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汇率改革当以不变应万变
　　
　　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歧一直是中美两国贸易争端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两国高层交流以及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涉及到的重要问题。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交流与接触的不断加深，两国高层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对这一问题已形成了诸多共识，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而且，双方都在谈判中达成了谅解与让步。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想，既没有必要为美国少数分子的要挟而担惊受怕、受制于人，也没有必要通过放缓改革而刻意做出“针锋相对”之势。而应当以不变应万变，一如既往推进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改革，以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使汇率机制的变革与经济转型的进程相匹配。
　　
　　谢国忠：中国需要传统产业VC
　　
　　中国很少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在网络方面，企业更多的是靠商业模式而不是技术，它们的成活率很小。我认为它们的平均收益率是负的，尽管人们能不时听到很成功的案例。
　　中国需要的是为传统产业服务的PE。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在供给方面，重要的是创设一些能够满足家庭和企业日常需求的企业。传统产业是稳定的，它们也就成了杠杆收购的目标。在中国，它们是新的和增长型的企业。中国只有1500家企业在上海和深圳上市，其中还有很多质量差的企业应该被退市。相反，美国市场上有1万家上市公司。中国的上市公司太少了，迫切需要PE为企业提供融资和指导。
　　
　　秋风：乡村强人需有效监管
　　
　　乡村出现了一批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权力精英。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上级政府授予，而不再来自民众基于传统礼仪或见多识广而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如原来的道德精英)。而上级政府之所以授予他们权力，当然为的是让他们有效地执行一些全局性的法律和政策。
　　这样，在上级政府、乡村权力精英、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架构关系。而在一些地方，对这些乡村组织权力的约束仍不够。当地民众不大可能进行有效约束，而上级政府尽管是乡村权力的授予者，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乡村权力精英有时也会规避上一级政府的监督。所以在一些地方，对乡村权力精英的活动监管不够。反过来，这些所谓的精英还可以狐假虎威。
　　
　　向松祚：中国究竟有多富
　　
　　阿马蒂亚·森用详实的数据说明：美国许多社区人均收入比某些发展中国家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但生活质量(包括安全感、社区友情、种族平等等)却反而低很多。其他国家当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每个人生活得幸福，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要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金钱或美元数字的国民收入或许是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手段，但绝对不是唯一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发展战略。追求高楼大厦、热衷美元数字上的国民收入固然重要，但如果没能解决好收入差距、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科学创造、技术创新、人文关怀等无形财富问题，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就要大打折扣。
　　
　　白青峰：普洱茶与经济泡沫
　　
　　近两年，普洱茶的价格狂涨了数十倍甚至百倍，收藏者越来越多。因为普洱茶有长时间存储的特性，而且口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所以非常有“炒点”。
　　在泡沫经济下，即使价格已经很高，由于需求极度旺盛，大多数市场主体仍然预计价格会进一步升高，公众行为的非理性化致使相关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市场规则失效。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供求决定均衡的价格与交易量。但在预期逻辑改变之后，就会出现价格越高、需求越旺的非理性结果。因此，在泡沫经济出现苗头之时，必须进行适当干预，以解决这种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