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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的外部性，是指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得到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直接补偿。对教育的外部性进行界定、分类与度量，找出适用于教育外部性内部化的措施，对于更好地发挥教育的功能，更好地解决教育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具有巨大的价值。
关键词：高等教育；外部性；内在化
乐志强先生在《高教探索》2007年第5期发表了《论高等教育外部性内在化的政府补贴措施》一文（以下简称“乐文”），从内在化高等教育正外部性的角度，对两种政府补贴措施进行探讨，提出了“利用庇古方案来解决，即政府通过补贴弥补高等教育市场的失灵，促使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差别补贴、国家助学贷款和高等教育经费的区域补偿”等观点。乐志强先生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分为生产补贴和消费补贴两种方式，并且认为“无论是生产补贴还是消费补贴，其补贴的幅度都应该等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重新起作用”[1]。
笔者认为，补贴政策是高等教育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重要手段，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公平程度密切相关。从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定义出发，乐文提出的生产补贴是内在化教育外部性的一个选择，但消费补贴不是。消费补贴是基于教育公平的角度而实行的。如果按照乐文中将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理解为“使得求学者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那么消费补贴可以看成是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下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应该是高等教育接受者的外部效益，其幅度不可能等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益，而且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求学者才得以使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因此即使进行补贴，补贴也应该给高等教育的施行者而不是接受者。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笔者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度量及内在化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并就若干观点求教于乐志强先生。
一、高等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亨利·西奇威克，他最初对外部性的认识，体现在对穆勒“灯塔”问题的继续探讨上。因此，拉丰把西奇威克作为外部性问题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一般认为，外部性的概念是马歇尔首次提出的。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庇古税”成为政府干预经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的有力措施。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经过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补充，外部性理论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充，为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教育外部性作为外部性外延发展的产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对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邻近影响”。卢卡斯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述到：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报酬。同样，中国学者对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类似的论述。王善迈把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范先佐认为：教育几乎是完全的“免费午餐”，致使教育部门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收益几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刚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袁连生认为：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潘奇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具有如下性质：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向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给予直接补偿或不必要补偿。[２]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参照外部性的一般定义，（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就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没有通过价格机制传递的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受教育者学到知识和技能后，增加了获得收入与享受生活的能力，即有可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货币收益与精神享受，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取的经济价值也主要是为受教育者本人或家庭享有，也有个人接受了教育后，有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教育的经济价值不是某一个人所独占的；更为重要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精神财富的传播和继承，其丰厚的社会价值远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所能比拟的。此外，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教育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即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和就业问题。
二、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度量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外部性，但如何度量这种外部性，理论界一直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近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收费的争论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对教育公平的忧虑外，更重要的是对高等教育外部性认识的模糊。只有科学考察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大小，才能对现行收费政策做出正确评价。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及帕累托标准来测度外部性的量的大小。目前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的定量化研究较为广泛，大致包括以下两种方法。
1. 基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舒尔茨进一步指出，教育是一项生产性投资，其结果可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可见，教育活动也要关注投入—产出的比率，提高教育经济效益。教育经济效益的重要衡量指标是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可分为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社会收益率指国民经济增长中可归因于教育的部分与社会支出的教育成本的比较；个人收益率是指个人收入增长中可归因于教育的部分与个人支出的教育成本的比较。
国际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收益率的大量研究，尽管在数据样本和考察时间上各不相同，但基本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结论：首先，从教育收益率的绝对量上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投资教育，都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其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情况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个国家投资教育的收益率就越高。再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随着教育层次的变化出现有规律的变化。从社会收益率来看，教育层次越高，社会收益率越低；从个人收益率来看，教育层次越高，个人收益率越高。最后，教育的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是相互渗透的。
教育收益率反映的是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它的大小可以显示出教育投资的优劣，因此可以作为个人和社会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参考。由于没有考虑社会总产出的情况，这些研究对于理解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2. 基于教育溢出效益的分析
查显友等（2006）构建了一个考虑到高等教育外溢效应的社会总生产函数和工资决定方程，并分别考察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总产出和私人收益的边际影响，以此为基础，设计了考察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指标，并运用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收益中，有75％以上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很不明显。这一结论可用以评价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其次在高等教育内部，与本科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的外部性更弱，其私人物品属性更加明显，这一结论可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依据。[３]
只是以上所得到的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的量值都是基于卢卡斯所描述的高等教育外部性，都只是高等教育外部经济效益的体现，并没有完全体现高等教育的外部社会效益。
从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影响领域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实质不单单等同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促进民主政治的提高、为经济提供人力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和内部和谐以及继承和创新文化传统等等，除了经济方面，很多是难以用数字来量化的，另外许多领域的影响是隐性的，也是不易观察的。因此，高等教育外部性具有不易量化的特性，其精确定量化还有待进一步融合公共选择理论、博弈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与制度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内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低效率（如图1所示），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化，更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教育外部性的内在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外部性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经济补偿问题作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还是科斯的外部性理论，集中研究的是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如何采取措施，以使其减少负外部性，但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是否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如何进行经济补偿则研究不够。科斯认为，经济理论的研究应主要解决经济效率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公平的问题，解决负外部性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正外部性的问题只能解决经济的公平。因此，对正外部性的补偿问题就被排除在他们的研究之外。实际上，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经济补偿，与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惩罚，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都应该予以关注与重视。因为若不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经济补偿，久而久之，就会使这类经济主体减少供给，从而损害社会利益或群体利益。因此，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补偿问题的研究应是今后外部性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经济学中控制环境污染（环境的外部性计量）的经济分析大致有三种思路：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思路，即环境污染可通过征收排污税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庇古认为，政府对生态环境污染领域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以此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通俗地说，就是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来确定纳税额度，并根据经济活动给社会创造的有益价值来确定补偿额度。二是产权管理思路，即通过产权明晰和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其主要特征是将产权同外部性联系起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可能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形下，通过产权明晰和协调各方的利益或讨价还价而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而且产权是明确的，那么，不论谁拥有产权，通过市场都可以使资源得到同样有效的配置。由于治理污染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进行，因而可以充分激励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环境资源的配置得以优化。但这一思路在实践中由于产权难以界定、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都可能导致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水平，而只能寻求次优水平。三是国家干预思路，即政府为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直接干预。在国家干预思路下，往往采取社会管制的措施，通常是制定管制条例。如根据美国过去几十年中公布的一系列管制条例，厂商们必须逐步减少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其1970年《空气洁净法》将三种主要的污染源的规定排放量降低了90%，到1977年要求新的厂家必须减少90%的硫化物排放量。对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内在化，更多的是采取庇古方案即政府通过补贴来弥补高等教育失灵的方式，而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多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４]按照本文给出的高等教育外部性的一般定义，乐文中的生产补贴即是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高等教育服务的成本补偿，使得高等教育机构以降低学费的形式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以降低高等教育服务正外部性没有被补偿所带来的供给的减少量。而乐文中关于消费补贴的说法——“对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学生进行补贴以弥补高等教育外部收益的损失，提高学生消费高等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则不妥当。从根本上说政府对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学生进行补贴的目的是从教育的公平角度出发，保证不同家庭经济状况背景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政府为了获得教育的正外部性所做出的投资或牺牲。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市场的低效率，但这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
从理论上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应等于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所带来的外部收益。然而上文提到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具有不易量化的特征，那么政府的财政补贴的确定应采用什么原则呢？政府又如何获得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补贴呢？下文就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1. 财政补贴额度的确定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政府希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尽快走上工作岗位，以更好的发挥教育的正外部性，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明显与这个目标不相符合。而且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主导高等教育市场。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把产业需求作为决定高校人才供给及专业设置适度与否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整个教育市场，而调控的手段就是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财政补贴。区域补贴：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建立高等教育经费的区域补偿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具体来看：（１）构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补贴额度，优先引导国外援助项目向西部高等教育倾斜。（２）人才和科研成果的流出省，应按照生均经费投入量和科研投入量核算净流出总量，其中中央支付部分可由中央财政进行补贴，地方政府支付部分以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投入可由人才和科研成果流入省进行补偿，避免落后地区的利益损失。高校补贴：对不同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与数量进行社会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采用不同的补贴数量，由此可以提高教育市场中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专业补贴：在对高等教育外部性进行生产补贴的时候，应当对高等教育机构中不同专业的经济特性进行分析，实行差别补贴。根据专业的外部性强弱与就业面宽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的高低进行不同的补贴，由此可以较好地通过市场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 财政补贴的来源
首先，我国目前开征的城市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费附加难以足额征收，并且在实际使用中挪用严重。“教育费附加”不是“税”，仅仅是一种“费”。政府可以考虑开征教育税以取代教育费附加。其次，考虑发行教育公债，以保证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经费短缺是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当前经济较为困难，扩张性财政政策回旋余地不大的情况下，力求通过较大规模的“内源性”筹资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是有明显局限性的，或许发行教育公债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另外，可通过发行教育彩票的方式筹集教育部分资金。彩票是利用商业行为筹措资金的一条很好的途径。目前，在我国体育彩票、福利彩票等等相继出现，每年给相应的体育、慈善等事业发展筹措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因此，发行“教育彩票”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筹措资金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乐志强，高鹏.论高等教育外部性内在化的政府补贴措施[J].高教探索，2007（5）：57－59.
[2]潘奇.论教育的外部性[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7（2）：40－42.
[３]查显友，丁守海.对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41－45.
[４]夏杰长.中国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0）：10－13.
关键词：高等教育；外部性；内在化
乐志强先生在《高教探索》2007年第5期发表了《论高等教育外部性内在化的政府补贴措施》一文（以下简称“乐文”），从内在化高等教育正外部性的角度，对两种政府补贴措施进行探讨，提出了“利用庇古方案来解决，即政府通过补贴弥补高等教育市场的失灵，促使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差别补贴、国家助学贷款和高等教育经费的区域补偿”等观点。乐志强先生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分为生产补贴和消费补贴两种方式，并且认为“无论是生产补贴还是消费补贴，其补贴的幅度都应该等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重新起作用”[1]。
笔者认为，补贴政策是高等教育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重要手段，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公平程度密切相关。从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定义出发，乐文提出的生产补贴是内在化教育外部性的一个选择，但消费补贴不是。消费补贴是基于教育公平的角度而实行的。如果按照乐文中将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理解为“使得求学者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那么消费补贴可以看成是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下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应该是高等教育接受者的外部效益，其幅度不可能等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益，而且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求学者才得以使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因此即使进行补贴，补贴也应该给高等教育的施行者而不是接受者。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笔者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外部性的界定、度量及内在化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并就若干观点求教于乐志强先生。
一、高等教育外部性的界定
外部性是任何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亨利·西奇威克，他最初对外部性的认识，体现在对穆勒“灯塔”问题的继续探讨上。因此，拉丰把西奇威克作为外部性问题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一般认为，外部性的概念是马歇尔首次提出的。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庇古税”成为政府干预经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的有力措施。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经过庇古、科斯等人的批判补充，外部性理论在1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外延也不断得到扩充，为解释和解决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教育外部性作为外部性外延发展的产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理念。弗里德曼对教育的外部性作了经典性的阐述：如果大多数公民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也不广泛地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稳定而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而教育对文化知识和价值准则这两个方面，均会做出贡献。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者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因此，存在相当大的“邻近影响”。卢卡斯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述到：当某一劳动者接受教育后，本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会提高，同时通过“潜移默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会提高，但他并不因此获得额外报酬。同样，中国学者对于教育外部性也作了类似的论述。王善迈把教育的产品属性定为教育具有巨大外部效益。一个人接受了教育,不仅受教育者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效益，同时社会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与非经济效益。从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范先佐认为：教育几乎是完全的“免费午餐”，致使教育部门缺乏自身的发展动力，收益几乎全部外在化了。袁志刚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就是“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袁连生认为：教育的间接消费效用，是教育的外部产出或外部效益。潘奇认为教育的外部性具有如下性质：教育的举办和产出除了达到国家和个人的教育目的外，还会给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带来经济、非经济的影响，但教育却不能向受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给予直接补偿或不必要补偿。[２]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参照外部性的一般定义，（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就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没有通过价格机制传递的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受教育者学到知识和技能后，增加了获得收入与享受生活的能力，即有可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货币收益与精神享受，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取的经济价值也主要是为受教育者本人或家庭享有，也有个人接受了教育后，有助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教育的经济价值不是某一个人所独占的；更为重要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精神财富的传播和继承，其丰厚的社会价值远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所能比拟的。此外，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教育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即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和就业问题。
二、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度量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外部性，但如何度量这种外部性，理论界一直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近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收费的争论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对教育公平的忧虑外，更重要的是对高等教育外部性认识的模糊。只有科学考察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大小，才能对现行收费政策做出正确评价。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及帕累托标准来测度外部性的量的大小。目前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的定量化研究较为广泛，大致包括以下两种方法。
1. 基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舒尔茨进一步指出，教育是一项生产性投资，其结果可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可见，教育活动也要关注投入—产出的比率，提高教育经济效益。教育经济效益的重要衡量指标是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可分为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社会收益率指国民经济增长中可归因于教育的部分与社会支出的教育成本的比较；个人收益率是指个人收入增长中可归因于教育的部分与个人支出的教育成本的比较。
国际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收益率的大量研究，尽管在数据样本和考察时间上各不相同，但基本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结论：首先，从教育收益率的绝对量上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只要投资教育，都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率。其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情况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个国家投资教育的收益率就越高。再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随着教育层次的变化出现有规律的变化。从社会收益率来看，教育层次越高，社会收益率越低；从个人收益率来看，教育层次越高，个人收益率越高。最后，教育的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是相互渗透的。
教育收益率反映的是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它的大小可以显示出教育投资的优劣，因此可以作为个人和社会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参考。由于没有考虑社会总产出的情况，这些研究对于理解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2. 基于教育溢出效益的分析
查显友等（2006）构建了一个考虑到高等教育外溢效应的社会总生产函数和工资决定方程，并分别考察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总产出和私人收益的边际影响，以此为基础，设计了考察高等教育外部性的指标，并运用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收益中，有75％以上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很不明显。这一结论可用以评价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其次在高等教育内部，与本科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的外部性更弱，其私人物品属性更加明显，这一结论可为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依据。[３]
只是以上所得到的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的量值都是基于卢卡斯所描述的高等教育外部性，都只是高等教育外部经济效益的体现，并没有完全体现高等教育的外部社会效益。
从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影响领域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实质不单单等同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促进民主政治的提高、为经济提供人力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和内部和谐以及继承和创新文化传统等等，除了经济方面，很多是难以用数字来量化的，另外许多领域的影响是隐性的，也是不易观察的。因此，高等教育外部性具有不易量化的特性，其精确定量化还有待进一步融合公共选择理论、博弈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与制度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内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低效率（如图1所示），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化，更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教育外部性的内在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外部性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经济补偿问题作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还是科斯的外部性理论，集中研究的是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如何采取措施，以使其减少负外部性，但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是否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如何进行经济补偿则研究不够。科斯认为，经济理论的研究应主要解决经济效率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公平的问题，解决负外部性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正外部性的问题只能解决经济的公平。因此，对正外部性的补偿问题就被排除在他们的研究之外。实际上，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经济补偿，与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惩罚，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都应该予以关注与重视。因为若不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给予经济补偿，久而久之，就会使这类经济主体减少供给，从而损害社会利益或群体利益。因此，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补偿问题的研究应是今后外部性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经济学中控制环境污染（环境的外部性计量）的经济分析大致有三种思路：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思路，即环境污染可通过征收排污税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庇古认为，政府对生态环境污染领域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以此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通俗地说，就是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来确定纳税额度，并根据经济活动给社会创造的有益价值来确定补偿额度。二是产权管理思路，即通过产权明晰和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其主要特征是将产权同外部性联系起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可能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形下，通过产权明晰和协调各方的利益或讨价还价而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科斯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而且产权是明确的，那么，不论谁拥有产权，通过市场都可以使资源得到同样有效的配置。由于治理污染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进行，因而可以充分激励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环境资源的配置得以优化。但这一思路在实践中由于产权难以界定、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都可能导致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水平，而只能寻求次优水平。三是国家干预思路，即政府为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直接干预。在国家干预思路下，往往采取社会管制的措施，通常是制定管制条例。如根据美国过去几十年中公布的一系列管制条例，厂商们必须逐步减少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其1970年《空气洁净法》将三种主要的污染源的规定排放量降低了90%，到1977年要求新的厂家必须减少90%的硫化物排放量。对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内在化，更多的是采取庇古方案即政府通过补贴来弥补高等教育失灵的方式，而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多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４]按照本文给出的高等教育外部性的一般定义，乐文中的生产补贴即是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高等教育服务的成本补偿，使得高等教育机构以降低学费的形式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以降低高等教育服务正外部性没有被补偿所带来的供给的减少量。而乐文中关于消费补贴的说法——“对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学生进行补贴以弥补高等教育外部收益的损失，提高学生消费高等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则不妥当。从根本上说政府对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学生进行补贴的目的是从教育的公平角度出发，保证不同家庭经济状况背景的学生都能够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政府为了获得教育的正外部性所做出的投资或牺牲。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市场的低效率，但这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
从理论上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应等于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所带来的外部收益。然而上文提到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具有不易量化的特征，那么政府的财政补贴的确定应采用什么原则呢？政府又如何获得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补贴呢？下文就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1. 财政补贴额度的确定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政府希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尽快走上工作岗位，以更好的发挥教育的正外部性，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明显与这个目标不相符合。而且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主导高等教育市场。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把产业需求作为决定高校人才供给及专业设置适度与否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整个教育市场，而调控的手段就是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财政补贴。区域补贴：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建立高等教育经费的区域补偿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具体来看：（１）构建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补贴额度，优先引导国外援助项目向西部高等教育倾斜。（２）人才和科研成果的流出省，应按照生均经费投入量和科研投入量核算净流出总量，其中中央支付部分可由中央财政进行补贴，地方政府支付部分以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投入可由人才和科研成果流入省进行补偿，避免落后地区的利益损失。高校补贴：对不同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与数量进行社会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采用不同的补贴数量，由此可以提高教育市场中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专业补贴：在对高等教育外部性进行生产补贴的时候，应当对高等教育机构中不同专业的经济特性进行分析，实行差别补贴。根据专业的外部性强弱与就业面宽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的高低进行不同的补贴，由此可以较好地通过市场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 财政补贴的来源
首先，我国目前开征的城市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费附加难以足额征收，并且在实际使用中挪用严重。“教育费附加”不是“税”，仅仅是一种“费”。政府可以考虑开征教育税以取代教育费附加。其次，考虑发行教育公债，以保证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支出。教育经费短缺是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当前经济较为困难，扩张性财政政策回旋余地不大的情况下，力求通过较大规模的“内源性”筹资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是有明显局限性的，或许发行教育公债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另外，可通过发行教育彩票的方式筹集教育部分资金。彩票是利用商业行为筹措资金的一条很好的途径。目前，在我国体育彩票、福利彩票等等相继出现，每年给相应的体育、慈善等事业发展筹措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因此，发行“教育彩票”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筹措资金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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