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伴随着“春运”返乡人员的跨省跨市流动,迅速在极短时间内蔓延至全国。交通是病毒快速传播的重要途径,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其“春运”期间的总出行量、对外交通量、站点集散客流量均处于全年峰值,严控出行成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关键。因此,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封城”通告,暂停城内的公共交通,关闭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等离汉通道。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地方纷纷开始响应,各省市城际交通管控政策和城内交通管控政策相继出台。31个省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但具体到地方政府出台的应对政策则又各具特色,疫情之下,交通管控政策呈现出差异化特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非常态交通管理十分必要,各级政府在整个应对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此时中央与地方之间行政关系显著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在新冠疫情初期,地方政府的施政空间变小、工作重心由经济发展转向疫情防控。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尽相同,故各地的应急管理体系和政策调控水平发展不平衡,应对能力也存在差异。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城内交通管控政策的制定?本文使用质性研究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来探究此问题。首先,由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一个突发事件下引发的新问题,理论部分比较空白,所以本文采取质性研究下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搜集来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挖掘,实现初步的理论构建。故本文对新冠疫情初期298个城市的交通管控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内部交通管控政策的形式呈现差异化特征,各地针对城内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轨道交通以及其他地方特色的交通方式,均出台了由宽松到严格的管控政策。同时还发现,影响其差异化的因素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2020年1月22日到2月7日之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响应阶段,二是调整阶段。在响应阶段,地方政府受“经济发展”、“防控疫情”以及“地方政府应对能力”三大因素的影响,对这一特殊时期的城内交通管控政策做初步响应。在调整阶段,地方政府受“防控疫情”这一主要因素影响,对城内交通管控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其次,本文使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和二元logit回归,对前述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量化分析。质性分析的结论为量化分析部分提供了理论假设、数据基础、研究的主体和研究的时间范围。由于城内交通管控政策的差异化主要体现在公交车管控政策上,所以量化分析的主体为公交车管控政策,以响应阶段为窗口期。第一步,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先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将“防控疫情”和“经济发展”两个影响因素指标化,探究其如何影响城内防疫交通管控政策的制定。结果显示,“防控疫情”使得交通管控政策更严格,而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交通管控政策会放松。第二步,再基于有序多分类回归结果和文本分析结论,将各地的“累计确诊人数”、“政策出台内容”及“政策出台时间”结合成新的因变量“地方政府应对能力”,进行二元logit回归。探究“经济发展”和“政府官员执政水平”如何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应对能力”来影响交通管控政策的制定。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地方政府应对能力越强,而地方官员的年龄和在所在地执政的年限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综上,新冠疫情初期交通管控政策可以分为公交车管控政策、出租车管控政策、地铁管控政策和特殊政策等。由于在新冠疫情下,地方政府的施政空间变小且工作重心从经济发展向疫情防控转移,所以政策的演化受“防控疫情”、“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应对能力”等因素的动态影响。建议地方政府应当做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在交通的疫情防控上应当将重点放在公共汽车交通。同时,为防止疫情传播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政府应当引导民众出行行为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