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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侯孝贤于1989年执导上映的电影《悲情城市》反映了台湾光复初期，特别是“二二八”事件下的台湾人所要面对的种种社会变化和矛盾，电影深刻地体现了在特点的社会背景下，在大陆接管后，台湾人的不满、抗争到最后的沉默，表现了台湾光复初期大陆与台湾的社会冲突。
【关键词】台湾光复；侯孝贤；台湾人
1989年，由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发行上映，这部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电影，在上映前就由于题材敏感，挑战当时台湾社会禁忌话题而备受争议。同年，影片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成为首部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以明显的的历史叙事形式，立意为那个时期不幸受难的台湾人写史，因此影片由一段历史文字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五十一年。而片尾则是由另一段历史记述结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悲情城市》通过记叙林氏家族四兄弟在动荡岁月中的不同遭遇，呈现出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况。
影片一开始在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下，以大哥林文雄之妻产下一子，取名“光明”为开始，似乎寓意着台湾结束日据时代后将迎来的美好明天，而这却恰恰是悲剧的开始。影片中，侯孝贤将故事中的主角分成不同的线索进行叙述，而这些路径又最终各自通往不同的悲剧结局，每条线条又隐含着导演所要表达的寓意。大哥文雄在与外省黑帮的争执中被枪杀，所指示的正是台湾本省人在与外省人的碰撞。二哥文森作为日本雇佣军远征南洋，音讯全无，展现了日剧时代下日本对台湾的伤害。三哥文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整肃，最终成为疯子，国家接管台湾后给台湾人带来的创伤在此亦可见一斑。四弟文清，自幼聋哑，最后却因为“二二八”事件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死于狱中，其代表的恰恰是台湾光复后集体患上失语症的民众，然而即便对周遭表示沉默，依旧难逃时代的厄运。一家四子，文雄被杀，文森失踪，文良疯癫，文清被捕，一家四子，终难逃家破人亡。滴水藏海，蝼蚁活命，小人物，大社会，侯孝贤正是通过以一个家族的命运，呈现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况，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本文也将从影片《悲情城市》入市，探讨台湾光复后的台湾人。
一、接管前后的心理落差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强行割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半个世界的飘摇，使台湾沦为“亚细亚孤儿”，台湾民众急切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满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10月，中国军队开始进驻台湾，台湾民众为引接国军，夜宿码头，通宵达旦。当国军抵达基隆，乘火车到达台北时，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并高唱《欢迎国军歌》，其词曰：“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歌声，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①可见当时台湾民众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欣喜之情。然而随着接收工作的展开，矛盾却开始日益凸显。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横向跋扈引起了台湾人的强烈不满。影片中有一段一群知识分子间的对话恰好反映出政府接管后台湾民众的不满，物价飞涨、外省官员任人唯亲、本省人失业严重、差别化对待台湾人，如此种种，都深深触动着台湾人的神经，甚至有人发出了“再这样搞下去，台湾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随后，“二二八”事件爆发。
台北人周秋金曾经这样描述国民政府接管后的台湾社会情况：“台湾光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据时期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台湾光复之初，台湾人对于重归祖国怀抱，莫不欣喜万分。当国军来台接收，全省各地都有欢迎的场面。汐止人亦不例外，……然而，一下火车的国军即破口大骂：他妈的，开枪打死！而且他们衣衫褴褛，脚穿草鞋，肩膀扛着扁担，如此形象令当场欢迎的群众感到十分失望。……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本地人不同，加以存有欺负本地人的心理，故“二二八”发生前，常闻听他们买东西时，要求生意人折价出售，或是随便给些钱就把东西拿走。除此之外，当时士兵纪律败坏，平常看到他们总是衣衫不整，在路旁抽烟、吃东西、带女人逛街，或者是在市场上买菜，形形色色都有。”②不难看出，当时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接管带有极大的期望，甚至会将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然而国民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却令台湾人极为失望，甚至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以至于日据时期反日左翼文学家王白渊对于接收四个月以来的乱象，在其《在台湾历史的相克》一文中指出：“台湾虽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着半世纪之久之生活。因此其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政治理念，均属于工业社会之范畴。当然台胞本身不能说是工业民族，但是亦不能说是农业社会的住民，毕竟受过近代高度资本主义深刻之洗礼。……中国在八年抗战中，当然许多地方有相当地进步，但还脱不离次殖民地之性格，带着许多农业社会的毛病，……接受台湾，就说接受日本，从低级的社会组织，来接收高度的社会组织，当然是不容易的。”③
影片中，三哥文良正是由于在上海时期帮日本人做过事情，光复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的罪名投入监狱，尽管林家花钱将其从狱中“买”出来，但出狱后却变成了一个疯子，整日蓬头垢面，靠吃祭祖的食物为生。侯孝贤借影片中大哥之口，说出了：“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的真切感受。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台湾几个世纪间在大国中反复易手的风雨，通过影片中人物看似能看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措置失当，破坏台湾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民心尽失。从接收前的满怀希望到接收后的失望至极，巨大的心理落差带给台湾人强烈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也由此蔓延到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二、与外省人的对立
1945年到达的第一批外省人不是国民党。他们绝大多数是外人，为了获取在大陆不能得到的利益而来到台湾的投机者。他们从久经战乱的地区而来，以过去在大陸一样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使用暴力并尽其所能勒索钱财。他们不了解日本人在本地已然建立和遗留下的社会体系。那些犯罪份子主要来自上海，在台湾拉帮结派胡作非为。这就是电影中的帮派场面的由来。影片中的大哥文雄，就是因为不肯让三弟与上海帮一起贩运毒品，而与上海帮产生矛盾，最终死于黑帮之手。这既体现出当时外省人的强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台湾人在自然法则下不得不屈从的无奈局面。
随着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裂痕也进一步扩大。有些来台服务之公务员，职位虽不大，却时常流露出优越感，并常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他们视台湾人是被统治者，认为他们是来占领台湾，教导这些“化外之民”的台人。这一错误观点导致台人自尊心受到伤害。“日治时期不满日人歧视，来台的外省人又处处以为高人一等，台人因之视这些外省人为“新统治者”。加上台湾人与外省人长期隔离，语言不通，教育背景及生活习惯不同，因而彼此难以沟通，感情亦难融洽。”④影片中大哥为救出三弟，与官商勾结的黑帮老大谈判时，需要通过翻译，将台语翻译成白话再翻译成上海话，从语言的沟通就体现出本省人与外省人隔阂之深。
事实上，当时一些外省人并没有将台湾人视为自己的同胞，而视作被征服的异族来蹂躏，王白渊的社论《告外省人诸公》，文中批判少数对台胞怀有优越感的外省人，把台省看做殖民地，并劝告这些不肖的外省人：“现象与本质，应该要认清楚，例如台胞惯用日文日语，或是带一点日人的脾气，或是不能说漂亮的国语，写流利的国文，就说台胞奴化变质是没有用。”⑤可见，外省人将台湾人在日治时期所形成的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等，视为民族的异类，排斥和蔑视台湾人。
台湾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最终演化为“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影片中也有反映“二二八”事件后的社会情况，四弟文清在火车上被台湾人逼问是哪里人，聋哑的他在棍棒下含糊地发出“台北人”的声音，最后幸好得到好友宽容的帮助才得以解围。老大文雄的死、老四文清的挨打，無不展现出“二二八”事件后，无论是当时无心政治的商人亦或是言语不便的残障者，都无法逃离社会对立的影响。当时外省人与本省人之前的矛盾已由心理上的对立上升为肢体冲突，并最终酿成一幕幕血案。
三、对身份认同的寻求
从接管前的满怀希望到接管后的失望，从对外省人的热情欢迎到与外省人的格格不入，对立，甚至发生冲突，离开祖国五十多年的台湾人苦苦寻求着对身份的一份认同，彷徨于命运的几经更迭，喑哑于语言的几度变化。是日本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祖国是什么，哪里又是祖国？
在生活上与文化上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与日本远较台湾与中国有著密切的牵连。片中对于日本的描述以极其明亮的灯光、唯美的镜头来呈现。小川校长的拒绝遣返日本，以及小川静子在致送宽美离别礼物时所表达的依依不舍之真情，都表达了台湾回归“祖国”时，所必须被强迫放弃的五十年来多少已经融入台湾人民的生活中的日本文化影响，以及彼此人民间私下建立的复杂关系，强烈暗示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所不可避免的失落与割舍。
而随着国民政府的接管，大陆所带来的种种文化又给台湾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形成伤痛。台湾人对于他们心中的“祖国”也充满着疑惑和陌生。特别是接收西洋近代文化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由于具有汉民族与日本帝国臣民的双重身份，因此在国族认同上出现一个模糊的地带。“这类既为日本籍又具有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上遂自然存在着模糊的空间。实际上，日本时代台湾人对祖国的认知情况很难评估，每个人心中的台湾、中国、日本分量的比例，应该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真正付诸行动投入祖国怀抱的台湾人是绝对少数。”⑥
影片中几个知识分子在聚会中讲台湾接收前有村子整个村子都将青天白日旗挂反的段子，无疑体现出台湾人与大陆的距离，而当电影中，宽容、文清等人久别重逢，在一处酒家聚谈畅饮。聊到惘然处，一人开口低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众人相和，歌声渐起，慷慨一时，却又体现出他们对于祖国的渴望。文清受托所带给正在山中躲藏的异议分子的口信，是一首充满对祖国渴望的诗：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这是他们对于祖国的向往与热诚。然而，祖国是什么，他们并不认同如今接收他们的国民政府，正是这种矛盾，使台湾人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模糊，感到疑惑，最终凝集为一种伤痛。
四、小结
隔阂，误解与偏见最终让整个台湾民众像文清一样沉默，患上了集体失语症，变成了一个个哑巴和聋子，陷入久久的黑暗与静谧里，自己承担着悲情的痛苦。正如宽美最后在日记所写的那样“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悲情的城市里，沉默和逃避都不能救赎自我。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所拷问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血腥和残酷，不局限于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因地域差距而产生的矛盾，而是深挖到台湾人内心的深处，将几个世纪以来隐藏在台湾人内心里漂泊感、不信任感挖掘出来，让大家直面现实，正如侯孝贤在一次采访时所说的：“我拍《悲情城市》，不是因为我要揭开旧伤口，就如同过去人们曾经掩盖它。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必须面对自己，面对我们的历史。对于揭露二二八事件，我没有政治企图。我只是知道，有些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必须去面对去解决。”而通过《悲情城市》，透过台湾人内心的伤痛，再联系到当前的两岸合作甚至和平统一，都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在两岸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推进两岸三通，甚至于近日已在中国三个省市地区开放台湾自由行，种种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两岸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大陆在与台湾不断加强合作的同时，除了复杂的政治问题外，是否还应该思考：我们究竟能够为台湾同胞带去什么；能否让台湾同胞认同大陆，信任大陆；能否真正让他们放下心里的那堵墙，而这些才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黄政秀,张胜彦,吴文星著.台湾史[M].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245.
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M].1993:264.
③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转型[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119-120.
④黄政秀,张胜彦,吴文星著.台湾史[M].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251.
⑤黄俊杰著.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转型[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P114.
⑥黄俊杰著.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转型[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P117.
作者简介：王宏德，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级历史学系。
【关键词】台湾光复；侯孝贤；台湾人
1989年，由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发行上映，这部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电影，在上映前就由于题材敏感，挑战当时台湾社会禁忌话题而备受争议。同年，影片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成为首部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以明显的的历史叙事形式，立意为那个时期不幸受难的台湾人写史，因此影片由一段历史文字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五十一年。而片尾则是由另一段历史记述结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悲情城市》通过记叙林氏家族四兄弟在动荡岁月中的不同遭遇，呈现出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况。
影片一开始在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下，以大哥林文雄之妻产下一子，取名“光明”为开始，似乎寓意着台湾结束日据时代后将迎来的美好明天，而这却恰恰是悲剧的开始。影片中，侯孝贤将故事中的主角分成不同的线索进行叙述，而这些路径又最终各自通往不同的悲剧结局，每条线条又隐含着导演所要表达的寓意。大哥文雄在与外省黑帮的争执中被枪杀，所指示的正是台湾本省人在与外省人的碰撞。二哥文森作为日本雇佣军远征南洋，音讯全无，展现了日剧时代下日本对台湾的伤害。三哥文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整肃，最终成为疯子，国家接管台湾后给台湾人带来的创伤在此亦可见一斑。四弟文清，自幼聋哑，最后却因为“二二八”事件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死于狱中，其代表的恰恰是台湾光复后集体患上失语症的民众，然而即便对周遭表示沉默，依旧难逃时代的厄运。一家四子，文雄被杀，文森失踪，文良疯癫，文清被捕，一家四子，终难逃家破人亡。滴水藏海，蝼蚁活命，小人物，大社会，侯孝贤正是通过以一个家族的命运，呈现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况，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本文也将从影片《悲情城市》入市，探讨台湾光复后的台湾人。
一、接管前后的心理落差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强行割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半个世界的飘摇，使台湾沦为“亚细亚孤儿”，台湾民众急切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满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10月，中国军队开始进驻台湾，台湾民众为引接国军，夜宿码头，通宵达旦。当国军抵达基隆，乘火车到达台北时，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并高唱《欢迎国军歌》，其词曰：“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歌声，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①可见当时台湾民众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欣喜之情。然而随着接收工作的展开，矛盾却开始日益凸显。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横向跋扈引起了台湾人的强烈不满。影片中有一段一群知识分子间的对话恰好反映出政府接管后台湾民众的不满，物价飞涨、外省官员任人唯亲、本省人失业严重、差别化对待台湾人，如此种种，都深深触动着台湾人的神经，甚至有人发出了“再这样搞下去，台湾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随后，“二二八”事件爆发。
台北人周秋金曾经这样描述国民政府接管后的台湾社会情况：“台湾光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据时期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台湾光复之初，台湾人对于重归祖国怀抱，莫不欣喜万分。当国军来台接收，全省各地都有欢迎的场面。汐止人亦不例外，……然而，一下火车的国军即破口大骂：他妈的，开枪打死！而且他们衣衫褴褛，脚穿草鞋，肩膀扛着扁担，如此形象令当场欢迎的群众感到十分失望。……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本地人不同，加以存有欺负本地人的心理，故“二二八”发生前，常闻听他们买东西时，要求生意人折价出售，或是随便给些钱就把东西拿走。除此之外，当时士兵纪律败坏，平常看到他们总是衣衫不整，在路旁抽烟、吃东西、带女人逛街，或者是在市场上买菜，形形色色都有。”②不难看出，当时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接管带有极大的期望，甚至会将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然而国民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却令台湾人极为失望，甚至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以至于日据时期反日左翼文学家王白渊对于接收四个月以来的乱象，在其《在台湾历史的相克》一文中指出：“台湾虽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着半世纪之久之生活。因此其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政治理念，均属于工业社会之范畴。当然台胞本身不能说是工业民族，但是亦不能说是农业社会的住民，毕竟受过近代高度资本主义深刻之洗礼。……中国在八年抗战中，当然许多地方有相当地进步，但还脱不离次殖民地之性格，带着许多农业社会的毛病，……接受台湾，就说接受日本，从低级的社会组织，来接收高度的社会组织，当然是不容易的。”③
影片中，三哥文良正是由于在上海时期帮日本人做过事情，光复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的罪名投入监狱，尽管林家花钱将其从狱中“买”出来，但出狱后却变成了一个疯子，整日蓬头垢面，靠吃祭祖的食物为生。侯孝贤借影片中大哥之口，说出了：“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的真切感受。短短几十个字，概括了台湾几个世纪间在大国中反复易手的风雨，通过影片中人物看似能看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措置失当，破坏台湾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民心尽失。从接收前的满怀希望到接收后的失望至极，巨大的心理落差带给台湾人强烈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也由此蔓延到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二、与外省人的对立
1945年到达的第一批外省人不是国民党。他们绝大多数是外人，为了获取在大陆不能得到的利益而来到台湾的投机者。他们从久经战乱的地区而来，以过去在大陸一样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使用暴力并尽其所能勒索钱财。他们不了解日本人在本地已然建立和遗留下的社会体系。那些犯罪份子主要来自上海，在台湾拉帮结派胡作非为。这就是电影中的帮派场面的由来。影片中的大哥文雄，就是因为不肯让三弟与上海帮一起贩运毒品，而与上海帮产生矛盾，最终死于黑帮之手。这既体现出当时外省人的强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台湾人在自然法则下不得不屈从的无奈局面。
随着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裂痕也进一步扩大。有些来台服务之公务员，职位虽不大，却时常流露出优越感，并常以“胜利者”、“统治者”自居。他们视台湾人是被统治者，认为他们是来占领台湾，教导这些“化外之民”的台人。这一错误观点导致台人自尊心受到伤害。“日治时期不满日人歧视，来台的外省人又处处以为高人一等，台人因之视这些外省人为“新统治者”。加上台湾人与外省人长期隔离，语言不通，教育背景及生活习惯不同，因而彼此难以沟通，感情亦难融洽。”④影片中大哥为救出三弟，与官商勾结的黑帮老大谈判时，需要通过翻译，将台语翻译成白话再翻译成上海话，从语言的沟通就体现出本省人与外省人隔阂之深。
事实上，当时一些外省人并没有将台湾人视为自己的同胞，而视作被征服的异族来蹂躏，王白渊的社论《告外省人诸公》，文中批判少数对台胞怀有优越感的外省人，把台省看做殖民地，并劝告这些不肖的外省人：“现象与本质，应该要认清楚，例如台胞惯用日文日语，或是带一点日人的脾气，或是不能说漂亮的国语，写流利的国文，就说台胞奴化变质是没有用。”⑤可见，外省人将台湾人在日治时期所形成的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等，视为民族的异类，排斥和蔑视台湾人。
台湾人与外省人的矛盾最终演化为“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影片中也有反映“二二八”事件后的社会情况，四弟文清在火车上被台湾人逼问是哪里人，聋哑的他在棍棒下含糊地发出“台北人”的声音，最后幸好得到好友宽容的帮助才得以解围。老大文雄的死、老四文清的挨打，無不展现出“二二八”事件后，无论是当时无心政治的商人亦或是言语不便的残障者，都无法逃离社会对立的影响。当时外省人与本省人之前的矛盾已由心理上的对立上升为肢体冲突，并最终酿成一幕幕血案。
三、对身份认同的寻求
从接管前的满怀希望到接管后的失望，从对外省人的热情欢迎到与外省人的格格不入，对立，甚至发生冲突，离开祖国五十多年的台湾人苦苦寻求着对身份的一份认同，彷徨于命运的几经更迭，喑哑于语言的几度变化。是日本人，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祖国是什么，哪里又是祖国？
在生活上与文化上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与日本远较台湾与中国有著密切的牵连。片中对于日本的描述以极其明亮的灯光、唯美的镜头来呈现。小川校长的拒绝遣返日本，以及小川静子在致送宽美离别礼物时所表达的依依不舍之真情，都表达了台湾回归“祖国”时，所必须被强迫放弃的五十年来多少已经融入台湾人民的生活中的日本文化影响，以及彼此人民间私下建立的复杂关系，强烈暗示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所不可避免的失落与割舍。
而随着国民政府的接管，大陆所带来的种种文化又给台湾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形成伤痛。台湾人对于他们心中的“祖国”也充满着疑惑和陌生。特别是接收西洋近代文化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由于具有汉民族与日本帝国臣民的双重身份，因此在国族认同上出现一个模糊的地带。“这类既为日本籍又具有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在国族认同上遂自然存在着模糊的空间。实际上，日本时代台湾人对祖国的认知情况很难评估，每个人心中的台湾、中国、日本分量的比例，应该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真正付诸行动投入祖国怀抱的台湾人是绝对少数。”⑥
影片中几个知识分子在聚会中讲台湾接收前有村子整个村子都将青天白日旗挂反的段子，无疑体现出台湾人与大陆的距离，而当电影中，宽容、文清等人久别重逢，在一处酒家聚谈畅饮。聊到惘然处，一人开口低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众人相和，歌声渐起，慷慨一时，却又体现出他们对于祖国的渴望。文清受托所带给正在山中躲藏的异议分子的口信，是一首充满对祖国渴望的诗：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这是他们对于祖国的向往与热诚。然而，祖国是什么，他们并不认同如今接收他们的国民政府，正是这种矛盾，使台湾人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模糊，感到疑惑，最终凝集为一种伤痛。
四、小结
隔阂，误解与偏见最终让整个台湾民众像文清一样沉默，患上了集体失语症，变成了一个个哑巴和聋子，陷入久久的黑暗与静谧里，自己承担着悲情的痛苦。正如宽美最后在日记所写的那样“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悲情的城市里，沉默和逃避都不能救赎自我。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所拷问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血腥和残酷，不局限于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因地域差距而产生的矛盾，而是深挖到台湾人内心的深处，将几个世纪以来隐藏在台湾人内心里漂泊感、不信任感挖掘出来，让大家直面现实，正如侯孝贤在一次采访时所说的：“我拍《悲情城市》，不是因为我要揭开旧伤口，就如同过去人们曾经掩盖它。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必须面对自己，面对我们的历史。对于揭露二二八事件，我没有政治企图。我只是知道，有些事情在我们的心里，必须去面对去解决。”而通过《悲情城市》，透过台湾人内心的伤痛，再联系到当前的两岸合作甚至和平统一，都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在两岸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推进两岸三通，甚至于近日已在中国三个省市地区开放台湾自由行，种种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两岸关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大陆在与台湾不断加强合作的同时，除了复杂的政治问题外，是否还应该思考：我们究竟能够为台湾同胞带去什么；能否让台湾同胞认同大陆，信任大陆；能否真正让他们放下心里的那堵墙，而这些才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黄政秀,张胜彦,吴文星著.台湾史[M].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245.
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M].1993:264.
③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转型[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119-120.
④黄政秀,张胜彦,吴文星著.台湾史[M].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251.
⑤黄俊杰著.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转型[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P114.
⑥黄俊杰著.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转型[M].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P117.
作者简介：王宏德，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级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