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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晚明的社会舞台上，东林书院了扮演颇为引人注目的角色，其领袖人物功不可没，而对东林领袖的品评长期以来似有绝对化的的倾向。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系书院不同时期的领袖，他们为时局所迫，以各异的方式游移在“政”与“学”之间。若以时间为轴，纵向观之，则三人的行止总体呈现愈渐倚重于“学”的趋势，显示了书院中人回应现状时的行为取向。
关键词： 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
有关明末“东林”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其中关于东林人的评价至今仍褒贬不一。褒之者赞其铮铮铁骨，一身正气；贬之者论其意气用事，党同伐异。或认为他们始终积极干预政治，或提出他们一直醉心的是道德学问。论断截然相反，却大都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坚持一贯的。其实坚持并不容易，尤其是当外界环境并非自身所能左右时。东林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英雄化了,实际上他们不同程度地游移在热心政途与潜心为学之间，这也是临近朝代末世部分文人学士的生存实态。下文以东林书院领袖人物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为例，略述其复杂心境。
一、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由于会推阁臣一事触怒神宗，降为杂职，不久又被革职为民。居乡之初，顾氏的生活有两大中心。一为论证性善，将目标定为挽救人心亦即纠正王学末流所导致的空疏学风；一为教诲后辈，辅导他们步入科举之途，期望他们能挽回政局。这两点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都有明确表现，据年谱记载，这一年顾氏“作《还经录》，大旨阐明性善，辟二氏虚无之说。而于姚江所谓知行合一者，务反复辨论，以求至当。课士于同人堂……公亲为甲乙等，择其中之可以语上者，朝夕镞砺，期于有成。”［1］东林书院修复后，顾氏把这两个中心带入书院，但后者逐渐淡出，目前仅查得一条在书院中举行同人家社的记录。刘铎赴东林书院归时感慨道：“读书自有向上路。至于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2］这意味着课士、教人从事举业后来已经不再是东林书院日程表中的重点。
从对未来的朝臣“朝夕镞砺，期于有成”，到以“功名科第”为“事之末者”，表明书院中人为学修身有成，超然物上。但就顾宪成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转变过程。因为于之同步的是他对以为官来改善政局的信心渐渐被摧毁。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时，“会太宰孙立亭公有不察于沈司马继山、李司徒修吾。先生（顾宪成）……遂为书贻公。当是时，司徒已见弹射。白之政府，然与时局忤甚。遂憎兹多口，朝论纷纭，海宇震闹。或谓先生宜有自明。”顾氏尚不以为意，他的反应是：“然则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所以对讲学一事绝无顾虑，此年赴虞山之会时，豪气干云霄：“‘吾辈避讲学之名便入乡愿路迳。’因约同志数人，每岁春秋再会。”［1］
及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顾宪成为李三才辩护的“上阁诠三书”被公诸于众，一时舆论为之哗然，形势急转之下，这是顾氏没有料到的，据说当时“即东林人亦深咎其自我致戎。”于是有人再一次建议顾宪成应出言以自明时，顾氏首次明确表达了他的低调姿态：“吾惟知有自反而已。”此后果然数月不作一辩语。次年方学渐来访东林时，顾氏仍处于自反的状态，他对方学渐说：“只是自反。自反此举非从躯壳起念，可无获罪于天，便觉胸中有个自信处，不至着忙。”［3］( 卷一《东林会言》)还特作有《自反录》。不断“自反”、修身为学成了顾宪成对外界纷争的主要回应方式。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学使熊廷弼方肆其毒于东林”［1］，局势越来越恶化，顾氏郁郁而终。
在了解上述情况后，就不难理解为何顾氏生前言谈之中提倡“寡欲”、“无欲”的频率与日俱增：“寡欲二字极妙，周元公首阐圣学亦只此二字，是一了百了功。”［4］ (卷二十二《丁元荐传》) “有欲低，无欲高；有欲垢，无欲净；有欲软，无欲刚；有欲烦，无欲简；有欲忙，无欲闲；有欲险，无欲隐；有欲牵缠，无欲撇脱；有欲凝滞，无欲圆通”［5］(卷十三) 等等。顾氏的这些讲论在作劝教他人之用的同时，也是在修勉自己，面对纷扰的时局，他需要用“寡欲”“无欲”来澄定身心。
然而，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始终蛰伏于顾宪成心底。例如，他似乎已经无意仕途，宣称：“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6］(卷五《简吴徹如光禄》)故而有机会复官时他辞而不就。但他并非是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而是与朋友商量再三，经过权衡之后，方决定：“仕宦宁退勿进。吾衰矣，当从其退者。”［7］( 卷七《列传一》，高攀龙《行状》)加上疾病缠身，“遂复还东林调理。”［1］当时朝中已有昆党、宣党，专攻东林，角立櫽权，顾宪成的不复出为官可能只是由于时局的不宜、身体的不适。若令顾氏与高攀龙一样能等到天启改元，众正盈朝，他是否还能坚持不复出？惜乎历史不容假设。
二、高攀龙
高攀龙，先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也是常州无锡人，顾宪成死后，继之主讲东林书院。他亦是因言事受谪，在赴地方任职途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转变：“手二程书，至‘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句，猛醒曰：‘果无事。’从来牵缠，俄然斩绝。”［8］( 卷二《高攀龙》条)其后任小官，虽然也勤勉尽职，但对于以为官来实现理想抱负似不再热心了。从年谱记载来看，此后读书静坐成为其主要嗜好。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居湖上，闭关跌坐。坐必七日。”［9］( 卷五《高忠宪传》)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水居静坐”［10］等等。若只看这些记录，高氏分明已是隐士中的一员，其实他只是暂时失去了对政途的期望。
高氏在给他老师的信中透露了在书院读书静坐实是迫不得已，“龙今年自东林会期以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矣。”［11］( 卷八上《候赵师五》)是局势的压抑，使他对为学救世的态度，从“与世为体”变为“外世为局”。高氏开始时与世为体的态度可以在《东林论学语》中体味到。“有友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先生曰：‘这与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一般，是为清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与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虽否塞全赖正人君子之言……吾辈今日所言岂能必人之听且行？亦欲存此公论耳。”［7］( 卷五《会语三·高景逸东林论学语上》 )这时的高攀龙无疑是勇敢无畏的，世间万事皆存于心，并以明辨是非为己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顾宪成的遭遇使他受到触动：“以先生（顾宪成）之仁直是于人无所不容，然见得是非极其真，故世决放不过也。君子决无有见原于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11］( 卷八上《与泾阳论东林》)加之政界种种不利的舆论，高氏终于决定将世事、心体分而置之，修身改过，洗心退藏。以至于翻检高氏年谱，这两年间高氏的主要成就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实信大学知本之旨。订古本大学。”万历四十年“实信中庸之旨。”［12］此后心即灰，学自纯。尽管有人把为官与为学同时处理地很好，但就高攀龙而言，他为学的精进实得益于政途的失意。
正当高氏潜心学问之际，政治又向他招手了。天启改元后，起用他为光禄臣，尽管高氏好像去得有点勉强，他通过为官救世的行动却是如火如荼地就此开始了。上任后，对局势的过高估计，或者说对正义近乎偏执的坚持使高氏屡次“直言”，行若无视政敌的存在，与在书院时的行止判若两人：
天启二年（1622年），疏请逐郑养性；议方从哲无君之罪；疏陈务学之要，致治之本，疏内复及方、郑。九月有朱童蒙之疏，高氏作《论学揭》以反驳。十一月，晋升太仆卿，上疏求退，中有“讲学何罪？”“顿空法纪之臣禁学何名？”“欲行圣明之世又有阴阳交争，上下隔塞，邪气所干，元气大伐”等语，“以身疾喻朝政也。”天启三年（1623年），给事中王志道上疏论两朝事，淆杂不伦。高攀龙又写信谴责，略云：“人臣为国，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不宜为乱贼脱罪，为君父种祸。夫张差制梃，美女代箭，先进热药、后进泄药，彰明较著，中外共知，孰得讳之。”［12］
不幸的是时局的变化出离了高氏的意愿，政敌很快开始显示其实力。天启三年高氏暂回东林书院时还不忘留意政局动向，“念时事尚有可为者，尽去且委之草莽。故假差归里，优游观变。”［13］。无奈魏党势力日渐强盛，最后高氏只得放弃政途，静居书院，“不见一宾客，不谈一时事。”［7］( 卷二十二《轶事二·诸贤轶事》，《高景逸先生》)重新全心投入到修身养性之中。
高攀龙在《东林原志序》中提到修复东林书院是为了“使夫锡之士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7］( 卷十六 《文翰二》)而《高忠宪公年谱》中华允诚对高攀龙一生的评价是“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竭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年。”［12］与高氏为东林书院所作的定位何其相似。高氏晚年往返于政治、书院之间是他忠于自身处世信条的表现，最终的选择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彻底绝望。
三、吴桂森
吴桂森，字叔美，号觐华，无锡人。是三人中唯一一位未入政途之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以序贡应廷试，本是步入仕途的良好开端，但注意，此时朝廷上已有大量以攻东林为事者。还未入仕途，满眼已是山雨欲来之势，无怪乎他“绝意仕进，急归。”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以易学见长。高攀龙重入政途之际，将东林书院嘱托给吴桂森，从此而后，《易》成了东林讲学的重要主题。
吴桂森是三位书院领袖中最有条件专心于学的人。以学《易》为例，其他三人皆是先入政途，后学《易》，以《易》灭心中之火，而吴桂森对从政救世的幻想是被扼杀在摇篮中的，较为彻底，学《易》因此更为纯诚。所以他在天启年间也一直能专心书院讲学，并在极端险恶的局势中坦然地面对现实，时时保持开阔的胸襟。其为人信条堪称隐士典范：“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大丈夫不可无此见解；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大丈夫不可无此达观；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大丈夫不可无此风味；两仪常在手，万化不关心，大丈夫不可无此作用。”［14］与之相应，他的入世态度难免消极，“凡讲学人，于君身先闭逸乐门，此人主之大不便也；于权佞先闭威福门，此左右大臣之大不便也；于一世先闭贿赂门，此冒进作奸群小之大不便也。试思三门，有一不闭，欲几天下治平，其可得乎？则学人之不宜于世，又何疑？”［14］这种关于学人不宜于衰世观点，映射出吴氏心中极端的无奈。
吴桂森基本做到了维持水波不兴的生存状态。但行动上可以绝无“涉政”之处，思想中难以完全隔绝。吴氏同情朱子，因朱子有诗云：“昔诵离骚夜扣舷，江潮沟地水浮天。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他就此发表评论：“观扣舷之思，岂尝一日忘国家哉？而至于烂却沙头之月则已付之无可奈何而已。”［14］朱子不能一日忘国家，吴氏能否？
无奈吴氏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且客观形势日显严峻，吴氏只好在对古今隐逸能人的感慨和对古代节义烈士的追怀之中释放激情，比如“永乐间，有樵夫，樵会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一束，足食则已。食已，画诗于溪沙。画已，辄乱其沙。人怪之。一日窥其画，从后抱持之，乃识其诗云：‘梦入鵷班觐紫宸，觉来依旧泣孤辰。半生家国惟余我，万里江山已属人。无地可容王躅死，有薇堪济伯夷贫。伶仃苟活缘何事？要了荧荧一点真。’寻匿去，不知所终。又蜀山绝顶石壁上题诗云：‘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天常。夷其死后君臣薄，力为君王固首阳。’……何忠臣义士之多也。”后甚至发展到了凭神异之事来坚信道脉不断的地步，他写道：“南齐韩灵敏，丧父，贫不能葬。与兄灵珍种瓜。灵敏朝采，暮还复生，丧事克举……人心一专，造化可移，精之动尔。圣人主宰天地，岂曰虚言。”［14］实在可叹。既体现了在现实中的难有作为，也展示了东林人对世事本能的关怀。
身处变化无端的时代，吴桂森能坚持的只有“为学”二字。他尽己所能地维护书院、维持讲学，即便是东林书院遭到禁毁后，吴桂森仍可称得上是东林领袖，时常带领众人会讲于山之首、河之干。等到崇祯二年（1629年）允许恢复书院时，他全力复兴东林。先自构丽泽堂三楹，又构小斋三间，名来复斋，“讲《易》其中，群儒翕集。” ［4］（卷二十二《吴桂森传》）部分恢复了东林书院，继续他的为学之路。
吴桂森说过：“凡事放得下，故放东林不下”，［7］（卷九《列传三》，华贞元：《吴觐华先生传》） ?这大概可以作为对不少后期书院中人心境的总结，经过二十余年的风波翻覆，讲德论学的东林书院成了部分东林人的唯一信仰支柱。
在东林领袖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官与为学的逐渐分离。并不是指为官者不再追求学问、道德涵养，而是指为学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救世的方法并愈渐受到倚重。这是学人对政局无望的表现，同时也是学人反击的方式。因为明代书院总体呈现的是官学化趋势，而东林书院却是以异于官学的私人言论群体形式出现。明政府未能及时将其真正驯化，只是迫使其趋于“内省”，使得在东林之后一批与之相类的群体涌现，后来的一部分群体吸取了东林书院的教训，不再一味内省，转向用干预政事的方式以求政局朝他们期望中的方向发展，“遥执朝政”在东林书院禁毁之后的不久，成了号称“小东林”的复社等组织的实际运作方式。事实证明，压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相反有时会导致最终的爆发。这种一味的压制也恰恰反映了明王朝统治策略的僵化，预示着明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1］顾枢. 顾端文公年谱［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C］.
［2］缪敬持. 东林同难列传［A］. 周骏富. 明代传记丛刊本［C］. 台北:台北明文书局, 1991.
［3］方学渐. 东游记［A］. 四库未收书辑刊本［C］.
［4］陈鼎. 东林列传［A］. 明代传记丛刊本［C］.
［5］顾宪成. 小心斋札记［A］. 顾端文公遗书［C］.清光绪刊本。
［6］顾宪成. 泾皋藏稿［A］. 四库全书本［C］
［7］雍正东林书院志［A］. 续修四库全书本［C］.
［8］计六奇. 明季北略［A］. 续修四库全书本［C］.
［9］邹漪. 启祯野乘［A］. 四库禁毁书丛刊本［C］.
［10］高世宁. 高忠宪公年谱［ M ］. 民国元年（1912年）锡山高氏木活字本.
［11］高攀龙. 高子遗书［A］. 四库全书本［C］.
［12］华允诚. 高忠宪公年谱［A］. 高忠宪公遗书［C］. 清同治十三年（1874）江苏书局重刻本.
［13］顾枢. 顾庸菴先生集［A］. 范鄗鼎. 广理学备考［C］. 道光五年（1825年）五经堂刊本.
［14］吴桂森. 吴先生集［A］.广理学备考［C］.
关键词： 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
有关明末“东林”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其中关于东林人的评价至今仍褒贬不一。褒之者赞其铮铮铁骨，一身正气；贬之者论其意气用事，党同伐异。或认为他们始终积极干预政治，或提出他们一直醉心的是道德学问。论断截然相反，却大都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坚持一贯的。其实坚持并不容易，尤其是当外界环境并非自身所能左右时。东林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英雄化了,实际上他们不同程度地游移在热心政途与潜心为学之间，这也是临近朝代末世部分文人学士的生存实态。下文以东林书院领袖人物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为例，略述其复杂心境。
一、顾宪成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由于会推阁臣一事触怒神宗，降为杂职，不久又被革职为民。居乡之初，顾氏的生活有两大中心。一为论证性善，将目标定为挽救人心亦即纠正王学末流所导致的空疏学风；一为教诲后辈，辅导他们步入科举之途，期望他们能挽回政局。这两点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都有明确表现，据年谱记载，这一年顾氏“作《还经录》，大旨阐明性善，辟二氏虚无之说。而于姚江所谓知行合一者，务反复辨论，以求至当。课士于同人堂……公亲为甲乙等，择其中之可以语上者，朝夕镞砺，期于有成。”［1］东林书院修复后，顾氏把这两个中心带入书院，但后者逐渐淡出，目前仅查得一条在书院中举行同人家社的记录。刘铎赴东林书院归时感慨道：“读书自有向上路。至于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2］这意味着课士、教人从事举业后来已经不再是东林书院日程表中的重点。
从对未来的朝臣“朝夕镞砺，期于有成”，到以“功名科第”为“事之末者”，表明书院中人为学修身有成，超然物上。但就顾宪成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转变过程。因为于之同步的是他对以为官来改善政局的信心渐渐被摧毁。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时，“会太宰孙立亭公有不察于沈司马继山、李司徒修吾。先生（顾宪成）……遂为书贻公。当是时，司徒已见弹射。白之政府，然与时局忤甚。遂憎兹多口，朝论纷纭，海宇震闹。或谓先生宜有自明。”顾氏尚不以为意，他的反应是：“然则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所以对讲学一事绝无顾虑，此年赴虞山之会时，豪气干云霄：“‘吾辈避讲学之名便入乡愿路迳。’因约同志数人，每岁春秋再会。”［1］
及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顾宪成为李三才辩护的“上阁诠三书”被公诸于众，一时舆论为之哗然，形势急转之下，这是顾氏没有料到的，据说当时“即东林人亦深咎其自我致戎。”于是有人再一次建议顾宪成应出言以自明时，顾氏首次明确表达了他的低调姿态：“吾惟知有自反而已。”此后果然数月不作一辩语。次年方学渐来访东林时，顾氏仍处于自反的状态，他对方学渐说：“只是自反。自反此举非从躯壳起念，可无获罪于天，便觉胸中有个自信处，不至着忙。”［3］( 卷一《东林会言》)还特作有《自反录》。不断“自反”、修身为学成了顾宪成对外界纷争的主要回应方式。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学使熊廷弼方肆其毒于东林”［1］，局势越来越恶化，顾氏郁郁而终。
在了解上述情况后，就不难理解为何顾氏生前言谈之中提倡“寡欲”、“无欲”的频率与日俱增：“寡欲二字极妙，周元公首阐圣学亦只此二字，是一了百了功。”［4］ (卷二十二《丁元荐传》) “有欲低，无欲高；有欲垢，无欲净；有欲软，无欲刚；有欲烦，无欲简；有欲忙，无欲闲；有欲险，无欲隐；有欲牵缠，无欲撇脱；有欲凝滞，无欲圆通”［5］(卷十三) 等等。顾氏的这些讲论在作劝教他人之用的同时，也是在修勉自己，面对纷扰的时局，他需要用“寡欲”“无欲”来澄定身心。
然而，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始终蛰伏于顾宪成心底。例如，他似乎已经无意仕途，宣称：“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6］(卷五《简吴徹如光禄》)故而有机会复官时他辞而不就。但他并非是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而是与朋友商量再三，经过权衡之后，方决定：“仕宦宁退勿进。吾衰矣，当从其退者。”［7］( 卷七《列传一》，高攀龙《行状》)加上疾病缠身，“遂复还东林调理。”［1］当时朝中已有昆党、宣党，专攻东林，角立櫽权，顾宪成的不复出为官可能只是由于时局的不宜、身体的不适。若令顾氏与高攀龙一样能等到天启改元，众正盈朝，他是否还能坚持不复出？惜乎历史不容假设。
二、高攀龙
高攀龙，先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也是常州无锡人，顾宪成死后，继之主讲东林书院。他亦是因言事受谪，在赴地方任职途中，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转变：“手二程书，至‘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句，猛醒曰：‘果无事。’从来牵缠，俄然斩绝。”［8］( 卷二《高攀龙》条)其后任小官，虽然也勤勉尽职，但对于以为官来实现理想抱负似不再热心了。从年谱记载来看，此后读书静坐成为其主要嗜好。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居湖上，闭关跌坐。坐必七日。”［9］( 卷五《高忠宪传》)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水居静坐”［10］等等。若只看这些记录，高氏分明已是隐士中的一员，其实他只是暂时失去了对政途的期望。
高氏在给他老师的信中透露了在书院读书静坐实是迫不得已，“龙今年自东林会期以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矣。”［11］( 卷八上《候赵师五》)是局势的压抑，使他对为学救世的态度，从“与世为体”变为“外世为局”。高氏开始时与世为体的态度可以在《东林论学语》中体味到。“有友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先生曰：‘这与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一般，是为清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与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虽否塞全赖正人君子之言……吾辈今日所言岂能必人之听且行？亦欲存此公论耳。”［7］( 卷五《会语三·高景逸东林论学语上》 )这时的高攀龙无疑是勇敢无畏的，世间万事皆存于心，并以明辨是非为己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顾宪成的遭遇使他受到触动：“以先生（顾宪成）之仁直是于人无所不容，然见得是非极其真，故世决放不过也。君子决无有见原于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11］( 卷八上《与泾阳论东林》)加之政界种种不利的舆论，高氏终于决定将世事、心体分而置之，修身改过，洗心退藏。以至于翻检高氏年谱，这两年间高氏的主要成就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实信大学知本之旨。订古本大学。”万历四十年“实信中庸之旨。”［12］此后心即灰，学自纯。尽管有人把为官与为学同时处理地很好，但就高攀龙而言，他为学的精进实得益于政途的失意。
正当高氏潜心学问之际，政治又向他招手了。天启改元后，起用他为光禄臣，尽管高氏好像去得有点勉强，他通过为官救世的行动却是如火如荼地就此开始了。上任后，对局势的过高估计，或者说对正义近乎偏执的坚持使高氏屡次“直言”，行若无视政敌的存在，与在书院时的行止判若两人：
天启二年（1622年），疏请逐郑养性；议方从哲无君之罪；疏陈务学之要，致治之本，疏内复及方、郑。九月有朱童蒙之疏，高氏作《论学揭》以反驳。十一月，晋升太仆卿，上疏求退，中有“讲学何罪？”“顿空法纪之臣禁学何名？”“欲行圣明之世又有阴阳交争，上下隔塞，邪气所干，元气大伐”等语，“以身疾喻朝政也。”天启三年（1623年），给事中王志道上疏论两朝事，淆杂不伦。高攀龙又写信谴责，略云：“人臣为国，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不宜为乱贼脱罪，为君父种祸。夫张差制梃，美女代箭，先进热药、后进泄药，彰明较著，中外共知，孰得讳之。”［12］
不幸的是时局的变化出离了高氏的意愿，政敌很快开始显示其实力。天启三年高氏暂回东林书院时还不忘留意政局动向，“念时事尚有可为者，尽去且委之草莽。故假差归里，优游观变。”［13］。无奈魏党势力日渐强盛，最后高氏只得放弃政途，静居书院，“不见一宾客，不谈一时事。”［7］( 卷二十二《轶事二·诸贤轶事》，《高景逸先生》)重新全心投入到修身养性之中。
高攀龙在《东林原志序》中提到修复东林书院是为了“使夫锡之士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7］( 卷十六 《文翰二》)而《高忠宪公年谱》中华允诚对高攀龙一生的评价是“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竭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年。”［12］与高氏为东林书院所作的定位何其相似。高氏晚年往返于政治、书院之间是他忠于自身处世信条的表现，最终的选择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彻底绝望。
三、吴桂森
吴桂森，字叔美，号觐华，无锡人。是三人中唯一一位未入政途之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以序贡应廷试，本是步入仕途的良好开端，但注意，此时朝廷上已有大量以攻东林为事者。还未入仕途，满眼已是山雨欲来之势，无怪乎他“绝意仕进，急归。”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以易学见长。高攀龙重入政途之际，将东林书院嘱托给吴桂森，从此而后，《易》成了东林讲学的重要主题。
吴桂森是三位书院领袖中最有条件专心于学的人。以学《易》为例，其他三人皆是先入政途，后学《易》，以《易》灭心中之火，而吴桂森对从政救世的幻想是被扼杀在摇篮中的，较为彻底，学《易》因此更为纯诚。所以他在天启年间也一直能专心书院讲学，并在极端险恶的局势中坦然地面对现实，时时保持开阔的胸襟。其为人信条堪称隐士典范：“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大丈夫不可无此见解；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大丈夫不可无此达观；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大丈夫不可无此风味；两仪常在手，万化不关心，大丈夫不可无此作用。”［14］与之相应，他的入世态度难免消极，“凡讲学人，于君身先闭逸乐门，此人主之大不便也；于权佞先闭威福门，此左右大臣之大不便也；于一世先闭贿赂门，此冒进作奸群小之大不便也。试思三门，有一不闭，欲几天下治平，其可得乎？则学人之不宜于世，又何疑？”［14］这种关于学人不宜于衰世观点，映射出吴氏心中极端的无奈。
吴桂森基本做到了维持水波不兴的生存状态。但行动上可以绝无“涉政”之处，思想中难以完全隔绝。吴氏同情朱子，因朱子有诗云：“昔诵离骚夜扣舷，江潮沟地水浮天。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他就此发表评论：“观扣舷之思，岂尝一日忘国家哉？而至于烂却沙头之月则已付之无可奈何而已。”［14］朱子不能一日忘国家，吴氏能否？
无奈吴氏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且客观形势日显严峻，吴氏只好在对古今隐逸能人的感慨和对古代节义烈士的追怀之中释放激情，比如“永乐间，有樵夫，樵会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一束，足食则已。食已，画诗于溪沙。画已，辄乱其沙。人怪之。一日窥其画，从后抱持之，乃识其诗云：‘梦入鵷班觐紫宸，觉来依旧泣孤辰。半生家国惟余我，万里江山已属人。无地可容王躅死，有薇堪济伯夷贫。伶仃苟活缘何事？要了荧荧一点真。’寻匿去，不知所终。又蜀山绝顶石壁上题诗云：‘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天常。夷其死后君臣薄，力为君王固首阳。’……何忠臣义士之多也。”后甚至发展到了凭神异之事来坚信道脉不断的地步，他写道：“南齐韩灵敏，丧父，贫不能葬。与兄灵珍种瓜。灵敏朝采，暮还复生，丧事克举……人心一专，造化可移，精之动尔。圣人主宰天地，岂曰虚言。”［14］实在可叹。既体现了在现实中的难有作为，也展示了东林人对世事本能的关怀。
身处变化无端的时代，吴桂森能坚持的只有“为学”二字。他尽己所能地维护书院、维持讲学，即便是东林书院遭到禁毁后，吴桂森仍可称得上是东林领袖，时常带领众人会讲于山之首、河之干。等到崇祯二年（1629年）允许恢复书院时，他全力复兴东林。先自构丽泽堂三楹，又构小斋三间，名来复斋，“讲《易》其中，群儒翕集。” ［4］（卷二十二《吴桂森传》）部分恢复了东林书院，继续他的为学之路。
吴桂森说过：“凡事放得下，故放东林不下”，［7］（卷九《列传三》，华贞元：《吴觐华先生传》） ?这大概可以作为对不少后期书院中人心境的总结，经过二十余年的风波翻覆，讲德论学的东林书院成了部分东林人的唯一信仰支柱。
在东林领袖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为官与为学的逐渐分离。并不是指为官者不再追求学问、道德涵养，而是指为学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救世的方法并愈渐受到倚重。这是学人对政局无望的表现，同时也是学人反击的方式。因为明代书院总体呈现的是官学化趋势，而东林书院却是以异于官学的私人言论群体形式出现。明政府未能及时将其真正驯化，只是迫使其趋于“内省”，使得在东林之后一批与之相类的群体涌现，后来的一部分群体吸取了东林书院的教训，不再一味内省，转向用干预政事的方式以求政局朝他们期望中的方向发展，“遥执朝政”在东林书院禁毁之后的不久，成了号称“小东林”的复社等组织的实际运作方式。事实证明，压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相反有时会导致最终的爆发。这种一味的压制也恰恰反映了明王朝统治策略的僵化，预示着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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