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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6日，酷热尚未退去的南京紫金山下，有1000多间客房的钟山宾馆爆满。这里正在举行监管部门第一次组织召开的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会议及第四届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分别代表了城市商业银行这一群体的各个层面，有监管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各地银监局筹备组负责人，也有11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行长。
苦乐不均
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12家，营业机构5161个，从业人员10.7万人，共合并城市信用社2294家，资产总额13029.4亿元，各项存款9846.75亿元，各项贷款6523.91亿元，实现账面利润36.09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078.11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6.53％（按“一逾两呆”口径），但1078亿元的不良贷款中，绝大部分是“两呆”（即呆滞、呆账），至少应提700亿元的坏账准备。但全行业的一般准备金只提取了60多亿元，其中上海银行一家就提了12亿元，而有的银行却连专项准备金都没有提。城市商业银行平均的资本充足率亦只有5.3％。
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本身亦是良莠不齐。上海银行、北京商业银行是城市商业银行中的第一集团军，总资产都超过1000亿元，现在考虑的是争取跨地区经营、信息披露、提足准备金、上市的问题，所比较的目标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资产规模在100亿元至1000亿元的城商行的有34家，南京商业银行、杭州商业银行、西安商业银行等都是商业银行中的“富裕阶层”。他们带来的是引进外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经验，自然是意气风发。近年来有3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已经或正在进行增资扩股，还有一二十家城市商业银行准备引进外资。但是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在增资扩股中碰到了新问题，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增资扩股及时补充了资本金，另一方面新股东入主后的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已然迫在眉睫。
而历史包袱较重、不良资产较大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则自比为银行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会上着重于呼吁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国有商业银行有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银行跨地区经营不受限制、农信社享受额外的利率浮动优惠。特别是农信社从今年开始其存款利率可上浮 30％，这使得许多地方今年上半年新增存款资金明显加速流向了农信社。
处于最底层的，是被监管当局列为处于高风险状态的22家城市商业银行，其中13家账面已经资不抵债。他们更为惴惴不安，考虑是生存、安全、可能面临退出的问题，因为这次监管当局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监管信号
在第一天的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副主席唐双宁均到场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刘明康脱稿侃侃而谈，阐述其四大监管理念、四个监管目标和六条良好的监管标准。他尤其强调监管部门的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而股东的利益并不需要监管部门的特殊保护。这是和国际惯例接轨的理念。因为一则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的话，股东利益也自然受到保护，二则监管部门对股东的“不保护”会促使股东更好参与、监督商业银行审慎的经营。刘明康还说“办银行，切忌浮躁”，并提出要增加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给银行创造亿万“编外监管者”。种种观点，均令与会者耳目一新。
最令与会者震动的是，刘明康说到，如果银行经营不好，每况愈下，不会等到资不抵债，就要请其经营者“早点滚蛋”。这句话明确表明监管部门正在考虑市场退出机制，对劣质银行不再姑息。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有内部文件写明，对城市商业银行不会采取关闭措施。这个文件给当时的各城市商业银行服下一枚“定心丸”。刘明康的讲话显然是对过去这一文件精神的颠覆，这令在场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行长们悚然心惊。虽然监管部门的这一表态距具体执行尚远，但毕竟给出了一个严厉和必要的信号。
在去年的论坛上，当时的中国银行人民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曾为民营资本、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设定入股上限。这一表态曾被看做是监管部门正式打开了社会资本入股银行的大门。一年后的现在，商业银行和监管者对增资扩股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是否继续引入民营资本？增资扩股后谁来控股？如何应对社会资本迂回取得商业银行控股权？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完善？种种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
负责城市商业银行监管的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南京明，在闭幕式上对增资扩股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监管意见：城市商业银行应坚持股权多元化、分散化的原则，银监会将严格增资扩股的审查工作，新入股的股东必须披露其关联企业及入股其它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对于入股企业隐瞒关联关系的，银监会一旦查实，将责令其转让股权、禁止其再次投资参股城市商业银行。
“车马之争”
论坛开始的第一天，应银监会的要求，大会主办者邀请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家蓝德彰发表演讲。蓝德彰曾执掌JP摩根北京代表处，现在同时也是上海银行、南京商业银行的外部董事。这位纯正的美国人以一口流利的中文作了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如何作好一个董事、对监管的建议等内容的演讲，十分引人入胜，会后就被各地行长们团团围住。但他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却遭到了在场所有商业银行行长的一致反对。蓝德彰说，现在中国所有银行都在谋求快速地增长，认为不抓住发展的机会就会永远是小银行，以为会失去竞争力。他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本末倒置，是车在前头马在后头。
蓝德彰认为，银行资产的增长、存款的增长是最容易的经营目标，但资本金的增长却并不容易。由于中国银行业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刚刚全面推行，银行的成本核算体系十分粗放，利率尚未市场化，因此银行缺乏最起码的对风险定价的能力，对风险资产的定价存在系统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行长以资产规模的增长为目标是不良的经营方式，只会不断复制错误，使银行内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银行应根据资本金的大小来确定资产规模，董事会的作用是确保车和马的关系正确匹配，对于银行发展的速度应当谨慎，应把资本的增长放在首位。
蓝德彰所言，是西方银行业最为主流的、审慎的银行经营的观点。但是，在接下来的论坛上，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行长都就“车马论”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即使是蓝德彰担任董事、城商行里最早引进外资的上海银行行长傅建华也表示，自己一直在和蓝德彰在此问题上“论战”不休。傅承认蓝的“车马论”是基本原理，但是，如果没有资产规模的扩大，哪里有上海银行的今天？
温州商业银行的代表则认为，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发展是硬道理”，一定是先做大规模，“车在前、马在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作调整，如治理结构、车马顺序等。更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认为，在中国，资本金是否充足根本不会影响银行的正常经营。言下之意，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誉为后盾，城市商业银行也有地方政府信用作后盾，仿佛高枕无忧。
这场论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让人意识到城商行发展的“初级阶段”还远未结束。
苦乐不均
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112家，营业机构5161个，从业人员10.7万人，共合并城市信用社2294家，资产总额13029.4亿元，各项存款9846.75亿元，各项贷款6523.91亿元，实现账面利润36.09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078.11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6.53％（按“一逾两呆”口径），但1078亿元的不良贷款中，绝大部分是“两呆”（即呆滞、呆账），至少应提700亿元的坏账准备。但全行业的一般准备金只提取了60多亿元，其中上海银行一家就提了12亿元，而有的银行却连专项准备金都没有提。城市商业银行平均的资本充足率亦只有5.3％。
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本身亦是良莠不齐。上海银行、北京商业银行是城市商业银行中的第一集团军，总资产都超过1000亿元，现在考虑的是争取跨地区经营、信息披露、提足准备金、上市的问题，所比较的目标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资产规模在100亿元至1000亿元的城商行的有34家，南京商业银行、杭州商业银行、西安商业银行等都是商业银行中的“富裕阶层”。他们带来的是引进外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经验，自然是意气风发。近年来有3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已经或正在进行增资扩股，还有一二十家城市商业银行准备引进外资。但是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在增资扩股中碰到了新问题，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增资扩股及时补充了资本金，另一方面新股东入主后的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已然迫在眉睫。
而历史包袱较重、不良资产较大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则自比为银行业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会上着重于呼吁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国有商业银行有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银行跨地区经营不受限制、农信社享受额外的利率浮动优惠。特别是农信社从今年开始其存款利率可上浮 30％，这使得许多地方今年上半年新增存款资金明显加速流向了农信社。
处于最底层的，是被监管当局列为处于高风险状态的22家城市商业银行，其中13家账面已经资不抵债。他们更为惴惴不安，考虑是生存、安全、可能面临退出的问题，因为这次监管当局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监管信号
在第一天的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副主席唐双宁均到场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刘明康脱稿侃侃而谈，阐述其四大监管理念、四个监管目标和六条良好的监管标准。他尤其强调监管部门的目标是维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而股东的利益并不需要监管部门的特殊保护。这是和国际惯例接轨的理念。因为一则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的话，股东利益也自然受到保护，二则监管部门对股东的“不保护”会促使股东更好参与、监督商业银行审慎的经营。刘明康还说“办银行，切忌浮躁”，并提出要增加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给银行创造亿万“编外监管者”。种种观点，均令与会者耳目一新。
最令与会者震动的是，刘明康说到，如果银行经营不好，每况愈下，不会等到资不抵债，就要请其经营者“早点滚蛋”。这句话明确表明监管部门正在考虑市场退出机制，对劣质银行不再姑息。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有内部文件写明，对城市商业银行不会采取关闭措施。这个文件给当时的各城市商业银行服下一枚“定心丸”。刘明康的讲话显然是对过去这一文件精神的颠覆，这令在场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行长们悚然心惊。虽然监管部门的这一表态距具体执行尚远，但毕竟给出了一个严厉和必要的信号。
在去年的论坛上，当时的中国银行人民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曾为民营资本、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设定入股上限。这一表态曾被看做是监管部门正式打开了社会资本入股银行的大门。一年后的现在，商业银行和监管者对增资扩股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是否继续引入民营资本？增资扩股后谁来控股？如何应对社会资本迂回取得商业银行控股权？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完善？种种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
负责城市商业银行监管的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南京明，在闭幕式上对增资扩股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监管意见：城市商业银行应坚持股权多元化、分散化的原则，银监会将严格增资扩股的审查工作，新入股的股东必须披露其关联企业及入股其它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对于入股企业隐瞒关联关系的，银监会一旦查实，将责令其转让股权、禁止其再次投资参股城市商业银行。
“车马之争”
论坛开始的第一天，应银监会的要求，大会主办者邀请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家蓝德彰发表演讲。蓝德彰曾执掌JP摩根北京代表处，现在同时也是上海银行、南京商业银行的外部董事。这位纯正的美国人以一口流利的中文作了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如何作好一个董事、对监管的建议等内容的演讲，十分引人入胜，会后就被各地行长们团团围住。但他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却遭到了在场所有商业银行行长的一致反对。蓝德彰说，现在中国所有银行都在谋求快速地增长，认为不抓住发展的机会就会永远是小银行，以为会失去竞争力。他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本末倒置，是车在前头马在后头。
蓝德彰认为，银行资产的增长、存款的增长是最容易的经营目标，但资本金的增长却并不容易。由于中国银行业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刚刚全面推行，银行的成本核算体系十分粗放，利率尚未市场化，因此银行缺乏最起码的对风险定价的能力，对风险资产的定价存在系统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行长以资产规模的增长为目标是不良的经营方式，只会不断复制错误，使银行内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银行应根据资本金的大小来确定资产规模，董事会的作用是确保车和马的关系正确匹配，对于银行发展的速度应当谨慎，应把资本的增长放在首位。
蓝德彰所言，是西方银行业最为主流的、审慎的银行经营的观点。但是，在接下来的论坛上，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行长都就“车马论”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即使是蓝德彰担任董事、城商行里最早引进外资的上海银行行长傅建华也表示，自己一直在和蓝德彰在此问题上“论战”不休。傅承认蓝的“车马论”是基本原理，但是，如果没有资产规模的扩大，哪里有上海银行的今天？
温州商业银行的代表则认为，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发展是硬道理”，一定是先做大规模，“车在前、马在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作调整，如治理结构、车马顺序等。更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认为，在中国，资本金是否充足根本不会影响银行的正常经营。言下之意，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誉为后盾，城市商业银行也有地方政府信用作后盾，仿佛高枕无忧。
这场论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让人意识到城商行发展的“初级阶段”还远未结束。