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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和平主义战士。在其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和平思想，即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和平理论；以国际外交为路径的“发展”理论；以统一战线为法宝的民族理论等三个方面。这些和平思想既是对毛泽东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和平思想部分的有益补充。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指导意义。
关键词 廖承志；和平思想；爱国主义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社会活动家，真正的国际和平主义战士。廖承志190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大久保，少年时代就受到孙中山、朱执信等伟大革命导师的谆谆教诲，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继承父志，为中华民族的最终独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建国后，廖承志身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何香凝为当时侨委主任)等职务，在世界和平舞台上继续演绎自己传奇的一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和平思想。概括起来，其和平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和平理论
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和平理论是其和平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指导对侨工作的行动指南。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决定派廖承志组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他积极响应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抗战事业”的伟大号召，发动广大爱国华侨捐款、捐物，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地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廖承志坚持侨务工作应当与外交路线相一致，始终把维护华侨自身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并为给华侨创造良好、和平的国际环境，历尽了毕生精力，受到广大爱国华侨的拥戴。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为先。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外华侨内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赤白对立、双重国籍、华侨与所在国政府矛盾尖锐等，何香凝、廖承志在分析具体情况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的口号。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从而大大缓解了广大华侨因对抗可能造成的危险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了便于对广大华侨的“政治管理”，何香凝、廖承志组织工作人员制定“建立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国外华侨政策，其中规定：“……对华侨坚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华侨爱国团结，打击敌人在广大华侨中所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这是廖承志为保护华侨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以后对侨工作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团结侨胞的方针在于心爱祖国，拥护新中国。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是海外华侨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廖承志认为双重国籍问题关系到海外华侨切身利益的生存问题，指出其存在的不合理性。许多知名华侨不愿加入外国国籍，怕别人说自己“不爱国”，廖承志组织侨委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指出：“华侨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斗争，华侨不参与当地的革命运动”。两个“不参”为当地华侨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他也提出合理化建议，终止双重国籍，能够增进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和平关系，为国际外交服务。
坚持华侨利益至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侨恩”，始终把侨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开展。50年代初，廖承志在会见缅甸华侨黄铁金时曾指出，新中国侨务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保护海外同胞的根本利益。Lz’华侨长期旅居国外，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深重压迫。1957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尼政府公开进行反华活动，对所在国华侨进行迫害，威胁华侨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面对此危急时刻，廖承志联合外交部对印尼政府的行为提出严正交涉；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采取求团结、求和平的方针，既指出华侨对印尼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又严厉斥责印尼政府的倒行逆施。为了使华侨在国外免受迫害，在廖承志的积极筹备下，多数华侨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崭新的生活。可以说，积极维护华侨切身利益是廖承志和平思想的同义表达。斗争与和平是辩证统一的，在斗争中求和平，在和平中反对战争，这既是世界所有和平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其为之奋斗的根源所在。
2 以国际外交为路径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廖承志积极促进对日民间外交，广泛参加国际和平运动，为创造良好的周边及国际环境，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展新中国和平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二战后，美苏关系逐渐形成冷战局面，而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孤立、包围和敌视的政策。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廖承志等人通过不懈努力，以“曲线外交”的形式促进中日官方外交新局面的形成。建国前后，廖承志一直担任新华社社长，以其对政治的敏锐，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分析亚洲区域环境后，他认为对日民间外交已刻不容缓，中日双方必须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他广招天下贤士，组织一流的对日翻译队伍；他施展个人魅力，广泛结好日本友好人士。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对日工作接连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62年11月9日，中日双方达成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即《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它为中日现代贸易开创了先河，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准备坚实的经济条件。它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乃至为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和平事业做了突出的贡献。
和平是团结的必然结果。廖承志指出：“和平运动是群众性运动，是人民的运动。”这表明，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才能争取世界乃至区域的长久和谐共荣。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理论观点。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隆重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表达了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迫切愿望。在接下来几年中，中国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许多外国友人也要求到中国学习，并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廖承志把握时机，认为在中国召开国际性和平会议，有助于中国扩大国际外交影响力。而在中美是否外交问题上，廖承志则认为，建立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增强国际和平力量，这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并把中美建交寄托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1951年，廖承志代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率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认为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友好团结才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并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3 以统一战线为法宝的民族理论
廖承志一直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同时，他总是从国际发展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着想，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充分发扬内部民主，具体分析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包括爱国志士、知识分子、知名华侨等，为 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建国前夕，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乘势立即收回；另一种是要保持港澳现状。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反对使用武力。在考察港澳实际情况后，认为香港、澳门有其特殊的经济、外贸地位，保持港澳现状有助于打破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经济封锁，建立同国外的经济联系。他向中央建议，暂不收回香港、澳门。同时，他认为对香港进行必要的宣传也是新时期港澳工作的重要任务。“对香港的宣传上要坚持爱国主义，但不要照搬国内，搞社会主义宣传。”这是他在考虑香港现状及未来发展做出的科学正确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爱国志士，为将来对港、对澳政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为1997年香港回归准备了各项有利条件。
1997年一定要收回香港。廖承志与香港有着极深的渊源：少年时期在此避过难；青年时期在此成家并开展统战工作；中年时期主持港澳工作…因此，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有相当程度的发言权。1983年，廖承志在接见香港新闻界人士参观访问团时指出：“凡事一定有个限度，失去的主权一定要收回，这是民族尊严，至迟一九九七年一定要收回香港、九龙、新界。”可见，香港问题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大义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在香港问题上态度是果敢的，措施是得当的。同时，这也标志着其港澳思想的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廖承志还关心回归后的香港未来发展问题，指出：“根据对台九条，根据香港实际再加以发展。”两个“根据”的提出，表达了他始终从大局、从长远考虑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与实际辩证关系的基本论述。
和平谈判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途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作出调整：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转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党在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此时，廖承志出任中央对台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积极为和平统一大业出谋划策。1979年元旦，廖承志与叶剑英密切合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传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改变以往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1981年12月23日，廖承志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说：“叶九条的出发点是实现国家统一，……是坚定不移的长期国策。”他在解释叶剑英的“九条”内容时，强调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这是以廖承志、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极大让步，可见党以诚心实意换取民族统一的伟大决心。同时，他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在如何促进两岸交往问题上，他强调，爱国不分先后，中国人向以和为贵，并欢迎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观访问，这是廖承志为实现台湾与大陆沟通所做的努力。在如何对待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时，廖承志则采取“广泛接触、和平谈判、适当政策”的工作方针，积极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尽管廖承志在有生之年没有见到和平统一大业的宏伟进程，但是他关于港、澳、台民族统一的思想在现代仍然有其指导作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综上所述，廖承志和平思想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在毛泽东和平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和平思想部分的有益补充。其和平思想在侨务、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均有具体体现，他为党和国家关于港澳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又是中国科学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践行者，其和平思想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 廖承志；和平思想；爱国主义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社会活动家，真正的国际和平主义战士。廖承志190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大久保，少年时代就受到孙中山、朱执信等伟大革命导师的谆谆教诲，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继承父志，为中华民族的最终独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建国后，廖承志身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何香凝为当时侨委主任)等职务，在世界和平舞台上继续演绎自己传奇的一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和平思想。概括起来，其和平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和平理论
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和平理论是其和平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指导对侨工作的行动指南。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决定派廖承志组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他积极响应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抗战事业”的伟大号召，发动广大爱国华侨捐款、捐物，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地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遇到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廖承志坚持侨务工作应当与外交路线相一致，始终把维护华侨自身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并为给华侨创造良好、和平的国际环境，历尽了毕生精力，受到广大爱国华侨的拥戴。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为先。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外华侨内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赤白对立、双重国籍、华侨与所在国政府矛盾尖锐等，何香凝、廖承志在分析具体情况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的口号。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从而大大缓解了广大华侨因对抗可能造成的危险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了便于对广大华侨的“政治管理”，何香凝、廖承志组织工作人员制定“建立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国外华侨政策，其中规定：“……对华侨坚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华侨爱国团结，打击敌人在广大华侨中所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这是廖承志为保护华侨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以后对侨工作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团结侨胞的方针在于心爱祖国，拥护新中国。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是海外华侨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廖承志认为双重国籍问题关系到海外华侨切身利益的生存问题，指出其存在的不合理性。许多知名华侨不愿加入外国国籍，怕别人说自己“不爱国”，廖承志组织侨委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指出：“华侨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斗争，华侨不参与当地的革命运动”。两个“不参”为当地华侨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他也提出合理化建议，终止双重国籍，能够增进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和平关系，为国际外交服务。
坚持华侨利益至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侨恩”，始终把侨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开展。50年代初，廖承志在会见缅甸华侨黄铁金时曾指出，新中国侨务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保护海外同胞的根本利益。Lz’华侨长期旅居国外，长期受帝国主义的深重压迫。1957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尼政府公开进行反华活动，对所在国华侨进行迫害，威胁华侨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面对此危急时刻，廖承志联合外交部对印尼政府的行为提出严正交涉；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采取求团结、求和平的方针，既指出华侨对印尼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又严厉斥责印尼政府的倒行逆施。为了使华侨在国外免受迫害，在廖承志的积极筹备下，多数华侨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崭新的生活。可以说，积极维护华侨切身利益是廖承志和平思想的同义表达。斗争与和平是辩证统一的，在斗争中求和平，在和平中反对战争，这既是世界所有和平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其为之奋斗的根源所在。
2 以国际外交为路径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廖承志积极促进对日民间外交，广泛参加国际和平运动，为创造良好的周边及国际环境，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展新中国和平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二战后，美苏关系逐渐形成冷战局面，而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孤立、包围和敌视的政策。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廖承志等人通过不懈努力，以“曲线外交”的形式促进中日官方外交新局面的形成。建国前后，廖承志一直担任新华社社长，以其对政治的敏锐，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分析亚洲区域环境后，他认为对日民间外交已刻不容缓，中日双方必须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他广招天下贤士，组织一流的对日翻译队伍；他施展个人魅力，广泛结好日本友好人士。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对日工作接连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62年11月9日，中日双方达成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即《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它为中日现代贸易开创了先河，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准备坚实的经济条件。它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乃至为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和平事业做了突出的贡献。
和平是团结的必然结果。廖承志指出：“和平运动是群众性运动，是人民的运动。”这表明，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才能争取世界乃至区域的长久和谐共荣。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理论观点。194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隆重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表达了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迫切愿望。在接下来几年中，中国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许多外国友人也要求到中国学习，并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廖承志把握时机，认为在中国召开国际性和平会议，有助于中国扩大国际外交影响力。而在中美是否外交问题上，廖承志则认为，建立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增强国际和平力量，这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并把中美建交寄托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1951年，廖承志代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率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认为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友好团结才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并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3 以统一战线为法宝的民族理论
廖承志一直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同时，他总是从国际发展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着想，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充分发扬内部民主，具体分析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包括爱国志士、知识分子、知名华侨等，为 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建国前夕，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乘势立即收回；另一种是要保持港澳现状。廖承志(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反对使用武力。在考察港澳实际情况后，认为香港、澳门有其特殊的经济、外贸地位，保持港澳现状有助于打破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经济封锁，建立同国外的经济联系。他向中央建议，暂不收回香港、澳门。同时，他认为对香港进行必要的宣传也是新时期港澳工作的重要任务。“对香港的宣传上要坚持爱国主义，但不要照搬国内，搞社会主义宣传。”这是他在考虑香港现状及未来发展做出的科学正确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爱国志士，为将来对港、对澳政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为1997年香港回归准备了各项有利条件。
1997年一定要收回香港。廖承志与香港有着极深的渊源：少年时期在此避过难；青年时期在此成家并开展统战工作；中年时期主持港澳工作…因此，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有相当程度的发言权。1983年，廖承志在接见香港新闻界人士参观访问团时指出：“凡事一定有个限度，失去的主权一定要收回，这是民族尊严，至迟一九九七年一定要收回香港、九龙、新界。”可见，香港问题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大义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在香港问题上态度是果敢的，措施是得当的。同时，这也标志着其港澳思想的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廖承志还关心回归后的香港未来发展问题，指出：“根据对台九条，根据香港实际再加以发展。”两个“根据”的提出，表达了他始终从大局、从长远考虑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论与实际辩证关系的基本论述。
和平谈判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途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作出调整：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转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党在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此时，廖承志出任中央对台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积极为和平统一大业出谋划策。1979年元旦，廖承志与叶剑英密切合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传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改变以往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1981年12月23日，廖承志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说：“叶九条的出发点是实现国家统一，……是坚定不移的长期国策。”他在解释叶剑英的“九条”内容时，强调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这是以廖承志、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极大让步，可见党以诚心实意换取民族统一的伟大决心。同时，他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在如何促进两岸交往问题上，他强调，爱国不分先后，中国人向以和为贵，并欢迎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观访问，这是廖承志为实现台湾与大陆沟通所做的努力。在如何对待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时，廖承志则采取“广泛接触、和平谈判、适当政策”的工作方针，积极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尽管廖承志在有生之年没有见到和平统一大业的宏伟进程，但是他关于港、澳、台民族统一的思想在现代仍然有其指导作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综上所述，廖承志和平思想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在毛泽东和平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和平思想部分的有益补充。其和平思想在侨务、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均有具体体现，他为党和国家关于港澳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又是中国科学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践行者，其和平思想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