2.5污染降低会导致空气中臭氧浓度增加,臭氧污染加重的健康成本增加了 143亿元。因此,2015至2017年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卫生经济收益被臭氧污染的加重部分削减。进一步地,基于以上事实和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公共卫生经济效益,本文在绿色GDP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健康GDP的概念,以充分反映大气污染治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为未来进一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政策参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必须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意识,提醒公众做好大气污染的防护对于保护健康是重中之重。政府应着力开展大气污染危害健康的宣传工作,以充分调动公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第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是治理大气污染的根本手段,必须加快能源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关技术的创新步伐。第三,为了改善公众健康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亟需迅速推进。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设计必须以减少多种污染物的排放为前提,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工作。第四,应尽快完善环保税政策体系,并加快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法律保障。第五,仅靠政府投入的专项治霾资金不能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缺口的弥补要依托社会资本,未来应依托“绿色金融”体系将社会资本引入大气污染防控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