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是全面富裕,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必然追求。走向共同富裕要求先富带动和帮扶后富,“后富”人群就是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困难的人群。消除绝对贫困后,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逐渐向改善健康、提高教育素养、增加财富等多元化高层次需要转变。这意味着从多维度识别和衡量相对贫困能更准确把握和描述相对贫困的内涵和外延。现有多维相对贫困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家庭为对象,缺乏个体的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个体之间的贫困状况不是“均质”的。从个体所处的人生阶段看,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的多维剥夺状况不尽相同,多维相对贫困的差异明显。相对而言,老年人的晚年陪伴更容易被忽视,身心贫困问题更突出;成年人承受更多更大的经济压力,享有更多的决策权,经济贫困和赋权更重要;儿童作为未成年人,其健康成长是关键,因此生活保障是重点。本文依据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将个体层面的研究对象划分为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三类分别展开研究。同时,从个体性别看,男女之间的贫困差异长期存在且不容忽视。现有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相对贫困的研究鲜有成果,性别视角下的多维相对贫困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以性别差异为切入视角,深入探究三类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开展研究。具体地,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演绎推理法和计量分析法,在构建性别差异视角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A-F法和等权重法识别、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不同性别的农村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的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指标贡献率;运用比较分析法、构建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个体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缓解农村个体多维相对贫困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以指标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构建原则为基础,设计了性别差异视角的中国农村个体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A-F法,分别从生命周期和静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性别差异视角的农村个体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贫困率、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指标贡献率。（1）构建了分别适用于农村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相较已有研究,在农村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中主要选择了感觉孤独、沮丧或郁闷的频率指标,使农村老年人健康维度的刻画更为全面;在农村成年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中,增加了社会性别现象指标,使农村成年人赋权与社会维度的刻画更为充分;在农村儿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中,主要增加了父母主动沟通交流指标,使农村儿童生活保障维度更能反映儿童贫困的特征。（2）为了解中国农村个体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和致贫主素,采用多维贫困A-F法,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FPS数据分别测度了不同性别的农村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的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贫困发生率、贫困指数和指标贡献率。（3）为更完整呈现农村个体多维相对贫困水平、趋势及致贫主因,还比较分析了城乡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的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贫困发生率、贫困指数和指标贡献率。第二,分别构建了性别差异视角下农村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并通过Tobit模型分别检验了导致农村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多维相对贫困存在性别差异的核心因素。第三,研究发现:（1）农村老年人总体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贫困发生率从高至低依次为受教育程度、燃料、自评收入、饮用水、感觉孤独、沮丧或郁闷的频率、自评健康、家庭人均纯收入、智力水平和医疗保险;农村男性老年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低于女性;受教育程度、饮用水和燃料这3个指标对农村老年人总体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较高;但自评收入指标对农村老年男性多维相对贫困的贡献率高于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2）农村成年人总体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贫困发生率从高至低依次为受教育程度、自评收入、家庭决策权、过去两周身体不适、家庭人均纯收入、自评社会地位、社会性别现象、自评健康、智力水平、就业与失业状况和医疗保险;男性成年人指标贫困发生率最高为受教育程度,最低为就业与失业状况;女性成年人指标贫困率最高为受教育程度,最低为医疗保险;农村男性成年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低于女性;农村成年人总体、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程度、过去两周身体不适和自评收入指标贡献率较高;农村女性成年人家庭决策权指标贡献率较男性高;农村成年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高于城镇。（3）农村儿童总体多维相对贫困指标贫困发生率从高至低依次为燃料、饮用水、营养、家庭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险、父母对教育的关注、是否因病住院、父母主动沟通交流和适龄儿童是否入学;男童女童的指标贫困发生率排序差异较小;男童的多维相对贫困率和贫困指数均高于农村女童;从指标贡献率上看父母对教育的关注、营养、饮用水、燃料和家庭人均纯收入这5个指标对农村儿童总体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较高;对农村男童和女童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较高的指标与儿童总体一致。相较于城镇,农村儿童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第四,不同群体中,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的因素不尽相同。短信作为信息获取渠道重要性、医疗保健支出、家庭人口数、土地价值和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土地资产总值和房屋资产总值等变量,对农村成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与母亲同住时间、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村儿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构建的指标体系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目前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家庭层面设计的,考虑了年龄、性别或生计决策等个人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根据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的个体特性进一步深化,分别构建了针对老年人、成年人和儿童三套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使得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更为丰富和完善;第二,具体指标的设计上,针对现有多维相对贫困研究尚未考虑到性别不公的现象,本文在农村成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的赋权与社会维度中增加了性别不公待遇指标;第三,在指标赋值方面,现有收入指标多采用收入的绝对值作为临界值,本文则选用50%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中位数,不仅克服了以往多维贫困收入指标的绝对性,更能体现收入指标的相对性。（2）拓展了多维相对贫困的研究视野:第一,现有性别视角的贫困研究中,社会性别理论主要作为绝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相对贫困则较少采用该理论,本文则将其作为多维相对贫困识别与测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不仅丰富了相对贫困的理论基础,也拓展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应用场景;第二,按照性别将识别对象进一步分成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男性和女性成年人、男童和女童,测度、比较和分析了这三类群体的男性和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差异;第三,为进一步发现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的因素,本文选用了性别与每项影响因素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3）将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度对象精准到不同类别的个体:将全部农村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将研究对象细分为老人、成人和儿童三类,每类再按性别细分为男性和女性,完善了多维相对贫困研究对象的层次与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