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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结束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路线图”。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体现在两个文件上，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是《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这次会议，对于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三中全会表述了中国
的新问题和新现实
像中共近20余年历届党的三中全会一样，这次会议的议题也是经济方面的，不涉及国家间关系和外交议题。因此，把两者联系起来，可能会被认为十分奇怪的想法。
对此我的回应很简单：首先，需要回忆一下海外关于中国的各种预言和指责，比如由来已久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这些预言和指责，大抵基于对于中国未来身份和角色的“焦虑”。随着中国经济连续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在相当多的海外观察家中间，缺乏共识。他们对于中国实力增长后如何使用这些力量，感到没有把握。由此而来的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与中国竞争等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重大外交问题。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堪称自然的、本能的反应。
其次，我们需要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试验，具有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后果，它的成功及失败，都一样具有国际价值，而且，它的转型以及走向，不是单向的对国家间关系施加影响，而是在与国家间关系进程的互动中，彼此相互施加影响。不能反映这种进程的政策，就是一项错误的政策。
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改革政策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明确，所谓的正确政策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推进经济改革，逐渐明确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另一个则是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主题这样的判断。
我前面提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成果体现在两个决议之中。决议虽然是两个，而实际上却是统一和连续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直接承继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后两个决议只有两个词的差别，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完善”，两个词的差异，反映的是中国十年间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则是对伴随中国十年间经济领域重大变革而出现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现实的宪法承认。因此，可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表述的是中国的新问题和新现实。
中国经济的转型增长之路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所依循的路径，简单地说，是所谓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中，经济目标居先，而宪政转轨则有所滞后，因而中国的转轨性增长带有失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经济先行战略导致经济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失衡。在经济转轨之初，人们一般期望经济的市场化会相应地伴随着行政权力的弱化。这是经济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一般性假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官员中的“下海潮”，就是这种期望的体现。但是，中国实际的转型进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并没有消解政府权力。政府权力和市场保持了同步增长的局面。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的市场化”，权力成为经济资源。目前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反映。
2.转型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方面。根据笔者对全国人大的采访和观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世纪之交，地方官员呼吁最多的问题，就是区域不平衡问题。有学者把这种区域差异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3.转型不平衡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异。通过对北京的抽样调查，收入水平最高的10％人群，其购买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就全国而言，收入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至10％的家庭的100倍。几项权威性研究得出的目前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介于0.39～0.55之间，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0.45是比较合理的估计值。这个估计值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略低。
4.中国转型性增长带有权利分配不平衡的特征。经济上的不平衡增长，其背后的根源是权利的不平衡。比如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提高，其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权利得不到维护。根据对1988～1995年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的考察，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农民能否进入到现代部门获得工资性收入，其贡献率最高达39.7％，成了第一位的因素，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强。1998年以来，弱势群体的概念得到普遍使用，所反映的就是权利失衡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中国的转型性增长伴随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权利的不平衡性增长。
三中全会着力解决的问题
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再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作出承诺，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对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通过修宪，予以承认和维持。在发表的决议中，突出强调了“依法保护各类产权”，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四个有利于”。
第二，对过去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中国市场经济的起始阶段明确奉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因此带来发展失衡就是自然的。而三中全会则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下，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总原则，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个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将采取措施，平衡各种利益，走均衡发展的路子。
第三，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市场经济的目标，包含着政府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所谓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指的就是政府过当干预、官商勾结、权贵横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指法治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创新的新时期，政府的权力、行为将得到宪法约束，相应地，社会、公民的权力将得到提升。
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亚太政策
从上面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并不包含对国际秩序和中国外交方针的承诺。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不变的背景下，经济战略“路线图”的确立，同样也预示着、指引着政治路线图和国家间关系的路线图。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最活跃的部分是其周边外交，尤其是亚洲外交。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承诺，将共同推动亚洲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三国将抓紧落实《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推动10＋3合作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支持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机制中加强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印尼期间阐述了中国对待自己力量崛起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强大将给亚洲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将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强调，积极促进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是中国的既定方针。“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将为地区稳定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致力于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0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东盟十国外长签署文件，宣布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使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同别国或国家集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APEC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他发表的演讲阐述了中国的三点主张。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
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集中阐述亚太政策主张，是不同寻常的，这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清晰的亚洲政策和亚洲秩序的构想。
中国的亚洲政策与十六届三中全会阐述的“路线图”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1.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对此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实力增长所引起的反响，也有着清醒的感知。中国希望维持这样的存在。正如在国内选择了维持既得利益现状一样，中国在亚洲也选择了维持现状。
2.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第二项政策主张，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政策主张，与三中全会提出的“五统筹”，异曲同工。为什么？原因在于，纠正市场经济第一个10年的偏差，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亚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中国的亚洲政策中，不仅仅中国面临着均衡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政治制度转型的问题，亚洲许多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3.中国未来10年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约束失衡的力量结构。对国内力量结构的调整，是很大的政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力量的外溢也需要通过宪政秩序予以约束。
4.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2002年，中国先于日本、韩国宣布与东盟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明确了关税减让的时间表。中国在该地区正日益自觉地扮演一个自由贸易推动者的角色。其中的根由在于中国过去10年中经济的外向程度的迅速提高。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度接近40％，高于日本，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预测，中国的对外出口还将继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对外依赖度也势将继续上升。
由此看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向亚洲传达的，是一个福音。亚洲应当欢迎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对于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三中全会表述了中国
的新问题和新现实
像中共近20余年历届党的三中全会一样，这次会议的议题也是经济方面的，不涉及国家间关系和外交议题。因此，把两者联系起来，可能会被认为十分奇怪的想法。
对此我的回应很简单：首先，需要回忆一下海外关于中国的各种预言和指责，比如由来已久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这些预言和指责，大抵基于对于中国未来身份和角色的“焦虑”。随着中国经济连续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在相当多的海外观察家中间，缺乏共识。他们对于中国实力增长后如何使用这些力量，感到没有把握。由此而来的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与中国竞争等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重大外交问题。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堪称自然的、本能的反应。
其次，我们需要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试验，具有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后果，它的成功及失败，都一样具有国际价值，而且，它的转型以及走向，不是单向的对国家间关系施加影响，而是在与国家间关系进程的互动中，彼此相互施加影响。不能反映这种进程的政策，就是一项错误的政策。
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改革政策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明确，所谓的正确政策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推进经济改革，逐渐明确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另一个则是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主题这样的判断。
我前面提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成果体现在两个决议之中。决议虽然是两个，而实际上却是统一和连续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直接承继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后两个决议只有两个词的差别，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完善”，两个词的差异，反映的是中国十年间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则是对伴随中国十年间经济领域重大变革而出现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现实的宪法承认。因此，可以说，十六届三中全会表述的是中国的新问题和新现实。
中国经济的转型增长之路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所依循的路径，简单地说，是所谓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中，经济目标居先，而宪政转轨则有所滞后，因而中国的转轨性增长带有失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经济先行战略导致经济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失衡。在经济转轨之初，人们一般期望经济的市场化会相应地伴随着行政权力的弱化。这是经济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一般性假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官员中的“下海潮”，就是这种期望的体现。但是，中国实际的转型进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并没有消解政府权力。政府权力和市场保持了同步增长的局面。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的市场化”，权力成为经济资源。目前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反映。
2.转型的不平衡还体现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方面。根据笔者对全国人大的采访和观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世纪之交，地方官员呼吁最多的问题，就是区域不平衡问题。有学者把这种区域差异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3.转型不平衡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收入分配上的差异。通过对北京的抽样调查，收入水平最高的10％人群，其购买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就全国而言，收入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至10％的家庭的100倍。几项权威性研究得出的目前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介于0.39～0.55之间，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0.45是比较合理的估计值。这个估计值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略低。
4.中国转型性增长带有权利分配不平衡的特征。经济上的不平衡增长，其背后的根源是权利的不平衡。比如农民收入之所以无法提高，其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城市中的就业权利得不到维护。根据对1988～1995年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的考察，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是农民能否进入到现代部门获得工资性收入，其贡献率最高达39.7％，成了第一位的因素，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强。1998年以来，弱势群体的概念得到普遍使用，所反映的就是权利失衡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中国的转型性增长伴随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权利的不平衡性增长。
三中全会着力解决的问题
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再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作出承诺，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对于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通过修宪，予以承认和维持。在发表的决议中，突出强调了“依法保护各类产权”，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四个有利于”。
第二，对过去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中国市场经济的起始阶段明确奉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因此带来发展失衡就是自然的。而三中全会则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下，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总原则，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个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将采取措施，平衡各种利益，走均衡发展的路子。
第三，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市场经济的目标，包含着政府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所谓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指的就是政府过当干预、官商勾结、权贵横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指法治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创新的新时期，政府的权力、行为将得到宪法约束，相应地，社会、公民的权力将得到提升。
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亚太政策
从上面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描述可以看出，其中并不包含对国际秩序和中国外交方针的承诺。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不变的背景下，经济战略“路线图”的确立，同样也预示着、指引着政治路线图和国家间关系的路线图。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最活跃的部分是其周边外交，尤其是亚洲外交。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承诺，将共同推动亚洲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三国将抓紧落实《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推动10＋3合作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支持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机制中加强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印尼期间阐述了中国对待自己力量崛起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强大将给亚洲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将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强调，积极促进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是中国的既定方针。“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将为地区稳定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致力于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0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与东盟十国外长签署文件，宣布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使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同别国或国家集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在泰国曼谷召开的APEC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他发表的演讲阐述了中国的三点主张。第一，要加强相互信任，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要推动相互开放市场，健全多边贸易体制。
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集中阐述亚太政策主张，是不同寻常的，这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清晰的亚洲政策和亚洲秩序的构想。
中国的亚洲政策与十六届三中全会阐述的“路线图”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1.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对此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实力增长所引起的反响，也有着清醒的感知。中国希望维持这样的存在。正如在国内选择了维持既得利益现状一样，中国在亚洲也选择了维持现状。
2.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第二项政策主张，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政策主张，与三中全会提出的“五统筹”，异曲同工。为什么？原因在于，纠正市场经济第一个10年的偏差，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亚洲其他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中国的亚洲政策中，不仅仅中国面临着均衡发展的问题，面临着政治制度转型的问题，亚洲许多国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3.中国未来10年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约束失衡的力量结构。对国内力量结构的调整，是很大的政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力量的外溢也需要通过宪政秩序予以约束。
4.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2002年，中国先于日本、韩国宣布与东盟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明确了关税减让的时间表。中国在该地区正日益自觉地扮演一个自由贸易推动者的角色。其中的根由在于中国过去10年中经济的外向程度的迅速提高。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度接近40％，高于日本，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预测，中国的对外出口还将继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对外依赖度也势将继续上升。
由此看来，十六届三中全会向亚洲传达的，是一个福音。亚洲应当欢迎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