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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近代第一个新闻系毕业的女学生,也是第一个让报社派驻国外的女记者。这位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写起小说却是大气磅礡,英气逼人。她不是别人,正是早期台湾文坛知名度颇高、风头更健的女作家徐锺佩。上世纪60年代,一部《多少英伦旧事》,让她海内外扬名。
她出生于1917年。在那风气保守的年代,女孩能出外读大学的不多,谁知她进大学不算,还大胆直闯不收女生的新闻系。当时的中央政治大学规定女生只能选读教育、统计、会计三科,但徐锺佩只想念新闻。她就凭着一股“越不让我念,我就越要念”的倔强,终于在她坚定不移的争取之下,校方提出“念不好就开除”的苛刻条件,准她由教育系转入梦寐以求的新闻系,成为有史以来新闻系第一位女学生,也成了新闻系创始人马星野的得意门生。大二那年,她便以新闻系代表的身份,前往旁听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通讯稿纪录了所见所闻。用徐锺佩的话:她重重叩着新闻系的重门,叩到它非开不可。门开之后,她一见倾心地爱上了新闻工作。
记者生涯不是梦
新闻系毕业后,先到中央宣传部当新闻检查官,审核外国记者发送的英文电报,这个工作环境使徐锺佩能接触许多资深记者与文稿,在新闻专业上受益良多。后来,她进入重庆中央日报担任采访记者,在漫天烽烟的时代与男性竞争跑新闻。1945年抗战胜利,她担任南京中央日报驻伦敦特派员两年,采访联合国大会及巴黎和会等重要新闻。回国后,陆续发表驻英伦时所思所见所闻。1948年汇集成《英伦归来》一书在南京出版。
此书推出一个月即再版。到了台湾,1954年改由重光文艺出版社印行,同样大受欢迎,再版多次。以后采写《伦敦与我》、《巴黎会议旁听记》等篇,合成《多少英伦旧事》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一直很喜欢《多少英伦旧事》这书名,不只念起来好听,字面清丽中带着文化沉郁,轻快里沾着历史沧桑。此书是徐锺佩以一个新闻人的鼻子,冷静观察的眼睛,加上文学之笔,为国人开的一扇欧洲之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她的系列报导,让中文读者看到英国人民怎样从满目疮痍的战后废墟慢慢站起。可惜她做全职记者生涯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因婚姻事业难以兼顾,不得不辞去工作。徐锺佩在婚后一篇散文里写着无奈:“我也慢慢领略到女人的悲哀,家庭和工作几乎等于鱼和熊掌,是不可得兼的。我常想两菜同烧,结果两只菜都烧得半生不熟。”
婚后的她身份成了外交官夫人,她跟随丈夫朱抚松的外交工作,先后到过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巴西、韩国等地,散文集《追忆西班牙》,1976年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印行。
谁是多余的人?
《余音》是徐锺佩写作生涯里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若问小说从何而来?原来她不得不离开记者生涯进入婚姻之后,总算在家庭与工作的“鱼与熊掌”之间取得了妥协,或说和谐。
关在大楼里当着外交官夫人的同时,她发现自己当不了称职的主妇,她的天地不在厨房。但聪明的女主人在国外安静的环境里,在一堆忧郁沮丧与孤单里,“把一个新的自己”扶了起来。她铺开纸笔──不写新闻可以写小说,按过去写作习惯,也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也是许多读者认定《余音》是一部作者自传的缘由,即使她再三否认也没有效果。
就形式看,《余音》本来是小说而不是传记,无需费笔墨解释,更无需找亲友证明。其实一部好的女性小说,就是所有女人的自传。童年求学的艰苦、母女关系的复杂,父女兄妹的深情,时代氛围的混乱,都是作家取生活经验为材料,加以想象创造。用这些材料炒出怎样一盘菜出来,呈现何等色香味在读者面前,才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端出的《余音》,是一道少有的人间美味。它摆在现代文学历史长廊的餐桌上,散发着特殊的香气。《余音》开篇第一句写道:
“我小时家里一直叫我‘多头’,意思是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女主角是家中老幺,多头是她的小名。父亲之故,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处情绪低潮,对一切都灰心绝意,这是女儿小名的由来。如果“女性作为多余的人”乃小说主题,那“余音”便是“多余的人”发出的不平之音、委屈之音。《余音》1961年首版至今整整五十年。半世纪以来,“多头”的声音,依然在现代文学长廊的梁柱上袅袅环绕。其抑扬顿挫,不只余音半世纪不绝如缕,相信百年后依然缭绕,只要男女地位仍不平衡,女性角色仍然在多余与多疑的阴影里。
渺渺音犹在,悠悠岁已迁
《余音》以抗战前十年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一个因时代转变而无法适应的书香门第”。而在同一个大家庭里,男人比女人更不适应那个时代。例如从没落门第毅然走出的女主角“多头”,便一直站在时代前端,从未适应不良但勇于接受锻炼。她迎着时代浪头,一步步成长。正是烽火的大时代,海阔天空的大场景,让小女孩走南闯北,历经悲欢离合,也让家中这位“多余女孩”,在一番洗礼与试炼之后,到了小说结尾蜕变为家庭精神支柱,遇事已是指挥若定,成为书香门第仰赖的唯一脊梁。
《余音》全书二十万言,“女儿的声音”正是小说核心精神之所在。与林海音《城南旧事》相同,《余音》采取“透过女孩眼睛看世界”的叙事角度。作家的笔就像摄影师手上的镜头,读者随第一人称叙述者所见所思,共同历险。两位女主角的气质很像:都是伶俐、好奇、见义勇为的小女孩。也因为叙述者是女性,她们的眼睛特别能看到女人的不幸,镜头也特别抓得住女性压抑的悲哀。
徐锺佩与林海音相差一岁,《余音》里的多头,却比《城南旧事》的英子年纪大得多。比之安祥的北京胡同,《余音》背后有一个更壮大开阔的抗战背景。从多头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小说宽大的时代银幕里,不只呈现教育问题、婚姻问题,更有理想与现实,恋爱与家庭,男女社会角色如何平衡的问题。同为长篇小说,《余音》的性别意识,更是打破压抑女性的封建模式,其鲜明敢言淋漓尽致,与同代小说相比毫不逊色。
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余音》里的男人,有的考场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有的情场失意,从此不告而别,离家不负责任。书中女性家庭成员因而消失了丈夫或父亲,“父亲缺席”成为书中女角的共同特征。可怜被关在家庭制度里的女人,婚姻已不能自主;受命运驱使而面对的男性,若非身心软弱不负责任,便是意志不坚不告而别。小说借“多头的眼睛”看尽女性命运起伏。她的祖母、母亲、嫂嫂三代女性都盼望可靠的男人,但一代一代地失望了。女人最后不得不觉悟──只有自己站起来!正如多头母亲感慨:“女人要受教育,学一技之长”。光想倚靠男人的女人,早晚难以生存。
《余音》被归为女性小说,除了提出男女角色“谁是多余”的疑问,引人思索,更在文字的清新跳脱,利落爽朗,毫不拖泥带水。对比60年代弥漫台湾文坛一股浓腻的文艺腔,传承自五四的欧化语汇与浪漫习气,徐锺佩出身新闻记者的“干净”与“中性”文体,清澈明亮有如杜布西月光钢琴曲:音色是那么洁白,韵脚是那么轻灵。书页一打开,读者实时被文字吸引;一进入故事,不到结局,无法终篇。文词韵律时而轻柔,时而壮阔,读的人不自觉之间已热泪盈眶。
现代文学的历史长廊排列着形形色色的满汉大餐,《余音》是其中一道不可多得的江南美味。它的出色与出众,来自烹煮者的巧手与巧思,更来自创作者胸怀里的山水日月。出身旧式封建家庭,虽是女性却是踩过大江飞过大洋的知识精英。她明白中国女性走过怎样的荆棘路,便以自身经历沾新鲜笔墨,将那道血泪痕迹清晰刻画出来。余音即女性遗音,透过小说家彩笔,藉文学图书四海散播,永世传唱不绝。
她出生于1917年。在那风气保守的年代,女孩能出外读大学的不多,谁知她进大学不算,还大胆直闯不收女生的新闻系。当时的中央政治大学规定女生只能选读教育、统计、会计三科,但徐锺佩只想念新闻。她就凭着一股“越不让我念,我就越要念”的倔强,终于在她坚定不移的争取之下,校方提出“念不好就开除”的苛刻条件,准她由教育系转入梦寐以求的新闻系,成为有史以来新闻系第一位女学生,也成了新闻系创始人马星野的得意门生。大二那年,她便以新闻系代表的身份,前往旁听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通讯稿纪录了所见所闻。用徐锺佩的话:她重重叩着新闻系的重门,叩到它非开不可。门开之后,她一见倾心地爱上了新闻工作。
记者生涯不是梦
新闻系毕业后,先到中央宣传部当新闻检查官,审核外国记者发送的英文电报,这个工作环境使徐锺佩能接触许多资深记者与文稿,在新闻专业上受益良多。后来,她进入重庆中央日报担任采访记者,在漫天烽烟的时代与男性竞争跑新闻。1945年抗战胜利,她担任南京中央日报驻伦敦特派员两年,采访联合国大会及巴黎和会等重要新闻。回国后,陆续发表驻英伦时所思所见所闻。1948年汇集成《英伦归来》一书在南京出版。
此书推出一个月即再版。到了台湾,1954年改由重光文艺出版社印行,同样大受欢迎,再版多次。以后采写《伦敦与我》、《巴黎会议旁听记》等篇,合成《多少英伦旧事》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一直很喜欢《多少英伦旧事》这书名,不只念起来好听,字面清丽中带着文化沉郁,轻快里沾着历史沧桑。此书是徐锺佩以一个新闻人的鼻子,冷静观察的眼睛,加上文学之笔,为国人开的一扇欧洲之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她的系列报导,让中文读者看到英国人民怎样从满目疮痍的战后废墟慢慢站起。可惜她做全职记者生涯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因婚姻事业难以兼顾,不得不辞去工作。徐锺佩在婚后一篇散文里写着无奈:“我也慢慢领略到女人的悲哀,家庭和工作几乎等于鱼和熊掌,是不可得兼的。我常想两菜同烧,结果两只菜都烧得半生不熟。”
婚后的她身份成了外交官夫人,她跟随丈夫朱抚松的外交工作,先后到过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巴西、韩国等地,散文集《追忆西班牙》,1976年由林海音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印行。
谁是多余的人?
《余音》是徐锺佩写作生涯里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若问小说从何而来?原来她不得不离开记者生涯进入婚姻之后,总算在家庭与工作的“鱼与熊掌”之间取得了妥协,或说和谐。
关在大楼里当着外交官夫人的同时,她发现自己当不了称职的主妇,她的天地不在厨房。但聪明的女主人在国外安静的环境里,在一堆忧郁沮丧与孤单里,“把一个新的自己”扶了起来。她铺开纸笔──不写新闻可以写小说,按过去写作习惯,也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也是许多读者认定《余音》是一部作者自传的缘由,即使她再三否认也没有效果。
就形式看,《余音》本来是小说而不是传记,无需费笔墨解释,更无需找亲友证明。其实一部好的女性小说,就是所有女人的自传。童年求学的艰苦、母女关系的复杂,父女兄妹的深情,时代氛围的混乱,都是作家取生活经验为材料,加以想象创造。用这些材料炒出怎样一盘菜出来,呈现何等色香味在读者面前,才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端出的《余音》,是一道少有的人间美味。它摆在现代文学历史长廊的餐桌上,散发着特殊的香气。《余音》开篇第一句写道:
“我小时家里一直叫我‘多头’,意思是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女主角是家中老幺,多头是她的小名。父亲之故,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处情绪低潮,对一切都灰心绝意,这是女儿小名的由来。如果“女性作为多余的人”乃小说主题,那“余音”便是“多余的人”发出的不平之音、委屈之音。《余音》1961年首版至今整整五十年。半世纪以来,“多头”的声音,依然在现代文学长廊的梁柱上袅袅环绕。其抑扬顿挫,不只余音半世纪不绝如缕,相信百年后依然缭绕,只要男女地位仍不平衡,女性角色仍然在多余与多疑的阴影里。
渺渺音犹在,悠悠岁已迁
《余音》以抗战前十年间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一个因时代转变而无法适应的书香门第”。而在同一个大家庭里,男人比女人更不适应那个时代。例如从没落门第毅然走出的女主角“多头”,便一直站在时代前端,从未适应不良但勇于接受锻炼。她迎着时代浪头,一步步成长。正是烽火的大时代,海阔天空的大场景,让小女孩走南闯北,历经悲欢离合,也让家中这位“多余女孩”,在一番洗礼与试炼之后,到了小说结尾蜕变为家庭精神支柱,遇事已是指挥若定,成为书香门第仰赖的唯一脊梁。
《余音》全书二十万言,“女儿的声音”正是小说核心精神之所在。与林海音《城南旧事》相同,《余音》采取“透过女孩眼睛看世界”的叙事角度。作家的笔就像摄影师手上的镜头,读者随第一人称叙述者所见所思,共同历险。两位女主角的气质很像:都是伶俐、好奇、见义勇为的小女孩。也因为叙述者是女性,她们的眼睛特别能看到女人的不幸,镜头也特别抓得住女性压抑的悲哀。
徐锺佩与林海音相差一岁,《余音》里的多头,却比《城南旧事》的英子年纪大得多。比之安祥的北京胡同,《余音》背后有一个更壮大开阔的抗战背景。从多头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小说宽大的时代银幕里,不只呈现教育问题、婚姻问题,更有理想与现实,恋爱与家庭,男女社会角色如何平衡的问题。同为长篇小说,《余音》的性别意识,更是打破压抑女性的封建模式,其鲜明敢言淋漓尽致,与同代小说相比毫不逊色。
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余音》里的男人,有的考场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有的情场失意,从此不告而别,离家不负责任。书中女性家庭成员因而消失了丈夫或父亲,“父亲缺席”成为书中女角的共同特征。可怜被关在家庭制度里的女人,婚姻已不能自主;受命运驱使而面对的男性,若非身心软弱不负责任,便是意志不坚不告而别。小说借“多头的眼睛”看尽女性命运起伏。她的祖母、母亲、嫂嫂三代女性都盼望可靠的男人,但一代一代地失望了。女人最后不得不觉悟──只有自己站起来!正如多头母亲感慨:“女人要受教育,学一技之长”。光想倚靠男人的女人,早晚难以生存。
《余音》被归为女性小说,除了提出男女角色“谁是多余”的疑问,引人思索,更在文字的清新跳脱,利落爽朗,毫不拖泥带水。对比60年代弥漫台湾文坛一股浓腻的文艺腔,传承自五四的欧化语汇与浪漫习气,徐锺佩出身新闻记者的“干净”与“中性”文体,清澈明亮有如杜布西月光钢琴曲:音色是那么洁白,韵脚是那么轻灵。书页一打开,读者实时被文字吸引;一进入故事,不到结局,无法终篇。文词韵律时而轻柔,时而壮阔,读的人不自觉之间已热泪盈眶。
现代文学的历史长廊排列着形形色色的满汉大餐,《余音》是其中一道不可多得的江南美味。它的出色与出众,来自烹煮者的巧手与巧思,更来自创作者胸怀里的山水日月。出身旧式封建家庭,虽是女性却是踩过大江飞过大洋的知识精英。她明白中国女性走过怎样的荆棘路,便以自身经历沾新鲜笔墨,将那道血泪痕迹清晰刻画出来。余音即女性遗音,透过小说家彩笔,藉文学图书四海散播,永世传唱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