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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楼下,有一片难得的面朝湖水背靠高楼的开阔地。夏天,两棵高大的国槐浓荫遍地;冬天,八九点钟的阳光穿过楼间的缝隙,洒在那片开阔地上。因此,常有老人们来此乘凉,或晒太阳。
一天上午,遇到两个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在那片太阳地里闲聊天。没有别的听众,只有她们两个,耳不聪目不明的,竭力扯着嗓子,力图让对方听清楚。我站在那里听了一耳朵,我以为她们会聊些病啊痛啊生啊死啊的话题,结果不是,她们居然在聊房价,聊天气,聊刚刚发生的热门话题。
房价的升降还与她们有关吗?那些发生在远方的纷争与她们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些吃惊。仿佛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还与她们有关,仿佛她们还可以干预这个世界。唉,都已那么大年纪,她们不是在考虑死,而是考虑生。
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谈论死。季路问死生事,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不但对死不感兴趣,而且对鬼神也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喜欢谈论生,乐生,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生活。”
西方人的观念似乎正好相反,是“不知死,焉知生”(海德格尔),是“必有一死的人”向死而生。因此他们会有上帝的终极悦纳,会有天堂的乌托邦愿景。那些全意侍奉上帝的圣徒们,终生都在修为一种死亡的形而上学。
“谁征服了死亡的恐惧,谁就会深信自己不朽;谁没有这种恐惧,谁就实乃不朽。”齐奥朗说,对死亡的修行几乎取消了生,使生变成了死。无论我们怎样修行,死亡对我们来说终将是一场“又惊又痛的意外”,我们都没有含笑以待的本事。如此说来,儒家这种“顶活泼顶流畅”的乐生哲学,难道不是一种更伟大的智慧?
乐生者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死呢?若死期已定,会否死得很难看?我见过一个人的死。住在楼下的一个邻居,年轻时做过解放军的连长,进城后转业当了税务局长。局长没做多久,便因“乱搞男女关系”,被下放农场劳动。
据说他的老领导很为他惋惜,但形势所迫,无能为力,临下放前赐他一纸“免死证”。此传说近乎荒诞,但我们当时确是信其有的。
到农场后,此公意志消沉,犯错误无数,但因一纸“免死证”在手,均平安度过。闹得最大的一次是写“反标”,用白漆在柏油马路上手书了五个大字“打倒毛主席”,被抓了起来。但不久,毛就死了,他也“免死”回家。
退休后,他天天在小区里锻炼身体。有一段时间,发现他渐渐消瘦,脸蜡黄,精神萎靡。他怀疑自己得了癌,但又拒绝就医,怕一旦确诊,就真的活不成了。如此抑郁了大半年,他死了。不是死于癌,是死于怕死。
“告诉我你想怎么死,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齐奥朗调侃托尔斯泰怕死,“每次我想起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就开始懂得大象的恐惧。”事实上,托尔斯泰死得很体面。死前几天,凌晨5点不到,他就吩咐车夫套马,带上日记、铅笔和羽毛笔,匆匆离开了庄园。
他在出走那天夜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他要像一头自由的野兽,为自己寻找一处干净的死亡之地。
他来到奥普京修道院,站在院长居室的台阶下,脱帽伫立,不敢贸然进去,先请人传话:“请您说一声,我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我不能进去吧?”院长迎出来,张开双臂说:“我的兄弟!”托尔斯泰扑到院长怀里痛哭失声......
“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呢?因为若不这样,最终归于死亡的生命就毫无意义。”1910年11月20日,这位俄罗斯黄金时代的缔造者,死在他出走的途中。
(朵渔:诗人、专栏作家,现居天津)
一天上午,遇到两个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在那片太阳地里闲聊天。没有别的听众,只有她们两个,耳不聪目不明的,竭力扯着嗓子,力图让对方听清楚。我站在那里听了一耳朵,我以为她们会聊些病啊痛啊生啊死啊的话题,结果不是,她们居然在聊房价,聊天气,聊刚刚发生的热门话题。
房价的升降还与她们有关吗?那些发生在远方的纷争与她们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些吃惊。仿佛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还与她们有关,仿佛她们还可以干预这个世界。唉,都已那么大年纪,她们不是在考虑死,而是考虑生。
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谈论死。季路问死生事,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不但对死不感兴趣,而且对鬼神也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
我们喜欢谈论生,乐生,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生活。”
西方人的观念似乎正好相反,是“不知死,焉知生”(海德格尔),是“必有一死的人”向死而生。因此他们会有上帝的终极悦纳,会有天堂的乌托邦愿景。那些全意侍奉上帝的圣徒们,终生都在修为一种死亡的形而上学。
“谁征服了死亡的恐惧,谁就会深信自己不朽;谁没有这种恐惧,谁就实乃不朽。”齐奥朗说,对死亡的修行几乎取消了生,使生变成了死。无论我们怎样修行,死亡对我们来说终将是一场“又惊又痛的意外”,我们都没有含笑以待的本事。如此说来,儒家这种“顶活泼顶流畅”的乐生哲学,难道不是一种更伟大的智慧?
乐生者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死呢?若死期已定,会否死得很难看?我见过一个人的死。住在楼下的一个邻居,年轻时做过解放军的连长,进城后转业当了税务局长。局长没做多久,便因“乱搞男女关系”,被下放农场劳动。
据说他的老领导很为他惋惜,但形势所迫,无能为力,临下放前赐他一纸“免死证”。此传说近乎荒诞,但我们当时确是信其有的。
到农场后,此公意志消沉,犯错误无数,但因一纸“免死证”在手,均平安度过。闹得最大的一次是写“反标”,用白漆在柏油马路上手书了五个大字“打倒毛主席”,被抓了起来。但不久,毛就死了,他也“免死”回家。
退休后,他天天在小区里锻炼身体。有一段时间,发现他渐渐消瘦,脸蜡黄,精神萎靡。他怀疑自己得了癌,但又拒绝就医,怕一旦确诊,就真的活不成了。如此抑郁了大半年,他死了。不是死于癌,是死于怕死。
“告诉我你想怎么死,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齐奥朗调侃托尔斯泰怕死,“每次我想起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就开始懂得大象的恐惧。”事实上,托尔斯泰死得很体面。死前几天,凌晨5点不到,他就吩咐车夫套马,带上日记、铅笔和羽毛笔,匆匆离开了庄园。
他在出走那天夜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他要像一头自由的野兽,为自己寻找一处干净的死亡之地。
他来到奥普京修道院,站在院长居室的台阶下,脱帽伫立,不敢贸然进去,先请人传话:“请您说一声,我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我不能进去吧?”院长迎出来,张开双臂说:“我的兄弟!”托尔斯泰扑到院长怀里痛哭失声......
“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呢?因为若不这样,最终归于死亡的生命就毫无意义。”1910年11月20日,这位俄罗斯黄金时代的缔造者,死在他出走的途中。
(朵渔:诗人、专栏作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