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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潘灵，当代布依族作家。他的作品以冷静洞察社会人情，温情地悲悯底层人物，深入剖析人性状态，情感真挚深沉，语言亦雅亦俗，充盈着悲剧性的美感。本文从复杂多维的悲剧存在、悲剧生命的生死抗争、意蕴深藏的悲剧价值三个方面，探究潘灵小说中蕴涵的悲剧精神，展现他对卑微灵魂的审美观照、对人性真美和人格力量的书写赞颂以及对现实悲剧的思考。
【关键词】 潘灵;小说;悲剧精神
【中圖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31-02
一、复杂多维的悲剧存在
潘灵始终坚持写底层，本着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在现代社会主流之下，寻找底层中那些远离主流的异质存在。潘灵细致地观察个体在不同境遇里的多个形象，以慈悲的善意将他们拾起，温柔地放进小说里，塑造具有悲剧性的艺术形象。
（一）知识分子的悲剧
知识分子渴望诗和远方，但现实似乎与诗和远方不能共存相容，无论选择哪一方，都将陷入痛苦和挣扎。小说中知识分子割舍诗和远方，成了物质的奴隶。《情逝》里，缪云楼以生存的借口劝诱自己放弃精神升华，在欲望中毁灭自己的良知，成了金钱的奴隶，并为自己损人利己的生存方式辩解，在精神上非人化。“一个人执着地追求理想往往暗示着他可能的悲剧性”。当知识分子选择诗和远方，就将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负重蹒跚。《爱到未来》里，尚大能执着于诗意的纯正，在媚俗艺术市场里得不到认可。知识分子在这个文化消费的时代里，不论是坚持自我还是追随潮流都是艰难的。巴金说过，一个作家为吃饭而写作是很不幸的。潘灵以自身的经历透视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危机，体现他对知识分子游离主体身份的同情和批判，同时表露他对知识分子使命的强烈认同。
（二）农民的悲剧
在城镇化之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影响和改变着农民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市信访局长》里，云湖化工厂排放化学废料污染云湖水，农民生存的自然环境被破坏，致使村民得怪病、投湖自尽的悲剧;云湖集团征占龙潭公园，改变了农民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农民乡愁的痛和精神文明的缺失。“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多年来精神上是自卑的”。无论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边缘人、“城里人”，还是守着土地的农村人，他们骨子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自卑情结。在《偷声音的老人们》里，潘灵以农民对土地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叙写失语农民在乡愁记忆里的艰难生存。民间文化是农民的精神寄托，土地是它特定的生存空间，“吹吹”文化脱离土地空间，不被新的文明接纳，致使麻脸大精神与肉体分离。潘灵叙事不同乡土空间里农民的悲剧生存，揭示他们在新农村发展中的被动和哑声，表达他对乡民醇厚而真挚的情感。
（三）女性的悲剧
潘灵以其独特视角审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双重空间里的生存状态。女性附属于男性，丧失人格的独立，成了悲剧的性别。《幽灵诉》里，郝家父子让“若男”“向男”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姓名，他们重男轻女的意识是对女性的不公。“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一形象创造自己”，大翠无条件服从丈夫，在潜意识里主动将自己客体化，在家庭场景里角色暗淡甚至于缺席;为守住小黑被捡来的秘密她杀害拾荒妇人，甚至牺牲自己去维护男权文化，完全地抛弃女性个体的独立性。在男性本位文化里，女性被客体化，处于社会失语状态。《一个人和村庄》里，阿莲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而进城挣钱，在城市里出卖自己的身体，没了纯真，丧失了自己最美的心灵和肉体，又致使父亲蒙羞上吊。潘灵以深刻的女性悲剧意识，将女性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叙写她们的生存状态，在拷问两性关系的同时反思男权文化，为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正名。
二、悲剧生命的生死抗争
潘灵写悲是有力量的，不平铺直叙，而在冷峻深邃中跌宕起伏。他通过悲剧人物在生存欲望里生与死的抗争，书写超越生死的个体和生命尊重。以悲壮塑造悲剧形象的美感，于悲情中表现悲剧生命的人格力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抗中凸显人的尊严和价值。
（一）毁灭痛苦中生的执著
悲剧生命一般都处在两难困境中，处在无从选择或无法割舍的矛盾冲突中，无论选择或放弃都会陷入无尽的痛苦。《情逝》里，在诗歌与生活两难境遇里，缪云楼、丁文昆选择了生活物资、自我保护;米惠选择了诗和远方，追求自我发展和精神永恒。他们主动接受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以不成功也决不妥协的精神书写抗争的壮美。潘灵在生与死的书写中探讨生存价值，他肯定物质的基础地位，尊重生命的个体性，但是在抗争中不断进取，追求超越物质的精神永恒才是最终极的，精神灵魂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二）坚守捍卫的孤独死亡
作为人群中的异质，是孤独而寂寞的，不仅要面对所坚守的精神物质的失落，更要接受绝大部分群体的不理解和恶意攻击。潘灵的悲剧生命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坚守和捍卫中孤独和死亡。《一个人和村庄》里，包伍明孤独地坚守着残破的乡村和土地，以一个人的春节联欢晚会书写坚贞。《半路上的青春》里，麻启智以“疯子”的身份用“爱屋”守护远遁的传统美德，他孤独却壮美。潘灵以善与恶的对抗叙写人格的力量，捍卫是对善的宣扬，死亡则预示着美的陨落，传递出强烈的道德感和崇高感。他塑造现代文明里倔强的坚守者，让他们在乡土民间和传统文化的记忆里孤寂和死亡，突显他们在矛盾冲突里的独立意志和抗争意识，彰显着力的美感。
（三）单纯复杂的女性命运
李纳曾说过，女性一旦觉醒，她的抛弃义无反顾、执着舍生忘死，表现得比男性更勇敢，思想比男性更单纯。同时，女性又是复杂的，情感里充满牵绊。《泥太阳》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春芳在意识觉醒之后果断地撕毁家庭主妇的形象，带领村民联名罢免新农村建设中保守怕事的丈夫，表现着女性的执着和大义凛然;因为亲情和父权的束缚，大义灭亲后她变得沉默茫然，双重思想的斗争里春芳成了矛盾体。秋叶以村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道德准则，全身心投入新农村建设，与顽固势力做斗争，既单纯又果敢;面对婚姻，她细腻而敏感，变得犹豫不自信。“母性，是女性天生的特质”，母性情感流淌出柔美和坚硬的双重性格。潘灵从女性细微之处的情感流露入手，解读她们细腻的密码，观照她们单纯又复杂的情感，彰显女性在坎坷命运里仍持着美好的品格。 三、意蕴深藏的悲剧价值
潘灵以悲悯关怀人的生存状况及精神状态，作品中有沉重的孤独感，也有浓厚的归属感。其小说以人的命运为起点，深入社会历史和人性精神的内部，探究人在既定社会历史下悲剧的存在，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反思人性的缺失，寻找悲剧的出路，实现了悲剧精神的最终目的及意义。
（一）悲剧形成的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认为，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人的本身，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环境所造成的。金钱物质为上的观念导致现代知識分子的集体哑声;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造成农民的悲剧;“封建余孽”摧残着农民和女性。社会历史环境与人的必然性的矛盾冲突，让人的价值观脱离正轨，形成异化的人。《半路上的青春》里，现代社会盛行的拜金、享乐主义让何飞等人精神文明错位，精神上迷茫空虚，心灵逐渐趋附于物质和权势，不再相信人的美善。人的异化带来环境的异化。“所谓‘环境的异化’，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体现……人向冷酷、残暴一面的异化是导致环境异化的直接因素。”异化的环境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社会进一步造成人的异化。
（二）乐观向上的精神
潘灵正视悲剧存在，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冀。潘灵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是否定的。在《半路上的青春》里，潘灵让“不想活徒步探险队”在行走中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潘灵肯定人生命本质的悲剧性，并对悲剧生命和现实的未来持乐观向上的态度。他设置理想化的人物，赋予他们拯救悲剧人物的重任。在《市信访局长》《泥太阳》《偷声音的老人们》里，潘灵安置了李民生、路江民、韩家川，让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鞠躬尽瘁。潘灵在乡愁的基础上建立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进行生存的自救和人性的救赎。《一个人和村庄》里，陈老汉在农村里可与人唱歌对弈、喝酒谈天，不感孤寂虚空;《小河淌水》里，阿英回到布依水寨，找回丢失的人性得到救赎。理想化人物和家园的设置，给小说的悲剧增添了温暖，也体现潘灵对现实悲剧的乐观精神。
（三）悲剧出路的探寻
悲剧艺术的终极责任是探索现实悲剧的救赎，即找回和规正人的精神和灵魂。潘灵在暴露中进行新旧对比，质疑所谓的“先进”与“落后”，在反现代性的存在里找到悲剧的弥合。在《奔跑的木头》里，潘灵以传奇深入本民族，书写原始状态下的木头，揭示现代人需要找回他们强健的肉体和坚忍的意志。潘灵又以《天麻》里学生赵小山救梅莉的情节，突显真情和善良的人性美。潘灵聚焦异质个体身上尚未被异化丢失的人性美，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寓显悲剧的出路。
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审视潘灵小说中知识分子、农民和女性的悲剧存在，表现他对底层人民的悲悯;然后从悲剧存在这一表象和基础出发，深入探讨小说悲剧精神的核心，以悲剧生命生死抗争彰显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的力量，传达人的生存意义;最后探究小说悲剧精神的最终目的及意义，揭开悲剧面纱之下涌动的暗流，以乐观的精神寻找现实悲剧的出路，凸显人性的真善美。潘灵以文人使命叙写人的文学，观照现实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深入人的精神灵魂，揭示人性危机，呼吁人们回归本真，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指导老师：赵淑琴）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
[2]巴金.随想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67.
[3]万忆，张亮华.对话潘灵（上）：用故事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云南[J].文化与传播，2014，（3）：3.
【关键词】 潘灵;小说;悲剧精神
【中圖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31-02
一、复杂多维的悲剧存在
潘灵始终坚持写底层，本着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在现代社会主流之下，寻找底层中那些远离主流的异质存在。潘灵细致地观察个体在不同境遇里的多个形象，以慈悲的善意将他们拾起，温柔地放进小说里，塑造具有悲剧性的艺术形象。
（一）知识分子的悲剧
知识分子渴望诗和远方，但现实似乎与诗和远方不能共存相容，无论选择哪一方，都将陷入痛苦和挣扎。小说中知识分子割舍诗和远方，成了物质的奴隶。《情逝》里，缪云楼以生存的借口劝诱自己放弃精神升华，在欲望中毁灭自己的良知，成了金钱的奴隶，并为自己损人利己的生存方式辩解，在精神上非人化。“一个人执着地追求理想往往暗示着他可能的悲剧性”。当知识分子选择诗和远方，就将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负重蹒跚。《爱到未来》里，尚大能执着于诗意的纯正，在媚俗艺术市场里得不到认可。知识分子在这个文化消费的时代里，不论是坚持自我还是追随潮流都是艰难的。巴金说过，一个作家为吃饭而写作是很不幸的。潘灵以自身的经历透视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危机，体现他对知识分子游离主体身份的同情和批判，同时表露他对知识分子使命的强烈认同。
（二）农民的悲剧
在城镇化之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影响和改变着农民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市信访局长》里，云湖化工厂排放化学废料污染云湖水，农民生存的自然环境被破坏，致使村民得怪病、投湖自尽的悲剧;云湖集团征占龙潭公园，改变了农民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农民乡愁的痛和精神文明的缺失。“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多年来精神上是自卑的”。无论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边缘人、“城里人”，还是守着土地的农村人，他们骨子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自卑情结。在《偷声音的老人们》里，潘灵以农民对土地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叙写失语农民在乡愁记忆里的艰难生存。民间文化是农民的精神寄托，土地是它特定的生存空间，“吹吹”文化脱离土地空间，不被新的文明接纳，致使麻脸大精神与肉体分离。潘灵叙事不同乡土空间里农民的悲剧生存，揭示他们在新农村发展中的被动和哑声，表达他对乡民醇厚而真挚的情感。
（三）女性的悲剧
潘灵以其独特视角审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双重空间里的生存状态。女性附属于男性，丧失人格的独立，成了悲剧的性别。《幽灵诉》里，郝家父子让“若男”“向男”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姓名，他们重男轻女的意识是对女性的不公。“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一形象创造自己”，大翠无条件服从丈夫，在潜意识里主动将自己客体化，在家庭场景里角色暗淡甚至于缺席;为守住小黑被捡来的秘密她杀害拾荒妇人，甚至牺牲自己去维护男权文化，完全地抛弃女性个体的独立性。在男性本位文化里，女性被客体化，处于社会失语状态。《一个人和村庄》里，阿莲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而进城挣钱，在城市里出卖自己的身体，没了纯真，丧失了自己最美的心灵和肉体，又致使父亲蒙羞上吊。潘灵以深刻的女性悲剧意识，将女性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叙写她们的生存状态，在拷问两性关系的同时反思男权文化，为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正名。
二、悲剧生命的生死抗争
潘灵写悲是有力量的，不平铺直叙，而在冷峻深邃中跌宕起伏。他通过悲剧人物在生存欲望里生与死的抗争，书写超越生死的个体和生命尊重。以悲壮塑造悲剧形象的美感，于悲情中表现悲剧生命的人格力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抗中凸显人的尊严和价值。
（一）毁灭痛苦中生的执著
悲剧生命一般都处在两难困境中，处在无从选择或无法割舍的矛盾冲突中，无论选择或放弃都会陷入无尽的痛苦。《情逝》里，在诗歌与生活两难境遇里，缪云楼、丁文昆选择了生活物资、自我保护;米惠选择了诗和远方，追求自我发展和精神永恒。他们主动接受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以不成功也决不妥协的精神书写抗争的壮美。潘灵在生与死的书写中探讨生存价值，他肯定物质的基础地位，尊重生命的个体性，但是在抗争中不断进取，追求超越物质的精神永恒才是最终极的，精神灵魂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二）坚守捍卫的孤独死亡
作为人群中的异质，是孤独而寂寞的，不仅要面对所坚守的精神物质的失落，更要接受绝大部分群体的不理解和恶意攻击。潘灵的悲剧生命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坚守和捍卫中孤独和死亡。《一个人和村庄》里，包伍明孤独地坚守着残破的乡村和土地，以一个人的春节联欢晚会书写坚贞。《半路上的青春》里，麻启智以“疯子”的身份用“爱屋”守护远遁的传统美德，他孤独却壮美。潘灵以善与恶的对抗叙写人格的力量，捍卫是对善的宣扬，死亡则预示着美的陨落，传递出强烈的道德感和崇高感。他塑造现代文明里倔强的坚守者，让他们在乡土民间和传统文化的记忆里孤寂和死亡，突显他们在矛盾冲突里的独立意志和抗争意识，彰显着力的美感。
（三）单纯复杂的女性命运
李纳曾说过，女性一旦觉醒，她的抛弃义无反顾、执着舍生忘死，表现得比男性更勇敢，思想比男性更单纯。同时，女性又是复杂的，情感里充满牵绊。《泥太阳》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春芳在意识觉醒之后果断地撕毁家庭主妇的形象，带领村民联名罢免新农村建设中保守怕事的丈夫，表现着女性的执着和大义凛然;因为亲情和父权的束缚，大义灭亲后她变得沉默茫然，双重思想的斗争里春芳成了矛盾体。秋叶以村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道德准则，全身心投入新农村建设，与顽固势力做斗争，既单纯又果敢;面对婚姻，她细腻而敏感，变得犹豫不自信。“母性，是女性天生的特质”，母性情感流淌出柔美和坚硬的双重性格。潘灵从女性细微之处的情感流露入手，解读她们细腻的密码，观照她们单纯又复杂的情感，彰显女性在坎坷命运里仍持着美好的品格。 三、意蕴深藏的悲剧价值
潘灵以悲悯关怀人的生存状况及精神状态，作品中有沉重的孤独感，也有浓厚的归属感。其小说以人的命运为起点，深入社会历史和人性精神的内部，探究人在既定社会历史下悲剧的存在，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反思人性的缺失，寻找悲剧的出路，实现了悲剧精神的最终目的及意义。
（一）悲剧形成的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认为，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人的本身，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环境所造成的。金钱物质为上的观念导致现代知識分子的集体哑声;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造成农民的悲剧;“封建余孽”摧残着农民和女性。社会历史环境与人的必然性的矛盾冲突，让人的价值观脱离正轨，形成异化的人。《半路上的青春》里，现代社会盛行的拜金、享乐主义让何飞等人精神文明错位，精神上迷茫空虚，心灵逐渐趋附于物质和权势，不再相信人的美善。人的异化带来环境的异化。“所谓‘环境的异化’，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体现……人向冷酷、残暴一面的异化是导致环境异化的直接因素。”异化的环境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社会进一步造成人的异化。
（二）乐观向上的精神
潘灵正视悲剧存在，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冀。潘灵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命哲学是否定的。在《半路上的青春》里，潘灵让“不想活徒步探险队”在行走中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潘灵肯定人生命本质的悲剧性，并对悲剧生命和现实的未来持乐观向上的态度。他设置理想化的人物，赋予他们拯救悲剧人物的重任。在《市信访局长》《泥太阳》《偷声音的老人们》里，潘灵安置了李民生、路江民、韩家川，让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鞠躬尽瘁。潘灵在乡愁的基础上建立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进行生存的自救和人性的救赎。《一个人和村庄》里，陈老汉在农村里可与人唱歌对弈、喝酒谈天，不感孤寂虚空;《小河淌水》里，阿英回到布依水寨，找回丢失的人性得到救赎。理想化人物和家园的设置，给小说的悲剧增添了温暖，也体现潘灵对现实悲剧的乐观精神。
（三）悲剧出路的探寻
悲剧艺术的终极责任是探索现实悲剧的救赎，即找回和规正人的精神和灵魂。潘灵在暴露中进行新旧对比，质疑所谓的“先进”与“落后”，在反现代性的存在里找到悲剧的弥合。在《奔跑的木头》里，潘灵以传奇深入本民族，书写原始状态下的木头，揭示现代人需要找回他们强健的肉体和坚忍的意志。潘灵又以《天麻》里学生赵小山救梅莉的情节，突显真情和善良的人性美。潘灵聚焦异质个体身上尚未被异化丢失的人性美，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寓显悲剧的出路。
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审视潘灵小说中知识分子、农民和女性的悲剧存在，表现他对底层人民的悲悯;然后从悲剧存在这一表象和基础出发，深入探讨小说悲剧精神的核心，以悲剧生命生死抗争彰显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的力量，传达人的生存意义;最后探究小说悲剧精神的最终目的及意义，揭开悲剧面纱之下涌动的暗流，以乐观的精神寻找现实悲剧的出路，凸显人性的真善美。潘灵以文人使命叙写人的文学，观照现实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深入人的精神灵魂，揭示人性危机，呼吁人们回归本真，体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责任。（指导老师：赵淑琴）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
[2]巴金.随想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67.
[3]万忆，张亮华.对话潘灵（上）：用故事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云南[J].文化与传播，20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