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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企业没有“卖假药”的动机，私营企业却很难遏制“卖假药”的冲动
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界一直有人在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但在我看来，“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如果以私有制为主体，最大的赢家一定是卖假药的，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质上还不是因为“卖假药的”玩得太大，无法收场造成的吗?
在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的电影《钢的琴》中，从未露面的“卖假药的”可以说是真正强有力的人物。他君临一切，法力无边，不仅夺去了主角陈桂林年轻美貌的妻子，还假陈妻之手，夺去了陈桂林最心爱的女儿；他不仅拥有财富，还要垄断艺术，不仅占有了现在，还要控制未来。面对“卖假药的”给自己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陈桂林尽管绞尽脑汁，四处求援，甚至挖空心思铸造“钢的琴”，但仍然无法避免人财两空的命运。
毫无疑问，“卖假药的”不乏上世纪90年代强势崛起的“新阶层”当中的佼佼者，是当时的“财富英雄”。到了新世纪，他应该是各类富豪榜上的常客，说不定还有了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呢!
那么，“卖假药的”究竟是如何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呢?陈桂林对自己的老父亲揭开了谜底：“你知道那假药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炉果(一种东北点心)拿擀面杖碾碎了，然后再把扑热息痛也给碾碎了，二斤炉果兑一片扑热息痛，用破胶囊壳子装起来，撑不死人，也药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显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卖假药的”不制造任何“蛋糕”，却巧妙分到了一大块“蛋糕”。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他单卖炉果，则无非是一个路边小贩而已，如果单卖扑热息痛，也发不了财。但他把这两者合成了一种“新药”，结果就发了财。
消费者又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这种“新药”倾囊呢?政府监管的乏力，加之消费者并不了解那些“破胶囊壳子”里究竞装的是什么。在这场“自由交易”中，我们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精心遮蔽起来了，从“卖假药的”那里流向消费者的信息完全是虚假的、误导性的，而消费者却无力打破这种信息遮蔽。退一步说，即便消费者最终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又该如何呢?“卖假药的”早已赚够了钱，成功“转型”成了上市公司老总，没准还成了慈善家呢。
“卖假药的”的“成功经验”，其实在无意中戳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神话：在市场上，通过“看不见的手”，理性经济人对私利的追求，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主流经济学家对私营企业(我不愿意使用“民营企业”这个刻意误导的概念)狂热推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
不过，假如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判断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在市场上，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的基础之上的，而“卖假药的”获得成功的事实证明：如果“信息完全透明”这个因素缺位，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就会彻底破产，自由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骗子和傻子的游戏，市场则变成了“卖假药的”呼风唤雨的所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流行的理论一直假设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市场也因此是完关的，甚至万能的。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勒据此合作发明了所谓“阿罗一德布勒定律”，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此有关。这种匪夷所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斯蒂格利茨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论文与专著，创立了“信息经济学”，才颠覆了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斯氏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在看来，给斯氏带来巨大荣誉的“洞见”也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卖假药的”早就了然于胸，这就是：利用、制造信息优势，可以赚钱。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市场上，只要你善于欺骗，你就可以发财。并非偶然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卖力地从西方贩进“市场经济”理论时，斯氏及其理论却受到了刻意的冷落，这和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以及提出“产权理论”的科斯的被热捧，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最大困惑在于，当市场上充斥着‘‘卖假药的”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依靠消费者个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知识来洞悉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破胶囊壳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固然消费者可以依托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构依法维权，但要知道，当维权开始的时候，损害往往已经造成了，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对那些过早夭折的“结石宝宝”们来说，维权不维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是：依靠市场的反复博弈，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这个“药方”其实和“卖假药的”所卖的假药一样，除了误事外没有什么其他用处。因为今天的市场并不是乡村集市，而是一个全球规模的超巨型系统，大量存在的是一次性交易，根本就不给你“反复”的机会。如前所述，当你“反复”的时候，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了，最后盲目地信任市场博弈，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卖真药的”一开始就会因为相对成本过高而败下阵来——简言之，放任市场博弈，无疑等于对“卖假药的”纵容，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简直就是图财害命了。
信奉凯恩斯的学者，通常指望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比完全依靠市场博弈要靠谱一点。但要知道，强化政府监管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而且政府监管也并不总是有效的，比如地沟油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各种非法添加剂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表現都令人相当失望。因为政府在市场进行监管时，面对的困境一是以寡敌众，二是政府也存在难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三是腐败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让政府的监管不尽如人意。
其实在我看来，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用公有制企业来取代“卖假药的”私营企业。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公有制企业没有“卖假药”的动机，私营企业却很难遏制“卖假药”的冲动。公有制企业追求的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化，在性质上是要把整体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的。
这些年来，主流经济学界一直有人在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但在我看来，“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如果以私有制为主体，最大的赢家一定是卖假药的，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质上还不是因为“卖假药的”玩得太大，无法收场造成的吗?
在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的电影《钢的琴》中，从未露面的“卖假药的”可以说是真正强有力的人物。他君临一切，法力无边，不仅夺去了主角陈桂林年轻美貌的妻子，还假陈妻之手，夺去了陈桂林最心爱的女儿；他不仅拥有财富，还要垄断艺术，不仅占有了现在，还要控制未来。面对“卖假药的”给自己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陈桂林尽管绞尽脑汁，四处求援，甚至挖空心思铸造“钢的琴”，但仍然无法避免人财两空的命运。
毫无疑问，“卖假药的”不乏上世纪90年代强势崛起的“新阶层”当中的佼佼者，是当时的“财富英雄”。到了新世纪，他应该是各类富豪榜上的常客，说不定还有了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呢!
那么，“卖假药的”究竟是如何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呢?陈桂林对自己的老父亲揭开了谜底：“你知道那假药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炉果(一种东北点心)拿擀面杖碾碎了，然后再把扑热息痛也给碾碎了，二斤炉果兑一片扑热息痛，用破胶囊壳子装起来，撑不死人，也药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显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卖假药的”不制造任何“蛋糕”，却巧妙分到了一大块“蛋糕”。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他单卖炉果，则无非是一个路边小贩而已，如果单卖扑热息痛，也发不了财。但他把这两者合成了一种“新药”，结果就发了财。
消费者又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这种“新药”倾囊呢?政府监管的乏力，加之消费者并不了解那些“破胶囊壳子”里究竞装的是什么。在这场“自由交易”中，我们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精心遮蔽起来了，从“卖假药的”那里流向消费者的信息完全是虚假的、误导性的，而消费者却无力打破这种信息遮蔽。退一步说，即便消费者最终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又该如何呢?“卖假药的”早已赚够了钱，成功“转型”成了上市公司老总，没准还成了慈善家呢。
“卖假药的”的“成功经验”，其实在无意中戳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神话：在市场上，通过“看不见的手”，理性经济人对私利的追求，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主流经济学家对私营企业(我不愿意使用“民营企业”这个刻意误导的概念)狂热推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
不过，假如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判断又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在市场上，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的基础之上的，而“卖假药的”获得成功的事实证明：如果“信息完全透明”这个因素缺位，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就会彻底破产，自由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骗子和傻子的游戏，市场则变成了“卖假药的”呼风唤雨的所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流行的理论一直假设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市场也因此是完关的，甚至万能的。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勒据此合作发明了所谓“阿罗一德布勒定律”，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此有关。这种匪夷所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斯蒂格利茨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论文与专著，创立了“信息经济学”，才颠覆了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斯氏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在看来，给斯氏带来巨大荣誉的“洞见”也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卖假药的”早就了然于胸，这就是：利用、制造信息优势，可以赚钱。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市场上，只要你善于欺骗，你就可以发财。并非偶然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卖力地从西方贩进“市场经济”理论时，斯氏及其理论却受到了刻意的冷落，这和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以及提出“产权理论”的科斯的被热捧，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最大困惑在于，当市场上充斥着‘‘卖假药的”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依靠消费者个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知识来洞悉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破胶囊壳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固然消费者可以依托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构依法维权，但要知道，当维权开始的时候，损害往往已经造成了，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对那些过早夭折的“结石宝宝”们来说，维权不维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是：依靠市场的反复博弈，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这个“药方”其实和“卖假药的”所卖的假药一样，除了误事外没有什么其他用处。因为今天的市场并不是乡村集市，而是一个全球规模的超巨型系统，大量存在的是一次性交易，根本就不给你“反复”的机会。如前所述，当你“反复”的时候，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了，最后盲目地信任市场博弈，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因为“卖真药的”一开始就会因为相对成本过高而败下阵来——简言之，放任市场博弈，无疑等于对“卖假药的”纵容，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简直就是图财害命了。
信奉凯恩斯的学者，通常指望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比完全依靠市场博弈要靠谱一点。但要知道，强化政府监管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而且政府监管也并不总是有效的，比如地沟油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各种非法添加剂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表現都令人相当失望。因为政府在市场进行监管时，面对的困境一是以寡敌众，二是政府也存在难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三是腐败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让政府的监管不尽如人意。
其实在我看来，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用公有制企业来取代“卖假药的”私营企业。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公有制企业没有“卖假药”的动机，私营企业却很难遏制“卖假药”的冲动。公有制企业追求的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化，在性质上是要把整体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