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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二十世纪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
她是从瑞士山村走向世界的国际生死学大师。
她最早从事临终关怀事业,协助濒死病人和亲属安详面对死亡。
她颠覆了世界对死亡和生命的看法,清晰界定临终的五个阶段——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帮助人们学会接受死亡。
她在自己临终最后的著作《生命之轮》中告诉我们生命的终极秘密:“死亡并不真正存在,人生最难的功课是学会无私地去爱。”
作为三胞胎中老大的伊丽莎白从小就对生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并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她梦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像二十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有着“非洲圣人”之称的艾伯特·史怀哲那样,远赴非洲、印度救治贫苦大众。“我想要找出生命的意义。”伊丽莎白推开了自己传奇一生的大门。
在成为医生之前,青年时期的伊丽莎白曾参加过二战后的华沙援助工作。在设备和医药都少得可怜、没有麻醉剂的简陋诊所里,她和同伴们一起给病人截过肢、取过炸弹碎片,还接生过孩子。“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有多么坚忍顽强,他们的勇气和求生的意志深深打动了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仅凭意志就能战胜病魔,所以他们的治愈率才那么高。他们生存的本质——同样也是万物生存的本质——就是坚忍地向前走,活下去。”
在伊丽莎白的从医过程中,她发现人们在试图理解死亡时,往往会面对一个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样子。死亡是一种可怕的生命骤然中断的现象:意外身亡、谋杀,以及身患某种绝症,换句话说——令人感到恐怖的痛苦经历。在医生眼里,死亡则意味着失败。医院里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可是濒死者怎么可能逃开“死亡”这个事实呢?人有生自然对应着有死,如果对死亡一副冷漠,那么让濒死之人和他的亲友如何与生活继续相处?毫无希望地等待死亡?生活不再有任何光亮与色彩?沉默不语?不再表达丝毫关怀与爱意?这样的人生结局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
不!伊丽莎白坦言,“我从濒死的病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濒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还和我分享了自己本来可以做、应该做,但因太过虚弱或直到变成鳏夫或寡妇时仍未做的后悔莫及的事情。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教会我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和濒死无关,而是好好活着。”
我承认生活本身充满艰辛,选择如何活着也并非易事。但我也同样相信,如果你从一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口中听到“如果我能将一个人只想着仇恨和报复的一生,转变成充满爱和同情的一生,我才没有白白捡回这条命。”你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一定不会一点改变都没有。
是的,好好活着!伊丽莎白回忆那些遭遇纳粹、艾滋、癌症等种种不幸的人们,写下关于他们充满生命奇迹和暖人心窝的故事。给活着的,但已经在麻木生活中死去的人;给已经长大成人却无法逃离童年内心阴影的人;给时间长河也弥补不了犯下过错的遗憾的人;给希望可以好好活着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生平做的许多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医学专业范畴,带有神圣的人道主义关怀色彩。她无法坐视那些在医院里遭受着最差待遇的临终病人。他们的病房远离护士站,整天被迫躺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却没法关灯。除了在规定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探访,只能孤零零地等死。伊丽莎白经常去探视这些病人,握着他们的手聊上好几个小时,得知每个濒死病人都渴望得到爱、抚摸,渴望有人和他们交流。濒死病人并不想要他们的医生和自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的确,医学取得了的巨大进步,能让人生免除病痛。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时候当人们谈到死亡,总是要与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开它。伊丽莎白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这辈子活得不好(包括临终的时刻),那死亡也不安宁。
因此,伊丽莎白不顾其他医生的不解和反对,邀请濒死病人接受采访,并组织死亡与濒死研讨会。这些病人中不乏拥有美貌的妙龄女子;生来就与癌症抗争的9岁男孩;进出重症病房不下十来次,已经断气又回转生气的老妪……研讨会的形式很温馨,每个病人可以在众人面前尽情倾诉心声、想法和愿望,甚至发牢骚或痛哭来释放情绪。人们通过亲自接触,了解到临终病人是多么需要倾听、关爱和精神寄托,从中帮助濒死者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也过得充盈、有目标。而这一切,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与支持。
生命的真谛自然是好好活着,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更多的爱、理解和关注。怎样获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付出。付出爱和耐心,去聆听他者,去伸手给予帮助。单独的个体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人性绝不是充满一色光明,人性的复杂需要每个人都不断地付出爱,给出帮助才能过滤出光明的一面。不然,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将孤立无援,这个世界的每一颗心也将无处寄托。
她是从瑞士山村走向世界的国际生死学大师。
她最早从事临终关怀事业,协助濒死病人和亲属安详面对死亡。
她颠覆了世界对死亡和生命的看法,清晰界定临终的五个阶段——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帮助人们学会接受死亡。
她在自己临终最后的著作《生命之轮》中告诉我们生命的终极秘密:“死亡并不真正存在,人生最难的功课是学会无私地去爱。”
作为三胞胎中老大的伊丽莎白从小就对生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并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她梦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像二十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有着“非洲圣人”之称的艾伯特·史怀哲那样,远赴非洲、印度救治贫苦大众。“我想要找出生命的意义。”伊丽莎白推开了自己传奇一生的大门。
在成为医生之前,青年时期的伊丽莎白曾参加过二战后的华沙援助工作。在设备和医药都少得可怜、没有麻醉剂的简陋诊所里,她和同伴们一起给病人截过肢、取过炸弹碎片,还接生过孩子。“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有多么坚忍顽强,他们的勇气和求生的意志深深打动了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仅凭意志就能战胜病魔,所以他们的治愈率才那么高。他们生存的本质——同样也是万物生存的本质——就是坚忍地向前走,活下去。”
在伊丽莎白的从医过程中,她发现人们在试图理解死亡时,往往会面对一个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样子。死亡是一种可怕的生命骤然中断的现象:意外身亡、谋杀,以及身患某种绝症,换句话说——令人感到恐怖的痛苦经历。在医生眼里,死亡则意味着失败。医院里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可是濒死者怎么可能逃开“死亡”这个事实呢?人有生自然对应着有死,如果对死亡一副冷漠,那么让濒死之人和他的亲友如何与生活继续相处?毫无希望地等待死亡?生活不再有任何光亮与色彩?沉默不语?不再表达丝毫关怀与爱意?这样的人生结局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
不!伊丽莎白坦言,“我从濒死的病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濒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还和我分享了自己本来可以做、应该做,但因太过虚弱或直到变成鳏夫或寡妇时仍未做的后悔莫及的事情。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教会我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和濒死无关,而是好好活着。”
我承认生活本身充满艰辛,选择如何活着也并非易事。但我也同样相信,如果你从一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口中听到“如果我能将一个人只想着仇恨和报复的一生,转变成充满爱和同情的一生,我才没有白白捡回这条命。”你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一定不会一点改变都没有。
是的,好好活着!伊丽莎白回忆那些遭遇纳粹、艾滋、癌症等种种不幸的人们,写下关于他们充满生命奇迹和暖人心窝的故事。给活着的,但已经在麻木生活中死去的人;给已经长大成人却无法逃离童年内心阴影的人;给时间长河也弥补不了犯下过错的遗憾的人;给希望可以好好活着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生平做的许多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医学专业范畴,带有神圣的人道主义关怀色彩。她无法坐视那些在医院里遭受着最差待遇的临终病人。他们的病房远离护士站,整天被迫躺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却没法关灯。除了在规定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探访,只能孤零零地等死。伊丽莎白经常去探视这些病人,握着他们的手聊上好几个小时,得知每个濒死病人都渴望得到爱、抚摸,渴望有人和他们交流。濒死病人并不想要他们的医生和自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的确,医学取得了的巨大进步,能让人生免除病痛。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时候当人们谈到死亡,总是要与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开它。伊丽莎白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这辈子活得不好(包括临终的时刻),那死亡也不安宁。
因此,伊丽莎白不顾其他医生的不解和反对,邀请濒死病人接受采访,并组织死亡与濒死研讨会。这些病人中不乏拥有美貌的妙龄女子;生来就与癌症抗争的9岁男孩;进出重症病房不下十来次,已经断气又回转生气的老妪……研讨会的形式很温馨,每个病人可以在众人面前尽情倾诉心声、想法和愿望,甚至发牢骚或痛哭来释放情绪。人们通过亲自接触,了解到临终病人是多么需要倾听、关爱和精神寄托,从中帮助濒死者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也过得充盈、有目标。而这一切,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与支持。
生命的真谛自然是好好活着,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更多的爱、理解和关注。怎样获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付出。付出爱和耐心,去聆听他者,去伸手给予帮助。单独的个体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人性绝不是充满一色光明,人性的复杂需要每个人都不断地付出爱,给出帮助才能过滤出光明的一面。不然,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将孤立无援,这个世界的每一颗心也将无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