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开门为诸侯，闭门为天子”，所管辖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
　　土司由朝廷任命，需承担进贡与征调等义务，是中国古代的“一国两制”。
　　中央王朝改朝换代，但土司代代相传，可谓是“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土司”。
　　夏日的清晨，在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中，唐崖土司城也和山里的农人一样“苏醒”了。
　　吊脚楼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油茶汤的香味在晨风中弥漫；有土家妇女背着背篓，走过挂满露珠的“皇城”街道去田间采茶；有土家汉子张开渔网，在晨雾氤氲的唐崖河上捕鱼……这一切如同回到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源”生活一般。
　　何为“武陵”？“止戈为武”；“高平为陵”。《左传》和《诗经》里的这两句短语注解了“武陵”——这也是土家族历史的写照：在武陵山中的河谷间迁徙、征战、融合，经历了“巴人—五溪蛮—毕兹卡（本地人）—土家族”的发展历程，与之相对应的就有了“巴国—郡县制—羁縻制—土司制”的行政建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王朝退出武陵地区，另一个王朝又汹涌而来。从秦代至两宋，这块土地上大抵上演着相似的故事：历代中央王朝对武陵地区皆是利用羁縻政策——略微管束，施以笼络。中央王朝封授给少数民族首领一个职官称号后，不问内政，首领世领其地，世管其民。
　　元灭宋以后，大元帝国推出了一项新制度——在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基础上，实行一种招抚、任用各地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制度”。与前代土官相比，土司被中央王朝看得更紧，他们由朝廷任命，同时还要向朝廷承担朝贡、赋税、征战等义务。此一举，使中央和边疆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将管理土司的策略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史称“永乐定制”——对土司授职、职衔、领地、属民、隶属、承袭、信物、升迁、惩罚、进贡、纳赋、用兵、文教等作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其中规定了土司的职衔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等不同级别。
　　事实上，土司所管辖的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他们“打开门为诸侯，关起门来为天子”，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称得上是“一国两制”。因为土司既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本地的最高军事首领，故民间将土司称为“土司王”；土司允许世袭，中央王朝改朝换代，但土司依然代代相传，可谓是“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土司”。
　　唐崖覃氏土司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闪亮登场了。据史料记载，覃氏土司在武陵山区的活动由来已久，宋时（12世纪）鄂西覃氏势力已然显赫。
　　按照2014年出版的《中华覃氏志·湖北卷》的记载：覃氏始祖覃汝先在南宋时即定居施州柳州城（今恩施椅子山），其子覃伯坚开创了家族统领一方的功绩：宋庆元三年（1197年），覃伯坚因征“蜀吴曦乱”有功，受封于行军总管，镇守施州。这个行军总管就是唐宋实施的“羁縻府州”制度的一个官衔——以少数民族首领统之，授予都督、刺史等官职，允许世袭，并以军民兼管的都督府、总管府统领。
　　覃伯坚之子覃普诸世袭行军总管，后因功加授“镇国大元帅”，任施州镇边万户总管。覃普诸有三子：大儿子覃耳毛世袭镇国大元帅，执掌施南宣慰司；二儿子覃散毛执掌散毛宣抚司；三儿子覃化毛执掌唐崖长官司。元明清三代，覃氏家族拥有鄂西七个土司、湘西两个土司，成为武陵山一带的强宗大姓。
　　关于覃氏始祖的故事，《覃氏族谱》记载道：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覃化毛奉长兄镇国大元帅覃耳毛之命，领兵三千攻打蛮酋马化龙，取得唐崖五峒地，置军民千户所。覃化毛治理唐崖时实施仁政，使土民得以安居乐业，感其恩德，称化毛为“启处送”（土家语，意为上天赐予的仁主），覃化毛为唐崖始祖。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对于覃氏家族而言，是一个值得在族谱上大书一笔的历史。因为这一年朝廷正式下令设立唐崖长官司（六品），这意味着行政级别得到大大提升，土王也晋升为有“品级”的朝廷官员了。一个土司王朝的传奇历史就此开始书写——世袭土司17代，雄霸一方381年。
　　历史风云变幻，唐崖土司家族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元末时局动荡，朝廷无力控制，唐崖土司乘机发展；明朝建立后，对唐崖土司“以原官授之”；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因参加湘鄂西土司叛乱，遭废置；明永乐四年（1406年）复置，势力逐渐恢复。其后200余年间，唐崖土司稳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日臻成熟。随着历代土司的“军功”或“叛服”，职位屡有升降。
　　从秦汉的郡县制，到唐宋的羁縻制，再到元明清的土司制，都秉承了中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谋求利益平衡及共同发展，实现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民族生存与社会管理智慧。陈飞说：“这一管理智慧可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提供借鉴”。土司城能申遗，所承载的土司制度是其重要的价值所在，而遗留下来的土司城遗址，则是中央在大一统基础上“因俗而治”的光荣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