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比较容易取得的共识是，这个行业需要深刻的变革，央行对此也并不讳言。高企的不良贷款率孕育着金融风险，这个问题早就浮在水面。另一个为人所共知的问题是银行系统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低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现有体系下，经过数年商业化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在项目和管理风险方面的表现依然不如人意。这使得决策者始终担心，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的信贷扩张到底是否健康，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不良资产。1993年的严重信贷扩张是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心往往导致决策者信贷高速增长时采取紧缩政策的倾向。中国经济经常“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目前仍然存在这种风险。此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也被认为是银行体系这些问题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2002年2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改革何时进行，以什么方式进行，就成为需要直接面对的两个问题。
　　人们对前一个问题更容易取得共识。巨额不良资产、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重要变化，以及入世时所作的金融开放的承诺，已经使银行业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了。
　　近期内我国的确不存在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的风险。老百姓相信政府，从而相信银行，不存在大规模挤兑银行的可能。但是，银行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储蓄率。证券市场以及其它资本市场将对银行储蓄不断进行分流，随着直接融资比例的不断提高，这一趋势将逐步加强，金融风险将随之逐渐显露。
　　自入世起五年之后，中资银行就要直接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竞争。如果不抓紧剩下时间对进行改革，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被取消，中资银行将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有可能失去优质客户；有可能将失去风险低、附加值高的业务；失去利用金融创新创造利润、占领市场的主动权；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将流向外资银行。
　　至于如何改革，则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立场不一而注定难有一致见解。大体上说，银行体系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历史和现实导致它们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存在巨大缺陷。这一方面是由于扶持国有企业造成，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内部审计、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外部审计这些治理结构的基础设施上与一个成功的银行差距很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银行系统的问题既然是国家在过去造成，国家来承担其后果其实顺理成章，而且，不会有任何其他方为银行坏账“买单”。这一点无法回避。这也是银行进一步改革的基础。同时，银行体系的改革，必须由政府领导和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如何修整中国的银行系统”一文以成熟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为模板，提出一整套自恰的方案，在逻辑上难以挑剔，但在实践中更可能需要加以修正。
　　比如说，开放金融体系（包括开放资本账户，金融市场对国内外开放，利率自由化等等）肯定是中国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逐步进行调整。而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未必要等这些步骤完成之后才能进行。在实现两权分离的过程中，至少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国有资产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对银行控股。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中资银行如何和外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应是一个需要着重研究的课题。至于是否上市，如何上市都有大量的问题可以商榷，未必要一味排斥。
　　真正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此。成熟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市场主体自发演化而来。按照“设计”的方案严格实施，是计划经济的传统思路，并非是可取之道。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一旦确立和开始实施，可能出现的情况未必是现在所能预期得到的，其中也难免出现很多负面的东西，需要根据现实进行调整。决策者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权力和资源，其决策和行为牵动全局，尤其需要在确定大方向和制定原则方面下工夫，而要避免纠缠于细节。关键之处应该在于，中央政府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优胜劣汰。各个金融机构在产权和市场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分散决策，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改革方案，但中央政府却不应致力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